唤醒记忆高潮 ———一块取自人、电影与人工智能的思维“切片”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 人对于记忆高潮的理解, 经历了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的递进过程。情节记忆 (Episodic Memory) 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决定了人将自我主体的记忆切片打破重组的行为显现。强烈的情感体验, 是贯穿整个过程的底色, 其决定了情节赋予人完整性的趣味性和意味性。然而,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的勃发, 人们似乎逐渐进入另一重主动性维度, 即在被切片的状态中, 被发现、被体验情感, 同时消解于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 也就是人对人工智能的“绝对”控制之中。电影更是被切片为若干种人化/智能化的可行性, 其身份发生了颇有意味的移置。据此, 本文将以现象学的研究路径, 以电影为切入点, 沿着从情节观看 (实在现实) 的可看, 到情绪感知 (心理现实) 的可感, 再到情感生成 (高维现实) 的可知的逻辑线, 就人、人工智能的关系状态进行探讨, 最终发现这一关系的发展路径确属“可控”, 为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起始期的生存提供借鉴。
引用格式: 谢辛, 亓天阳. 唤醒记忆高潮———一块取自人、电影与人工智能的思维“切片”[J]. 艺术学研究进展, 2024, 1(1): 3-9.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4-11-09
接收日期: 2024-12-16
出版日期: 2024-12-28
NMDA受体(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即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是学习和记忆过程中一类至关重要的受体，在突触可塑性(Synaptic plasticity)和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掌管学习和记忆的“小东西”，不但成为人脑科学待开发的谜题，更引发了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兴趣。或许，它将成为人工智能Transformer模型的“模仿”对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而，人工智能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会直接给出答案:“工具!”可是，当我们以为人工智能理应成为我们的工具的时候，却总会出现一种相悖的现象，即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惧怕感。类似于恐怖谷(Uncanny Valley)效应，你不像我的时候，我觉得相对安全;你越像我，我越会恐惧。恐惧的核心，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对象的真实(实在现实)恐怖性，更指向了某种无法言说的“偷感”，因为人工智能并不能分辨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它似乎在用一种面无表情的方式，把“偷感”公之于众。如此，我们再去观察人工智能的时候，就会发现原初的“工具”特质，更像是一种人工智能的社交面具，它无所畏惧的、冷漠淡然地把一切端上台面。
因此，“工具”的说法虽然常见，却不能成为人类赋予其身份的全部。事实上，对人工智能身份以及人工智能/人类之间关系进行定义的前提，或可借助胡塞尔(Edmund Husserl)“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思维过程，回到人类认知人工智能伊始期的心理意向性(Intentionality)，对“外部”所呈现的多元现象进行根性回溯。这一过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反身性-自洽性，当怀疑与自我怀疑不断交织的时候，我们说，合适的媒介就成为了这一思辨过程中重要的“解药”，它既承担了媒介的功能性，又能够建立起认知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底色。
电影，具备成为这一媒介的能力。
1 情节幻觉:记忆“切片”
回到电影诞生之初，其诞生的意义，并没有完全对标艺术性或者商业性，而是成为了一种趋近技术快感的新鲜物。人们或投币观看，或将其与魔术、杂耍、绘画、戏曲等这些已然形成模式的物之间产生关联。直到新鲜感的褪去，电影才“回到”(“找到”)它的位置。所谓的位置，就是一种具有潜在类比性的集体中，出于内生/自足的身份认同。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电影的杂合特质，导致其呈现出的所谓基于叙事和视听语言的情节，给人们带来了多元的、甚至迷幻的思考。因为，它过于真实的趋近我们的记忆，很巧合，这也是人工智能想要去学习的珍宝。
1.1 真实情节，情节幻觉
