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艺术与“晚期风格”-安迪·沃霍尔晚期绘画作品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 100105)
摘要: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艺术转向, 标志着他对传统波普艺术的显著背离。尽管沃霍尔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氧化画” (Oxidation) 和“阴影” (Shadows) 系列在当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但其不仅对80年代艺术界产生了影响, 也至今仍启发着当代艺术的创作。本文以安迪·沃霍尔晚期绘画实践 (1978-1987) 为对象, 探讨应该如何看待沃霍尔艺术生涯后期的创作。基于学术界对沃霍尔晚期作品关注相对不足的现状, 本文希望通过引入“晚期风格” (Late Style) 的概念, 更为深入地理解沃霍尔晚期的艺术追求, 并试图论证, 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艺术家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质疑, 也构成了对艺术史“风格”再次书写的深刻挑战。
关键词: 安迪·沃霍尔, 波普艺术, 晚期风格, 氧化画, 阴影
引用格式: 王芳菲菲. 波普艺术与“晚期风格”———安迪·沃霍尔晚期绘画作品研究[J]. 艺术学研究进展, 2025, 2(1): 106-114.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5-02-10
接收日期: 2025-02-20
出版日期: 2025-03-28
2024年3月25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悠悠长影”在高古轩香港画廊开展，此次展览由曾任职于匹兹堡安迪·沃霍尔博物馆的洁西卡·贝克(Jessica Beck)为画廊筹划，同场展出与他同代和新生代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包括德里克·亚当斯(Derrick Adams)、尚-米榭·巴斯奇亚(Jean-Michel Basquiat)、乌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南·戈尔丁(Nan Goldin)、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等，展现了当代艺术家是如何受到沃霍尔作品的启发进行思考和创作，并在此基础上超越了传统“波普艺术”的界限。尽管香港高古轩画廊承办的展览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但其依然是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及其影响的研究性呈现，沃霍尔的遗产不仅在学术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且在艺术市场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和影响力。
安迪·沃霍尔作为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至今仍在不断地被重新评价和解读。尽管学术界多聚焦于其早期与代表作品，但沃霍尔晚期(1978年之后至沃霍尔去世前)的艺术探索同样重要，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安迪·沃霍尔转变了自己创作的风格，这些沃霍尔晚期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沃霍尔艺术实践的多样性和深度，而且同样对当代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对沃霍尔晚期作品的探讨是必要的，这一探讨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沃霍尔的艺术实践及其对当代艺术产生的持续影响。
从20 世纪70年代到沃霍尔逝世，评论界对沃霍尔艺术的观点可以用“后垮掉的沃霍尔(post-lapsarian Warhol)”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沃霍尔一直是平庸和坏名声的代名词[1]。他的晚期绘画作品常被忽视或排斥，遭到误解或面临争议，导致其缺乏严肃的整体性研究。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沃霍尔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仍然存在部分问题:可以看到，一方面，学界倾向于延伸沃霍尔的作品以迎合各种后现代阵营的需要，过度关注沃霍尔在20世纪60年代作品的重复手法，导致了对于这位艺术家生涯的学术研究的失衡;另一方面，围绕沃霍尔晚期作品的研究，学术界亦过多聚焦于沃霍尔晚期与代表作品的对比，对沃霍尔的晚期艺术实践大多持否定态度，研究角度并不全面。
