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传统制图-声音地图中的空间叙事与情感协作

徐书琪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杭州 310058)

摘要: Web2. 0背景下, 众包模式 (crowdsourcing) 以及低成本数字录音设备的兴起, 使大众能够轻松访问并参与到声音地图 (sound map) 的制作过程中。该现象不仅满足了公众普遍的参与愿望, 同时也将声音地图的实践制作和理论研究带到更庞杂、隐性的文化创造和角力之中。在此意义上, 文章聚焦声音地图, 关注其作为一种数字人工制品, 首先考察了其出现的现实与历史条件; 其次, 重点分析了声音地图中空间叙事与情感协作的品质, 并试图阐发潜藏在制图背后的非表征思维和关怀性实践。最重要的是, 通过反思制图的效力, 笔者希望能够在追溯声音地图的历史回响和现实共振的过程中, 激活其在当代创造性聆听、跨学科行动和伦理情感生活中的潜能, 由此进一步实现对传统制图的更新, 甚至是超越。

关键词: 声音, 声音地图, 批判性制图, 空间叙事, 情感协作

DOI: 10.48014/aas.20250304004

引用格式: 徐书琪. 超越传统制图———声音地图中的空间叙事与情感协作[J]. 艺术学研究进展, 2025, 2(2): 265-277.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5-03-04

接收日期: 2025-06-05

出版日期: 2025-06-28

声音地图是通过坐标和声景(soundscape)的结合，强调了对地方声音的数字再现。其常见的制图方法是将录制好的音频文件叠加到网络地图^[41]的基底上，听众可以点击地图界面上任一声音标记，对上传声音数据进行公开访问和获取。作为一种便捷的、创造性的声音生产方式，声音地图吸引着大量数字用户加入到构建全球及社区声景网络的行动中来。截至目前，全球至少已有100多个在线声音地图项目^[42]。

但事实上，有关声音地图的概念和实践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谢弗(Schafer，R.Murray.)的声学生态学和声音艺术实践就已出现^[1]。直到过去二十年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参与式网络的背景下，声音地图才被广泛用于对地方声景的再现和共享中来。同时，在文化研究领域，声音地图受到传统制图学研究转向的影响，逐渐从本体论转向对本体论的批评性研究^[2]，这也使传统制图突破原先的表征式分析，进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分析和情感理解层面。由此，声音地图从一种简单的数字再现手段，递归为一种重要的知识建构、交流形式和媒介传播手段^[3-5]。地图边界的不断位移，进一步引发笔者对当下制图语法的重构和反思——声音是如何进入到传统地图的书写中?其背后遵循了什么样的书写逻辑?新的制图形式又是如何嵌入到对现实环境的讨论和改造中，特别是其在空间叙事和情感协作中发挥了怎样的实际效力?通过上述追问，最终思考声音地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是否对传统制图构成一种创造性的超越?

1　声音地图的出现:从制图到批判性制图

1.1　众包制图

制图学(cartography)^[43]是制作和使用地图的研究和实践。从古希腊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和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19世纪制图学的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大比例尺地图在全球流通应用;再到现代遥感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对制图的介入，可以说，制图的发展结合了科学、美学和技术，并能够实现在现实和虚拟间，有效传达地理信息和满足人们的空间想象。

而在Web 2.0背景下，现代地理信息系统(GIS)包括全球定位系统(GPS)、开放街道地图(OSM)以及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地图模型采纳的开源策略，不仅提高了原有地理空间的精确性和完整度，也进一步拓展了地图的使用范围，增强了信息的流动性和共享性，同时满足了民众民主参与的愿望^[6,7]。由此，催生出一大批在线地图开发商纷纷加入到全球民主制图行动中^[44]。在此基础上，伴随更强大的数字地图平台的搭建，现代制图模式也逐步从传统制图转向以大众参与式协作为主要特征的众包制图^[8-11]。

可以说，声音地图的出现正是以大众参与和分布式协作的众包模式为前提。众包，作为互联网共享经济下新的组织生产模式，遵循自愿协作的原则，使个人或组织可以利用大量的网络用户获取需要的服务和想法^[45]，同时众包对象借此实现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愿望，至此双发达成合作共赢。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于创意性制图的诉求，对社交媒体多模态化(multimodality)的期待，对机构性制图的去规范化(de-normalizing)的兴趣。而人们对声音环境的关注和声音可视化的普及也恰好满足众包模式倡导下的民主化趋势，这也使声音地图逐渐成为面向公众传播社会政治信息的工具，作用于地方声景再现和声音艺术创作中，并在揭示和纠正潜伏在大都市中的社会文化、种族和阶级关系，以及它们与自然或非人栖居地间复杂的共存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效力^[12]。此外，众包也意味着参与众包的对象(声音地图的贡献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社交媒体素养，即基于共享在线劳动的数字公民身份，但并不严格要求参与众包的个体之间需要具备共同的政治目标^[10]。