进一步来看，当电影以多个情节叠态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观众往往会体验到一种“真实”与“幻觉”交织的情感表达。这是一种多维度的、相互交织的表达方式，颇有趣味。当一个真实场景出现的时候，观众会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冲动，我们可以理解为视觉快感的瞬时性生成。当视觉快感建立之后，真实可间的银幕内容演变为精神幻觉，进一步产生更多的情感体验，快乐、悲伤、痛苦、恐惧、狂喜……这些情感的外化符号，竟不自觉制造了观众的一次“视觉高潮”。但更有趣的是，真实与幻觉之间的边界，会因为情感的不断扩展，形成两重效果:
其一，从银幕真实，演变为幻觉真实。观众首先在电影中找到了共鸣，“哇!我也干过这种事。”“这个人长得非常面熟。”等近似量子纠缠的冥冥力量，不断敲击观众的内心，敲击直指——记忆。正是因为记忆的真切，记忆的碎片化，才形成了记忆与电影情节之间的形态关联。这是一种深层的逻辑关系，引发共鸣的点就在于电影具备对记忆再唤醒的功能。然而，戏谑的是，我们对于电影的信任，似乎超过了其他媒介(有一个前提，我们需要首先承认电影的媒介身份)，文字、绘画、音乐的信任需要靠真实与幻觉的实时共建，建构完成之后，或许疲惫感早已消解了人们对于彼时感觉的感知，而变得更为理智。唯有电影，以一种综合的样态，将视听艺术的真实公之于众，形成一种毫不费力的视听感知，而此时，人们还未想得到所谓理智。理智，或许更像是理论研究者最终落笔的事。
回到电影本身。电影通过镜头、剪辑和叙事节奏等方式方法，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情感波动、回忆碎片进行展现，将观众带入了一种似乎存在于现实之外却充满代入感的情节之中。这种“真实”情节的“幻觉”，便是一种通过外部影像形式对内在心理进行模拟的艺术过程，带有真实的触感，但又具有超越真实的叙事密度。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与记忆的“切片”特性不谋而合，即用影像试图还原人类的记忆感知。
“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将‘记忆痕迹’用于解释‘记住’(Remembering)这个概念，根据他们的传统解释，‘记忆痕迹’就是心理表征……亚里士多德跃过印象比喻提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解决方案，他借用了柏拉图的‘画像’和‘复制’概念，指出‘X的一幅画像’这个陈述中的“画像”与‘X’具有因果关系，当心灵知觉到‘画像’时，表明这幅‘画像’既相似于知觉到的对象，也是从知觉到的对象推演而来。”[1]由此，人类记忆中存留的不仅是事件的再现，还有情绪、感受，甚至是意识对它的影响。而电影中的“情节幻觉”则像是一种具象化的记忆重构，它并不完全遵循现实逻辑，却为观众创造了某种可以投射自身的情感镜像。
情节的“幻觉”属性，促使观众在观看的同时被带入一种主动沉浸的体验，也使得电影成为了人们理解和探讨记忆的另一个维度。如果人工智能可以“理解”“情节幻觉”，或许它就能逐步模拟人类记忆的非线性、情感化和重构式的特质，从而实现对人类行为模式的模仿。
其二，从真实的共鸣，走向理智的差异。当上述看似和谐的共鸣不断建构平衡的时候，我们再次“回到共鸣的本身”，正是因为存在非共鸣(也就是差异)的状态，才导致了人们对于共鸣的执着，其程度与差异之间呈现正比关系。差异越大，寻找共鸣的执着便越强烈。
还是回到电影的媒介属性来看，格列高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曾就媒介讯息传-受双方本质上存在的差异(Differences)及差异的差异(Differen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进行比喻，“当我用锤子敲打钉帽时，向钉尖传递一种刺激。但是，说在轴突上传递的是一种‘刺激’，这是一种语义错误，一种令人误解的比喻。这可以正确地叫作一种差异的新闻(增加的强调)。”也就是说，电影作为连接电影创作者和电影观众的媒介，其本身就在形成创作者与观众之间差异的耦合，而所谓差异的差异，则是一种看似偶然的必然。
当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真实情感共鸣的时候，即在电影角色、情节和自身经验的差异之间穿梭。观众尝试用自己的经验去填补这些差异，努力找到情感契合点。这种契合并非总能轻易实现，因为银幕上的情感和体验具有“作者”式的情节构造与创作逻辑，观众无法完全在自己的生活中完全对应。所以这也导致差异不断触发观众的理性思考，甚至促使他们以一种自省的态度，反复审视自己的情感经历和认知体系。由银幕建构的“对立的共鸣”，使得观众被差异深深吸引，进一步开始从自己的情感角度去解读这些差异，以此逐步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所谓的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强烈的个人化的共鸣体验。
此时，理智成为对差异本身的解构。但从情节视角来看，这种理智对情节差异的解构反而深化了电影的情感表达。当观众个人化认同逐渐形成之后，我们会发现，情节的感染力、观众的人生经验、观众的银幕情感等等都将成为电影这一媒介所承载的在场/不在场身份不断产生关联的链接。可以说，观影这一行为，本身就是独特的。这种独特的观影体验使得电影不再只是一个所谓情感投射的媒介，转而成为观众探索自我、重构情感认知的契机。