在对沃霍尔晚期作品的研究中，以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为代表的十月学派承袭了结构主义符号学与艺术史形式分析的传统。十月学派聚焦于沃霍尔创作中的机械复制技术(如丝网印刷的标准化生产)与物质性溢出(如《氧化画》中尿液与铜板的化学反应)，试图通过“反形式”(Anti-Form)的实践解构现代主义对“作者性”与“审美纯粹性”的崇拜。克劳斯基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哲学遗产提出“无形式”(Informe)概念，将其界定为一种消解形式等级制、瓦解意义稳定性的操作策略。然而，这一分析范式仍受限于形式与反形式的二元对立，未能触及作品与社会异化的深层关联。
在此背景下，若尝试以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概念重审沃霍尔1970年代后的创作，或可提供新的理论路径。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中，通过对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哲学阐释，发展出‘晚期风格’概念，并将其系统化地锚定于文化工业批判的框架。阿多诺认为，“晚期风格”并非单纯的形式演变，而是艺术家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对“同一性逻辑”(Identitätslogik)的否定性回应。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形式的不和谐性(如结构断裂、碎片化)、主题的未完成性(拒绝闭合意义系统)，以及对启蒙理性异化的批判性表征。这种“风格”被定义为一种辩证实践，其方法论深植于社会学与哲学的交叉领域，旨在揭示艺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构关系。
然而，波普艺术本身即显示出与“风格”概念的深刻矛盾性。作为后现代艺术的重要标志，波普艺术以对形式创新与原创手法的放弃，构成对现代主义美学的反思与超越。在此语境下，“风格”或形式问题已被“反风格”或“无形式”策略所取代。由此产生了一个核心问题:波普艺术是否存在“晚期风格”?或者说，作为波普艺术代表的沃霍尔，其晚期作品是否仍可被某种“风格”范畴所概括?进一步而言，沃霍尔的晚期创作能否为波普艺术史的书写提供新的反思维度?在这一框架内，波普艺术的“反风格”特征可能与阿多诺的“否定性风格”进行一种隐秘的对话，进而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一种超越形式主义二元对立的动态阐释视角。
1 沃霍尔的晚期作品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末安迪·沃霍尔会转变创作风格?沃霍尔自己并没有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作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波普艺术的代表，沃霍尔的创作被广泛认为是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抽象艺术的反抗，但从1978年开始，沃霍尔又创作了一系列接近抽象艺术表达的作品，其中包括“氧化画”(Oxidation)和“阴影”(Shadows，1978—1979)系列等。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沃霍尔告别了标志性的波普艺术风格，其满怀热情地回归绘画，以惊人的规模进行创作。”[1]在1976年的作品《美国印第安人(罗素·米恩斯)》(The American Indian[Russell Means] )中，沃霍尔通过丝网印刷制作美国印第安人运动领袖罗素·米恩斯的肖像，戏剧性地将自己的手部动作融入艺术创作之中。沃霍尔有意识地模糊了画家手部动作与机械复制之间的界限，同样的方法也体现在他同年创作的《锤子和镰刀》(Hammer and Sickle)中。“氧化画”系列则始于1977年，沃霍尔在铜板上利用尿液腐蚀漆面形成斑驳的图案。罗莎琳·克劳斯认为，这一系列以戏谑的方式借鉴了色域绘画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绘画技法，标志着沃霍尔在视觉语言上的显著转变，也预示了他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尝试和探索。在之后的“阴影”系列中，沃霍尔通过使用海绵拖把进行彩色区域的丝网印刷，使得彩色的背景色块保留了印刷过程中产生的纹路。在1978年之后的其他丝网印刷作品中，沃霍尔似乎延续了类似的创作手法，通过引入手工痕迹或独特的印刷过程，使得原本以大批量复制为特征的丝网印刷作品呈现出某种不可复制的特质。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他早期波普艺术中对机械复制和大众文化的强调，也体现了他晚期艺术创作中基于自身个体性的探索。
在沃霍尔的艺术实践中，绘画性特征的转变并不仅限于其晚期创作的“氧化画”系列或“阴影”系列等作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其艺术生涯盛期(通常指1960年代沃霍尔以波普艺术闻名的阶段)，沃霍尔的部分作品中已隐约可见对传统绘画语言的微妙回应。例如，在1960年代早期的《玛丽莲·梦露》系列丝网印刷作品中，沃霍尔虽然延续了机械复制的视觉逻辑，但手工上色时的色彩溢出、丝网错版痕迹，以及颜料叠加形成的偶然肌理，均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图像的绝对标准化。这种对“不完美”的保留，或可视为其创作中潜藏的绘画性的早期线索。这种贯穿沃霍尔不同创作阶段的绘画性探索，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可能的视角:其晚期艺术创作语言的转变并非仅仅体现在少数作品中，而潜藏在其长期的艺术实践中。