在绘制声音地图和访问声音地图，抑或是在生产声音地图和消费声音地图之间，通过众包模式的数字劳动的再组织，能够帮助大众(这里既涵盖拥有专业技术能力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也包括掌握较低技术的一般声音制图爱好者)进一步实现相应的社会参与和民主制图的愿望。

1.2　声音与地图的互动

长期以来，在以视觉为主导的制图历史中，声音一直处于被忽视的位置。直到上世纪下半叶，随着跨学科合作的增加，以及人文学科中的空间转向和情感转向，声音作为一种重要媒介，才开始与地理学有了互动的可能^[46]。到了六七十年代，北美地区出现了大量围绕音乐、声音与地理空间的交叉研究^[47]。特别是声音生态学(acaustic ecology)和声景研究(soundscape)^[48]与人文地理学家产生强烈的共鸣。可以说，声音地理学(sonic geography)相较于音乐地理学(music geography)，前者涵盖更丰富的声音对象，它不仅包括自然声景，也涵盖了人造声景。“同时它也对声音事件、实践、地点、情感和表演有着强烈的兴趣，特别是对声音实践以及实践所嵌入的文化和物理环境感兴趣，是一个把地理位置、想象和展演之间的联系绘制出来、从而重新解释“地方”的过程。”^[49]声音地理学不仅影响了传统声音研究和地理学研究，也让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开始关注并且使用声音地图进行创作。

最早有关声音与地图融合的案例不得不提及“世界声景计划”(World Soundscape Project，WSP)。该计划于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谢弗、巴里·特鲁克斯(Barry Truax)和希尔德加德·韦斯特尔坎普(Hildegard Westerkamp)等成员在内的声音小组联合发起，旨在采集和保存未曾遭受城市噪音污染的乡村和自然中的声音。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随后也激发了他们对声音制图的兴趣。此外，马克斯·诺豪斯(Max Neuhaus)的声音漫步项目《倾听》(listening，1966)也是围绕声音制图展开。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便携式录音设备的发展，以及双耳录音和高保真录音技术的添加，进一步使制图变得更为快捷可达，声音效果也更加立体逼真。著名的珍妮特·卡迪夫(Janet Cardiff)和乔治·布雷斯·米勒(George Bures Miller)组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开始合作，两人通过双耳录音，以声音漫游的形式在世界各地进行艺术创作。例如《森林漫步》(Forest Walk，1991)、《一条缓缓的河流》(A Large Slow River，2000)以及《她的黑色长发》(Her Long Black Hair，2004)等声音地图作品都是利用合成声音手段来探索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地方叙事^[50]。采取相似创作方式的还有新西兰出生的美国作曲家安妮娅·洛克伍德(Annea Lockwood)，她极其擅长快速捕捉时间中声音的变化，进而揭示声音的内在活力和复杂属性。其声音河流系列作品包括《哈德逊河的声音地图》(A Sound Map of the Hudson River，1982)和多瑙河声音地图(A Sound Map of the Danube River，2005)^[51]都是围绕流动的水声环境来展开日常生活的创作。

1.3　作为批判性制图的实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地理学”(New Cultural Geography)的出现对基于实证主义的传统地理学提出了挑战。它借鉴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理论，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的话语分析和的表演性理论(Performance studies)。这些理论资源极大丰富了制图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跨学科互动，也使得制图实践发生巨大的扩容和改变。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便出现了一种批判性的地图学^{[2,14,15,16,17]}。这意味着对传统制图学的解构，即从本体论转向对本体论的批评性研究，关注声音地图作为一种过程性、生成性和创造性的制图实践。同时，这一方法以批判的历史视角寻找文本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而挖掘制图学作为一种文化知识结构在空间、地域、权力等方面的价值。如此一来，声音地图突破作为一种表征和再现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和行动指导介入到当代生活。