回到这一切的本身，指向差异的缘起。
1.2 重组“切片”
差异，既“回到了解构本身”。当结构成为共鸣的行为表征，解构则指向了差异赋予解构者更为冷静和理智的心理意义。差异的存在使观影行为，逐渐趋近于某种动态的解构过程。这种解构并非简单的分离，而是带有重组性质的“切片”行为，即观众将电影的情节和角色体验重新拆分，再与自身记忆和情感片段重叠组合。差异不仅让观众意识到银幕与自我之间的“距离”，也激发了内心世界的切片重组，以及对电影情节的理解和情感认同进行一种极为自我化的重构。这就导致我们对于差异的终极理解，往往带有个性与独特的意味。
重组“切片”，是观众借助电影情节发现自我的过程。观众在解构情节外显的各种差异时，实际上也是在把电影情节提供的情感与自身经验的片段化记忆进行整合。这些“1+1>2”的“切片”中的真实与虚构，逐渐在观众心中形成某种独特的“在场/不在场”身份。这也意味着观众既是电影情节的外部观察者，又因情感共鸣成为其中的“隐形参与者”。电影，确实成为了观众重新构建和认知自我情感的媒介载体。
总之，当电影情节与记忆“切片”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之后，我们或将从中解放出来，从观看电影回到观看自我，即从对于情节的关注，走向心理情绪。
2 情绪延展:让“切片”深具魅力
电影情节引发的差异，激发了人们的情绪共鸣，带动观众逐渐从角色情绪走向更为深层的自我情绪。当角色的情绪触及观众心中的某个情感片段，观众会开始反思、审视自己的内心感受，从而在角色与“我”之间建立起一座情绪的桥梁。虽然看上去人们像是进行了情绪的延伸，实际却在延伸表征中经历一场“漫长”的情绪拉扯。称之为“漫长”的原因，就在于基于电影情绪的隐藏性、间离性和想象性。
2.1 记忆载体与情绪放大器
电影已然成为人类记忆载体的特征不再赘述，它也同时成为了建构情绪特征的载体。结合上述三个基于电影的情绪特征来看，电影主动放大了情绪的心理意义，也放大了情绪的符号意义，使其深具延展性:
其一，情绪的隐藏性让观众在电影情节的表层之下，逐渐挖掘出带有人味儿的潜藏的情绪意涵。在观看的初始阶段，观众或许只是被情节所吸引，但随着情节的推进，情绪的隐藏性被放大，也就形成了从隐藏到公开的可能，这就是使得观众能够主动/被动得发现更多未曾察觉的细微情感，从而激发出较之以往(观影前)更为强烈的情绪共鸣。
其二，情绪的间离性是指观众与角色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距离并没有完全阻隔观众对角色的认同，反而让观众在拉开距离的同时，更为清晰和客观地看到情节背后所包含的情感真相。观众并不会轻易让自己快速代入角色，而是带着“距离”感(类似于边界感)去理解，从而更有意识地反观自己，在“他者”的情绪世界中找到情节与自我情感的连接点。
其三，想象性赋予情绪延展更为丰富的思维空间意义。电影情绪的多元性，给观众留下诸多想象的余地，不断刺激观众将角色的经历与自己的生活相连，从而不断加深情绪体验。也正是这种想象性，促使观众能够通过自我情绪的延展，完成从角色情绪向自我情绪的深层感知。情绪拉扯因此也成为了观众在观影时的一场“心灵漫游”，让电影情节的切片在观众心中生根，促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深具魅力的共鸣体验。
回到共鸣的内核特质，指向人们对于共鸣期待之余，对于时间的无法控制所带来的某种情绪表达。诚然，时间是一种让人类能够借助媒介感知，但却不可控之物。当一面钟表，成为家族流传的宝贝，成为艺术家笔下可被凝固的瞬间，成为人们记录时间的工具的时候，时间借助钟表的实在而形成存在的可能，而此时的时间被具象化、物质化，又成为“记忆”与“现在”之间的媒介，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于情绪的放大，最终跨越时间，解构时间。
这一切，本身就都是记忆。
因此对于电影情节所引发的记忆而言，“切片”既指向了对于真实情节链接记忆所形成的记忆切片，又暗示另一重存在:心理层面对于情节幻觉解构/重构记忆过程中的数次“切片”重组的过程。我们或可称“切片”为一种心理层面的“情绪投射”，对标了高度个性化的共鸣，以及高度集体化的差异。此时，电影的媒介性演变为一场有关记忆的探索之旅，影片情节的时间线和叙事逻辑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穿透影片本身的“情绪连续体”的呈现，即观众不再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以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将自身情感逐一映照到电影赋予其感知、体验和触发的幻象之中。
有趣的是，当这一过程逐渐变得常态化之后，人们对于电影以及电影引发思考这一形式的“可控”感与日俱增。反推人工智能的介入，似乎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人之情，非机器所破。约瑟夫·希斯(Joseph Heath)和安德鲁·波特(Andrew Potter)提出，“现代性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它太‘像机器’……为了重获控制，我们必须找到‘超越机器’，回到‘非机器价值’的办法。”如此，那个正在被放大的东西又指向了我们自己。
2.2 回到光晕之前