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尝试重新审视沃霍尔晚期创作的整体特征，将其视为一种与其早期实践相互关联，而非完全断裂的演变过程。这种观察方式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沃霍尔艺术实践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同时也为探讨其“晚期风格”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1968年瓦莱里·索拉尼斯(Valerie Solanis)的枪击事件标志着两种生产方式和生产地点之间的界限，也标志着一种系统化的劳动分工取代了之前的手工生产方式。”[2]安妮特·米切尔森(Annette Michelson)认为，沃霍尔在1968年遭遇枪击后，其艺术实践特征发生了某种转变。她指出，相较于1960年代作为波普艺术家的身份，沃霍尔在这一时期似乎更多地转向了某种“商业艺术家”的角色，其参与范围可能更多地集中于作品的财政运作与宣传推广等方面。但实际上，沃霍尔在1968年之后依然展现出了高度的创作热情，并不断地创作出大量的艺术作品。不过，与1960年代在美国本土广受关注的情况不同，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创作的许多绘画系列主要在欧洲展出，而在美国却较少受到关注或宣传。直到他去世后，随着对其艺术生涯的全面回顾与档案整理，这些晚期作品才逐渐被重新发掘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实际上，1977年至1978年间，沃霍尔的“氧化画”及“阴影”系列的创作标志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节点，这一阶段或许可以被视为其职业生涯的某种分水岭。与1960年代初期创作出第一批波普艺术作品的时刻以及1968年枪击事件后的转变相比，沃霍尔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3]。
2 “无形式”的形式
近年来对沃霍尔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亦与沃霍尔的晚期艺术实践联系紧密。一类聚焦于身体理论，如关于安迪“同性恋”或“酷儿”身份的著作，其中有1996年出版的《波普而出:酷儿沃霍尔》(Pop Out:Queer Warhol)一书，收录了伊芙·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穆诺兹(José Esteban Muñoz)等人的批评文章[4]。第二个方向是对沃霍尔晚期作品中宗教特性的关注，如简·达格维特·迪伦伯格(Jane Daggett Dillenberger)在《安迪·沃霍尔的宗教艺术》(The Religious Art of Andy Warhol)中深入探讨了安迪·沃霍尔晚期的宗教艺术作品，包括其去世前两年创作的超过100幅基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绘画、素描和版画[5]。第三种研究视角以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和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为代表，更加注重文化研究的倾向。总体而言，相较于围绕沃霍尔的个人展览和传记资料所展开的讨论，针对他晚期作品的整体性研究仍显不足。
在分析安迪·沃霍尔晚期艺术实践转变的研究中，不同理论派别和学术角度揭示了沃霍尔的多面性，尤其是在十月学派形式分析下的抽象表现主义分析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方面。然而，每种角度在阐释沃霍尔时均存在局限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谱系中，本杰明·H·D·布赫洛(Benjamin H.D.Buchloh)与阿多诺虽然在学术路径上共同持有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态度，但在方法论和阐释维度上却展现出明显的差异。在《空白画布:关于安迪·沃霍尔晚期作品的笔记》(Drawing Blanks:Notes on Andy Warhols Late Works)一文中，布赫洛对安迪·沃霍尔晚期的艺术作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波洛克的作品体现了一种生产经济下的自我表达和身体性，而沃霍尔的“氧化画”则标志着向消费经济的转变[6]。
在沃霍尔去世两年后，布赫洛曾在其文章《安迪·沃霍尔的一维艺术:1956—1966》(Andy Warhols One-Dimensional Art:1956—1966)中提出，沃霍尔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似乎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蔑视”(elusive disdain)[7]。布赫洛认为，沃霍尔的艺术在1960年代初期达到了某种批判性的高峰，但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尤其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他的作品逐渐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冷漠或回避。