例如，声音地图成为让公众参与到与声音有关的遗产和收藏中的一种既定方法，被部署在声音档案部门，以扩大标准化的在线目录和数字数据库的建立。声音地图作为博物馆多感官体验的对象介入到当代策展，以及声音地图对地方社区和视障人士表现出的情感关怀^[18]。此外，声音地图也成为环境风险评估和预测的方法，强调其在监测或报警声音的能力，包括监测城市噪音、流行病、生物圈、气候环境的变化。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把声音地图作为一种探究紧迫的空间、地缘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方法^[12,13]。可以说，声音地图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早期的声景研究和声学交流^[19,20]、声音艺术^[21]、音乐^[22]，也辐射到当代媒体和文化研究^[23]、人类学和社会学^[24]以及批判地理学^[25]等领域。在此意义上，声音地图不仅扩展了更多更具关怀性和批判性的倾听实践，同时作为一种跨学科方法运用在各个研究领域中。

2　制图中空间与叙事的张力:对声音的再现

2.1　声音与制图的悖论

声音作为人类感官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获致一种体察和构建地方经验空间的路径;同时，对声音本身、对过去声音以及对迷人、复杂声响环境的再现问题，一直是当代声音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关注的焦点^[23,26,27]。越来越多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倾听不同知识承载者，提出开放式问题，鼓励丰富的、充满情感、历史和意义的声音叙事的重要性^[28]。如此一来，声音地图作为一种批判性制图表现，不仅邀请了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体验、再现和分享声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声音的看法。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声音制图提出质疑^[29-31]，认为声音介入地图违背制图的逻辑，声音无法真正固定在地图表面。

巴里·特鲁克斯(Barry Truax)是世界声景项目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声景作曲家和研究者。他发现声音地图“有助于让不熟悉声景概念的人认识到，声景录音是地方的标志。然而，由于缺乏连贯的时间视角和任何解释性分析，听者只能借助想象来理解记录声音的内容及其意义。”特鲁克斯的批评尤其适用于声音地图，这些地图的时间和地理覆盖范围太广且不完整，以至于对一些听众来说，除了听地图上标注的录音之外，任何其他有意义的聆听参与都被有意识地消灭了。此外，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曾就“声景”的概念从现象学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声音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而是一种经验现象——我们沉浸在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中，并与之融为一体”。因此他反对延续“地景”(landscape)的表征逻辑，将声音进行客观化处理，并把耳朵作为回放的器官。相反，他更多强调我们应将声音作为一种具身化(embodiment)体验，倡导人们在聆听中感知声音^[29]。质疑的声音还有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学者史蒂芬·塞拉索(Steph Ceraso)，她围绕声音地图背后的声音可视化提出两个主要问题:首先，与地图不同，声音不依赖于表面或深度;相反，声音穿透了它们。声音需要同时被体验为内部和外部，但地图只处理外部情况。其次，声音是短暂的，但声音地图的网格化媒介形式，使声音从根本上脱离了短暂的、无形的和不可见的品质，这就使声音与真实的听觉体验脱节。因此声音地图无法还原原始环境中遭遇的声音体验。另外，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长期致力于对技术媒介的考古研究，他从技术与文化的层面着手，追溯了声音再现的历史起源，并认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现代的耳朵去聆听过去，因为我们不可能忠实再现原听者的听觉经验，甚至假设可听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杰奎琳·沃克多克(Jaqueline Waldock)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女性声音艺术家和学者，她曾批评声音地图在突出公共声音过程中忽略了来自私人、女性和家庭的声音，由此提出制图过程中存在的等级、断裂和不平等问题^[5]。除此之外，我们也无法忽视在当代新物质主义理论(New Materialism)的语境中，声音本体论转向的影响。一大批声音自然主义者开始将声音作为一种非表征对象进行考察，如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 Cox)提出的“声音流”(sonic flux)，便是强调声音自身的物质性。

在此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于声音与制图的悖论主要根植于两方面:一是来自对声音的本体论认识，该部分认为声音内在的、短暂的和不可见的特征，与地图强调的表面的、永恒的和可见的特征相互矛盾，因此无法被视觉映射在地图之上;二是来自当代听觉文化建构派的研究，其中涉及政治、技术等因素对实际制图的影响和所挟带的某种偏见。上述两方面可进一步延伸至对声音表征式和非表征式认识的讨论，它们共同对声音介入制图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52]。

但与此同时，对一部分历史地理学家和声音学者来说，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固有属性的差异，更有必要对声音地图进行批判性分析。他们认为“声音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物质的，又是非实体的。它同时具备固有的空间性和时间的内在性，具有深刻的诗意和潜在的政治性”^[23,26]。因此，差异和分歧激活出新的叙事和阐释空间，这要求我们突破对声音地图简单的描述和分析，对声音文本进行批判性解读，以此重新考察围绕声音叙事过程中展开的语境和修辞。