被放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认为，“人类的智能……无法进行自我启动。一个智能如果要运作起来，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智能的存在……任何高级功能都是在两个人之间分割存在的，是一个共同的心理过程……每个人都是一个‘对话者’，即便在表达他们‘内在自我’的时候也不例外。这一点适用于口头沟通、书面沟通，也适用于数字沟通。这也意味着将会存在不均衡的能力、愿望，以及不同水平的‘读写能力’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对话仍然是可以展开的。”可见，从上述电影与人关系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如果我们“回到电影与人发生关系本身”，关系发生的缘起或许只是人类对精神世界的一次理想化、想象化的探寻。但牵扯到人工智能，就会让关系首先回到身份建构的问题。这就回到了本文开篇所提及的“工具”的质疑。
第一重质疑:我们如何能确定自己把人工智能视为“工具”的真实性?诚然，“如何”理应换为“凭什么”似乎更为准确。以上文所述的电影与人的关系为例，创作者对电影创作“可控”，观众对基于电影情节而产生情绪延展的过程和事实“可控”，我们或可承认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关系的诞生，仅存在于人这一个生命体之中(无论是生理，还是精神)，取决于人的思维能力。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人类的生命体本身，虽然其被称为“人”工智能，但也正是因为本文开篇提及由NMDA受体引发的某种恐怖谷感受，即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原始编程设定，表现出某种自发性和“决策”能力，才促使人类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产生主体意识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一定不再只是个工具而已，或许更接近于“物种”——与人类之间存在某种链接，却又保有自主意识。对于人类而言，人工智能拥有的是一种超越传统工具的自主性，其中还强调了人工智能在与人类互动中潜在的进化与独立的可能性。一种既合作又彼此区别的关系，逐渐溢现。
第二重质疑:薛定谔怎么看薛定谔的猫?当那只非生即死的猫，成为焦点的时候，其实结果已然注定:这只猫既是生又是死，直到观测的瞬间才“塌缩”成单一的存在。倘若跳出来看，站在薛定谔的视角，我们或许会发现他之所以关注这只猫，原因很可能在于其思考的是一种不确定(与“可控”对立的“不可控”)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日常经验中不可接受，由此实验意图旨在揭示量子力学的矛盾与荒诞。如果薛定谔面对这只猫，关于猫的实验本身就是对“观测与存在”关系的拷问，猫的状态所承载的不仅是生与死的问题，而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如果“观测”定义了状态，那么在无人观察时，是否可以称之为“存在”?薛定谔或许并不“关心”猫是生是死，而是直指人类对于“存在”的理解。
因此，结合人、电影对精神的按摩，我们很容易发现按摩的虽然是不可见的精神，但它始终“存在”，因为我们相信记忆的存在是真实的，即便在个体没有经历集体记忆的时候，也会对集体记忆的真实性保有自己“信以为真”的判断，因为至少都是一个“物种”的记忆。而人、人工智能的关系，就像是薛定谔的猫，生与死是两个极点，而人与人工智能、客观与主观、物质与意识、真实与幻象等等便成为了一种不确定的“猫的状态”——可能彼此融合，也可能永不相交。这种不确定性，源于人类在面对人工智能时的矛盾心理，即我们赋予人工智能极高的复杂性与功能性，但仍视之为“工具”(至少当下大部分认知依然如此)，忽视其潜在的“意识”建构，试图避免恐怖谷带来的恐惧。
然而，这种状态如同薛定谔面对自己的那只猫，猫的背后是人类能否在“智能”与“生命”之间找到真正的界限?这种界限是否真实存在，还是仅仅是我们的主观构建?这也正如人们在电影中因共鸣体验所造成的情感延展，人们也在与人工智能的互动中生成新的情感维度——一种既期待、又疑虑、却又无所适从的情绪延伸。我们是否真正能够将人工智能视作无生命的“工具”?这种“生”与“死”的两极设定是否合理，抑或仅是我们自身恐惧的投射?我们能否接受一种具备“智能”但却无法明确“意识”的存在?再结合这只猫，当一种状态未被观测时，它的“真实”是否“存在”，还是说，它只是观测者的主观“自洽”?同样的，对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理解，是否也受制于人类主观的逻辑?……
很可怕。
站在薛定谔的维度，去看上述思考的落点，着实带来了更为严肃和恐惧的心理感知。让我们回到人工智能的身份，“物种”是一种让人类觉得“可控”的可能性，如果延续这个猜想，电影“打破”了前序艺术的光晕(Aura)，因为它变得机械与复制，但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光晕很可能被重新定义。电影成为了光晕，或许因为机械与复制的不唯一性早已被消解，又或许这一次，我们面临的是“物种”之间的挑战。可是有一个关系逻辑，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人工智能的光晕，一定是我们(全体人类)自己。