基于这一视角，沃霍尔晚期的艺术实践可能被部分学者理解为一种艺术史上的回退现象，即从波普艺术对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直接介入，转向了一种更接近抽象表现主义的语言探索。然而，这种“回退”的判断本身可能隐含了社会介入性与形式自律性的二元对立预设，而未能充分考虑到沃霍尔晚期创作中潜在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另一方面，十月学派与符号学分析致力于重新建构对沃霍尔作品的解释。其中，罗莎琳·克劳斯在《晚期作品笔记》(Notes on the Index:Seventies Art in America，Part 2)一文中，直接借鉴了布赫洛的部分观点，认为沃霍尔的“氧化画”是波洛克作品中某些激进特征的体现[8]。克劳斯尝试以符号学方法分析1970年代美国艺术，并将沃霍尔的晚期抽象作品(如“氧化画”系列)置于其“反形式”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在这一语境下，沃霍尔的晚期作品对物质、媒介和身体性探索的实验性特征也得以被重新审视[9]。
以克劳斯为代表的“新形式主义”的分析路径为理解沃霍尔晚期创作的形式革新提供了可能的视角，尤其是其与抽象表现主义遗产之间潜在的复杂对话。然而，这种以形式分析为核心的阐释路径，尽管在方法论上尝试突破格林伯格以来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理论的某些局限，但其讨论仍主要围绕艺术本体论的内部逻辑展开。沃霍尔的晚期实践不仅涉及绘画语言的抽象化探索，还包括电影实验、跨界合作、商业项目等多媒介创作，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其晚期艺术身份的复杂面向。例如，“氧化画”中对材料物质性的实验，可能不仅是对形式语言的革新，也隐含了对身体、死亡等主题的持续关注;而其商业项目与艺术创作的交织，则进一步模糊了艺术与消费文化的边界。这些多层次的实践或许难以被单一的形式主义分析框架所涵盖，但也提示我们需要结合更多元的研究视角，以更全面地理解沃霍尔的晚期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形式主义与“风格”探讨始终是艺术批评与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尤其在新形式主义与当代艺术批评的语境中，二者常被结合用以分析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与风格演变之间的动态关系。克劳斯从“无形式”到“反风格”(Anti-style)的理论推进，试图重新定义当代艺术的语言逻辑，认为当代艺术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风格模式，而是应当自由地反叛、解构和重组艺术语言。然而，克劳斯的理论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未能完全解决艺术风格与历史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也未能为这些流派与现代艺术的历史延续和转变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框架。此外，克劳斯也未能充分讨论如何跨越传统艺术史对“风格”与“形式”的单一化理解，尤其在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的转变过程中，“风格”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仍未得到充分整合。
这种以风格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在面对以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时，确实面临解释力的困境。同样，若仅以风格断裂的视角审视沃霍尔的创作，可能难以充分解释其晚期作品的复杂意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布赫洛虽将沃霍尔晚期创作置于文化工业批判的语境中，却因预设社会介入性与形式自律性的二元对立而面临理论解释的难题。但正是在此理论裂隙中，阿多诺的“晚期风格”概念显现出补充性价值。
尽管以克劳斯为代表的“十月学派”及以本杰明·布赫洛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但如何将具体的艺术史分析方法与历史语境更紧密地结合，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3 作为概念的“晚期风格”
以风格学为基础的艺术史书写，以瓦萨里(Giorgio Vasari)、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等人为代表，展现了以风格变化作为历史分期依据的研究传统;在艺术史方法论的角度，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则以形式分析为核心，揭示了形式要素与风格演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布林克曼(Svend Brinkmann)则从具体的造型艺术家晚期作品出发，尝试揭示一种晚期风格的普遍规律，其分析方法与沃尔夫林有相通之处，即通过形式特征的比较来揭示风格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发展路径[10]。
随着现代艺术的兴起，风格问题超越了传统形式分析的范畴，开始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交叉。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距离美学”中，将“风格”与现代性危机和个体的审美体验联系起来，认为“风格”是一种回应现代社会断裂与疏离的手段。在这一语境下，风格不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分类标签，而是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文化策略。
这种对“风格”的社会学阐释，为西奥多·阿多诺的“晚期风格”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阿多诺在《贝多芬:晚期风格哲学》(Beethoven:The Philosophy of Music)等文本中，通过分析艺术家晚年作品的“非和谐性”，提出“晚期风格”并非成熟期风格的完满延续，而是表现为一种对既定形式法则的拒绝、对历史矛盾不妥协的暴露[11]。阿多诺受齐美尔对现代性疏离洞察的影响，并将其理论进一步推进:晚期风格的“破碎性”并非单纯的美学选择，而是艺术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异化的批判性回应。阿多诺从理论的层面重新定义了“晚期风格”的概念，他指出，晚期风格不仅是艺术家生命阶段的结果，更是艺术在面对历史和社会危机时的一种自反性表达，这种表达常常体现为形式的破裂与不协调，拒绝传统和谐的美学原则，转而揭示现代社会内在的紧张与矛盾。
在《论晚期风格》一书中，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对“晚期风格”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即更为关注艺术家如何在晚年抗拒社会与文化的限制。萨义德认为，艺术家的晚期作品不仅是其个人的内心表现，更是一种反抗文化和政治压迫的姿态[12]。萨义德对“晚期风格”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和音乐，还扩展到了视觉艺术领域，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以理解艺术家生命晚期的作品。
关于晚期作品的研究，在音乐、文学与艺术领域已形成了较为丰厚的学术积淀，体现为大量的专题研究、学术会议与主题性展览。然而，相较于音乐与文学领域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如阿多诺对贝多芬晚期风格的哲学阐释，或萨义德对文学“晚期风格”的跨文化讨论)，视觉艺术领域的晚期作品研究仍存在不足。当前研究多聚焦于艺术史上已被经典化的个案(如贝尼尼的晚期雕塑、提香的“黑色绘画”或戈雅的“黑色时期”)这种聚焦于经典案例的研究取向，虽有助于深化对个体创作脉络的剖析，却可能将“晚期风格”窄化为个别天才的专属特征，而非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艺术史方法论范畴。其次，视觉艺术领域的晚期风格研究仍缺乏自主的方法论框架，多依附于文学与音乐领域移植的理论模型。这种理论依赖虽能提供启发性的分析工具，却可能导致视觉艺术特有的媒介属性被简化为文本化隐喻。因此，作为概念的“晚期风格”在当代视觉艺术研究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潜力。
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对消费主义和文化工业持批判态度。从这一理论出发，沃霍尔早期波普艺术中的《坎贝尔汤罐头》《玛丽莲·梦露》等系列作品，似乎正是阿多诺批判的典型对象——通过机械复制和符号化语言揭示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化本质。然而，当我们从“晚期风格”的视角重新审视沃霍尔的晚期作品，却可以发现一种意外的契合。晚期风格所强调的矛盾性、破裂性以及艺术家对创作终结的自我反思，或许可以有效揭示沃霍尔晚期作品中的深层内涵。例如，“氧化画”和“阴影”系列作品虽然延续了波普艺术的符号化语言，但表现出与其早期创作截然不同的特点。这些作品不再局限于消费主义符号的简单反映，而是通过材料的偶然性、身体的直接参与，以及对生命、死亡与宗教等主题的探索，超越了其早期创作对商业图像的依赖。这种转变赋予作品更强的个人化与哲学化特质，呈现出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在这一层面，沃霍尔晚期作品体现的矛盾性和批判性，与阿多诺的“晚期风格”理论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
同样，在传统艺术史研究中，波普艺术一向被视为一种去风格化的艺术流派，其本质在于消解传统艺术风格中的形式化和个性化表达，转而通过符号化、机械复制和消费文化的镜像反映构建意义。在这一背景下，探讨沃霍尔晚期创作的“晚期风格”似乎是一种悖论，因为波普艺术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无风格”的形式。然而，正是这一悖论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研究的价值。
但在阿多诺看来，“风格”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形式表现，它涉及艺术家对艺术传统和社会背景的深刻反思，甚至是一种批判性的表达。所以，在“晚期风格”理论的视角下，波普艺术虽然没有传统的形式美学或稳定的风格，但它依然有“风格”，因为它反映了对艺术传统的批判、对社会文化的反思。波普艺术的“风格”不是基于形式的，而是基于它与文化背景、商业社会的关系。萨义德扩展了阿多诺的晚期风格概念，其不仅关注风格如何反映艺术家与历史的关系，还探讨了风格在身体、生命与死亡等层面上的表现。