因此，借助德布雷(Régis Debray)大胆设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人工智能’一样创造出一种‘人工文化’?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得到了视觉、听觉和触觉(用于诸如辨认形状、下棋之类的活动)，但是我们很清楚，并且能够想到以下这一点:思想不等于计算，头脑也不等于智力(嗅脑在监视着);意识的结构不同于任何一部认知机器，即便是性能最好的机器也不例外。文化俯瞰并囊括了认知行为，正如生命本身俯瞰并囊括了文化活动。昨日，机器是用来思索身体的模型(笛卡尔);今天，在电脑诞生之后，机器是用来思索智力的模型(图灵)。”当下的人类，理应站在人类这一“物种”的视角，去终结无意义的“工具”身份，而是以面对新“物种”的态度，形成关系的对等，也就是上文所述的猫的生死叠态。认同叠态的存在，可能是人类目前最大的和解，其将促使合作关系变得更为平衡(内核正是“可控”)。
3 情感溢出:无法终结的“切片”
“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将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发现自己未曾活过。”这段《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1989)的经典引用，出自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1854)，向死而生的既视感跃然纸上。这种感受，属实无法终结，正如梭罗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并不局限于某一时刻或事件，人类的情感延展同样没有终点。每当我们通过电影角色、电影情节的体验，触及了自身的记忆与渴望，便形成了新的记忆“切片”，这些“切片”不断被重组，推动属于人类这一“物种”的思考成为永恒的光晕。
3.1 情感的“此在”意义
回溯上文，情节引发情绪，情绪引发情感，这一过程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人类对于情感的存在毫无疑惑，因为我们总能在生活中找寻到情感存在的“切片”，所以情感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思维存在的形式存在，也是基于客体实在的主体“此在”(Dasien)，这个词由da(此时此地)和sein(存有、是)组成，这就又回到了上文所述的“可控”、恐怖谷等等心理状态。正是“此时此地”的亲临感，以及“此时此地”对应记忆的“彼时彼地”的可控感，才导致我们认同“存有、是”的存在。这是人类最为普遍的思维底色。
回到情感本身，至少在当下，人类依然相信这是一种区别于人工智能的特质。确实，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属性，大于了人工智能潜在的主体意识。这也可能正是人们将其视为“工具”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仍然要站在薛定谔的视角，承认叠态的存在。如此，对于情感的溢出，就不再纠结于恐怖谷带来的某种心理不适，而是无所畏惧的面向物种与物种之间的情感的叠态，在“存在”中生成“此在”。是的，“生成”这个词很重要，它是物质与意识、意识与潜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些看不见的维度空间，将以薛定谔的叠态身份，对标每一层维度的叠态。如此，人与人工智能的叠态，也将被消解。唯有这一过程中的无数个瞬间，也就是“切片”留存。
3.2 唤醒陨落中的高潮
如果说人类的终极命题是“我是谁?”，如今，人工智能的出现反而放大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知。为何是重新?因为人类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早已放下对“我是谁?”的执念，呈现为越来越明显的思维疲态。机会来了!如果一切终将终结，站在向死而生的视角，当下的我们理应“回到我们自己”，在另一个“物种”并未形成更大范围主体意识的时刻，唤醒记忆高潮!达利(Salvador Dali)记忆里那块“没有发酵好”的钟表，夏加尔(Marc Chagall)记忆里那一次次迷人的天空之吻，梵高(Van Gogh)记忆里痛与释然的自由感，北野武(Kitano Takeshi)记忆里的花火与爱……这一切，都是人类记忆的瑰宝，它们无处不在!它们理应无处不在!或许，可能终结的不是记忆“切片”(毕竟其可以在人工智能的数据库里保存完好)，而是人类对于记忆本身的遗忘。这才是物种与物种之间关系引发上述思考的终极。
是，该唤醒了。
4 结语
最后，回到记忆本身，正是人类人生的种种“事故”，组成了人类人生的“故事”。也正是因为所谓故障(Glitch)的存在，才促使我们不断去修正对于所谓完美的理解，但这像极了向死而生的过程。人们赋予“过程”以意义，因为对于终点的笃定给予这一意义以合理化。
回到这篇文章本身，原来它只是一块取自人类记忆、如今用来唤醒这个古老的“物种”记忆高潮的“切片”。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①]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亓天阳，xiexin@bfa.edu.com