进一步地，萨义德讨论了文化如何通过艺术、文学等形式呈现出殖民历史的影响，其中也涉及文化风格的塑造和转变。对于萨义德来说，“风格”不仅仅是作品的形式特征，它更是文化冲突、历史变迁、生命过程和死亡的反映。萨义德的这种理解强调了“风格”背后的哲学和心理学维度，它是深层文化动力与艺术家个体反思的产物。“风格”是否仅仅与形式相关? 这正是阿多诺和萨义德的核心论点:“风格”是文化、历史、生命与艺术家个体精神的多重反映，它远不止是“外在的形式”。
综上所述，沃霍尔的晚期风格在“晚期风格”的理论框架下，既不是波普艺术的衰退，也并非全新的创作起点，而是在反思中实现的再生。这种“风格”超越了传统波普艺术的消费主义表达。如果我们引入个人身体、宗教和生命主题来反观沃霍尔晚期的艺术创作，不仅能够丰富“晚期风格”的理论内涵，而且对于理解波普艺术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型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4 超越晚期的重生
在传统的艺术史叙事中，艺术家晚期创作常被简化为“衰退”期的风格固化或创造力衰竭，这种线性史观将“晚期”等同于终结。但在阿多诺的视角下，“晚期风格”不再是衰退，而是一种反叛与解构，这与我们在当代对“波普艺术”的理解是契合的。因为“波普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晚期风格”——当沃霍尔将汤罐头、玛丽莲·梦露等大众文化符号转化为艺术符号时，其本质正是通过挪用与复制消解了现代主义对“原创性”的崇拜，从而构成对艺术体制的批判性介入。从这个意义上，波普艺术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晚期性”实践:它通过对消费社会图像系统的复制与解构，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矛盾性。
克劳斯在分析沃霍尔的“阴影”系列时，揭示了其创作中潜藏的形式革命。该系列以单色丝网印刷为基础，通过重复排列的光影色块构建出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视觉场域。克劳斯认为，这种对“无形式”的探索不仅延续了波普艺术的机械复制逻辑，更通过画面中错位的网格与模糊的边缘，暗示了抽象表现主义对即兴与偶然性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沃霍尔在此既未完全臣服于机械复制的冰冷理性，也未退守至抽象表现主义的姿态，而是创造了一种形式语言——这种语言游走于复制与原创、控制与失控之间，恰恰呼应了阿多诺所述晚期风格的“非和解性”。
沃霍尔的代表作时期已成为波普艺术的典范。克劳斯在《先锋的原创性及其他现代主义神话》(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1985)中，将沃霍尔的早期作品置于艺术与复制的范畴中进行分析。[13]克劳斯探讨了沃霍尔的图像是如何在无限增值中摧毁传统艺术的“原创性”神话的，这些“去身体化”的图像生产(如汤罐头、玛丽莲·梦露的丝网印刷)，呈现出一种现代消费社会中“无身体的影像”，图像成为可以被无限复制的商品符号，而身体本身被遮蔽。
沃霍尔晚期的创作转向绘画形式与其身体状况的变化、个人经历以及当时艺术世界的转型密切相关。正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绘画是神经系统的直接印记[14]。沃霍尔晚期通过“氧化画”中尿液与铜盐的化学反应，将身体代谢物转化为绘画媒介，实现了创作过程与生命过程的结合。尿液在铜盐表面的腐蚀作用，使画面呈现出金属氧化后的绿色、棕色和金色斑块，形成了一种极具偶然性的抽象肌理。这种肌理的生成过程不仅依赖于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也与身体的生理活动直接相关，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艺术与身体的关系。这种转变不仅颠覆了早期波普艺术的机械美学，更在媒介层面重构了艺术与身体的关系——排泄物作为“卑贱物”(abject)的介入，既是对绘画高雅传统的亵渎，亦是对生命政治的物质性铭刻。哈尔·福斯特借用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卑贱”(abjection)理论，指出在当代艺术中，那些涉及排泄、腐败、血液、脏污等身体边界物的作品，往往带有对既有艺术秩序的挑战性姿态[15]。而沃霍尔在“氧化画”中使用尿液作为媒介，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回应。同样，沃霍尔晚期作品中(如《骷髅头》系列)频繁出现的与死亡相关的主题，暗示了身体衰弱与生命终结的焦虑。与沃霍尔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如极少主义后期和行为艺术早期的实践者)通过媒介转向行为和表演，将身体置于核心位置，而沃霍尔的晚期创作则是通过绘画这一更具“操作性”的形式进行表达。这种选择可能反映了他对身体的依赖和对艺术媒介的综合考量。
传统波普艺术史叙事多聚焦于1960年代的文化批判维度，将沃霍尔简化为消费社会的冷峻旁观者。然而，沃霍尔晚期创作中凸显的物质性与身体性，迫使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波普艺术的历史定位。在《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1928—1987)中，丝网印刷的机械复制与手工上色的即兴笔触形成张力结构，这种“控制与失控”的辩证关系，既延续了早期对工业化生产的批判，又通过身体介入打开了抵抗的缝隙。
沃霍尔晚期作品通过宗教、身体性与偶然性的引入，扩展了传统“波普艺术”的表达范围，这表明波普艺术并非仅仅是对消费文化的镜像反映，也可以作为个人化哲学思考的载体。沃霍尔的创作在波普艺术史的语境中，促使学界对这一艺术流派进行重新审视。随着沃霍尔晚期作品的出现，波普艺术不再局限于“波普”的特征和定义，对波普艺术的解读逐渐融入了更多的身体和当代艺术理论的元素。沃霍尔通过探索与身体、性别和身份认同相关的主题，使得波普艺术的讨论从简单的形式分析转向了复杂的文化与社会问题。“晚期风格”的引入同样为传统“波普艺术”的历史书写开辟了新的方向。通过“晚期风格”的理论方法，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波普艺术与历史文化环境的互动，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反思波普艺术的历史定位，也为批判性地探讨艺术与消费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综上所述，对沃霍尔晚期作品的重新诠释不仅拓展了传统波普艺术的边界，而且对艺术史的书写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超越传统形式主义的限制，将身体理论与当代艺术理论相结合，对沃霍尔晚期作品的重新解读挑战了传统艺术史的视角。同样，沃霍尔的晚期艺术实践也为重新理解“晚期风格”这一复杂概念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21]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王芳菲菲，1764840712@qq.com
收稿日期:2025-02-10; 录用日期:2025-02-20; 发表日期:2025-03-2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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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Art and‘Late Style’: A Study of Andy Warhol’s Late Paintings WANG Fangfeifei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Beijing 100105,China) Abstract: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5, China)
Abstract: Andy Warhol' s artistic shift in the late 1970s marked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from his traditional Pop Art. During this period, Warhol created the “Oxidation” and “Shadows” series, which, despite not receiving due attention at the time,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art world of the 1980s but continue to inspire contemporary art practices toda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dy Warhol' s late painting practices (1978-1987) , exploring how to interpret his later works in his artistic career. Given the relative lack of academic attention to Warhol' s late works, this study aim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Late Style” to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arhol' s artistic pursuits in his later years. It seek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se works not only reflect the artist' s questioning of mainstream societal values but also pose a profound challenge to the redefinition of "style" in art history.
Keywords: Andy Warhol, Pop Art, late style, oxidation paintings, shadows
Citation: WANG Fangfeifei. Pop art and ‘Late Style’: a study of Andy Warhol’s Late paintings[J]. Advances in Art Science, 2025, 2(1): 10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