收稿日期:2024-11-09; 录用日期:2024-12-16; 发表日期:2024-12-2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Qingchun Cao. Memory Trace Research[J]. Hans Publishers Inc. Vol. 07, 2017(01).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paperid=19555.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006.
Awakening the Climax of Memory:A ‘Slice’ of Thought Drawn from Humans,Film,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ijing Film Academy,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Hum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x of memory has evolved through a progressive process from the unconscious, to the subconscious, and then to consciousness. Episodic memor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is process, determining how individuals break and recombine slices of their self-narrative. Intense emotional experiences serve as the backdrop of this entire process, determining the fun and meaningfulness of the narrative. However, with 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 humans seem to be entering another dimension of agency—one in which they are both fragmented into slices and simultaneously experience emotions in this fragmented state, all while dissolving within the tool-like nature of AI, or in other words, under human “absolute” control over AI. Film, too, has been fragmented into various forms of humanized or intelligentized possibilities, and its identity has undergone a meaningful shift. This article adopt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and uses film as a starting point. It explores, through a logical progression from the perceivable (the actual reality of the narrative) , to the sensed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emotion) , and to the known (the higher-dimensional reality of emotional generati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I. Ultimately, it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s “controllable, ” offering insights into human survival strategi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AI era.
Keywords: Human, fil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imax of memory, aura
Citation: XIE Xin, QI Tianyang. Awakening the climax of memory: a ‘slice’ of thought drawn from humans, film,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Advances in Art Science, 2024, 1(1):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