2.2　声音制图与叙事

地图的历史无法脱离叙事。无论是早期制图过程中，制图师依靠侦察员和探险家的故事来帮助他们填补地图上的空白;还是在当代文学、艺术和电影等领域广泛使用地图将故事定位到有形和真实的地方^[6]。这些有关地图与叙事的密切联系的证据无不反映出空间性在艺术和人文科学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向我们暗示，借助叙事的力量可以有效再现地方空间。而现代制图的批判性转向，则以两种方式戏剧性地改变了地图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一是通过解构和揭露嵌入在地图中的元叙事^[53]，二是将地图想象成一种引人注目的讲故事的形式”^{[6,14,16,17,32,33,34]}。尤其是在Web 2.0背景下，声音地图作为一种讲故事的新形式，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声音和对地方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随之衍生出的一套新的制图语法也改变了原有的叙事方式^{[1,4,5,30,35]}。

当代声音地图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数字人工制品，其制图语法和叙事逻辑实质上依赖于一套以符码为核心，以交互界面为基底的数字系统。具体来说，现场录制的声音被转换为数字信号格式进行在线保存、编辑和分享。更重要的是，此时，声音地图是作用在一个集合各种元素的交互界面。这些元素通过不同图形、指令、超链接和分类目标被整合进一个巨大的语义体系，该体系是基于一套新媒体的语言。用户打开界面，如同打开了一个集满各种声音的多重宇宙。在这里，用户被赋予重新组织、调度和合成资源的权限，从而轻松实现对声音的发布、访问、替换和获取。更进一步，这种交互界面运用到整体文化上，“它意味着赋予文化产品独特性的每一个选择都具有永久的开放性。大小、细节程度、格式、颜色、形状、交互轨迹、空间轨迹、持续时间、节奏、视点、特定元素的在场或缺席、情节的发展，这些文化产品的种种不同维度，都可以被看成变量，可供用户自由修改。”^[36]

在此意义上，声音地图俨然变成一个强大的在线可编辑平台。用户不仅可以从声音坐标中提取出声音的基本信息之外(包括声音的地理位置、录制时间、录音设备、音频时长和数字格式)，还可以根据个人聆听感受和审美偏好，形成相关的声音主题和可描述性文(descriptive text)^[54]。以蒙特利尔的声音地图(Montréal Sound Map)^[55]为例。声音访问者点击界面上出现的任一声音坐标，界面便会弹出对应文本话框，获得诸如以下文字描述，“骑行中，车轮碾压地面的砾石，发出噼里啪啦的颗粒质感的声音”，“周五晚上，在勒庞蒂尼一家名叫‘美女与犀牛’的餐厅”，又或者“这是我妻子在教堂为我们女儿弹奏钢琴”。除此之外，访问者也可以调动界面右侧的导航栏，根据关键词提示，例如日期(年、季、月、周、日)，标记(人类声音、机械声音、自然声音、社会声音、音乐以及噪音)，位置或贡献者来筛选到有关的声音故事。透过声音叙事，访问者不仅能够跨越时空聆听到某一段过去的声音，也能与声音作者和声音环境产生一种微妙的共振连接。换句话说，“声音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性都帮助我们对声音的理解。声音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它也能够在动态的具身认知过程中建立起听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30]。

由此看来，声音地图构成了一个庞杂的、关系式的且非连续性的叙事网络。在该网络下，声音环境被转译成部分可描述性的话语，而话语又被整合生成可操作的交互界面。换句话说，在数字制图的逻辑里，本体将世界还原为可以明确定义的实体和实体的类别，以便我们自由发掘、检索和映射^[6]。总之，围绕声音地图的空间与叙事的关系，实则反映出制图过程中存在对声音“忠实的再现”和“选择的偏见”的平衡和考量，它们不仅映射了参与制图对象(声音的创作者和聆听者)各自的叙事语境和彼此的共生关系。同时，两者也构成一种内在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基于参与者各自的聆听体验和某种合作协商，最终借由情感协作作用于声音制图中。

3　制图中的情感协作:声音作为一种地方性关怀

3.1　声音与情感地理

一方面，声音地图反映了人类再现声音及表征世界的最初愿望;另一方面，通过空间叙事，我们进一步发现了潜藏在声音制图背后人们对地方的朴素情感，以及希望进一步参与并建立起与地方亲密关系的强烈渴望。在此意义上，声音地图的研究无法摆脱人文地理研究中的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的影响^[56]。可以说，情感塑造空间。将情感引入地理研究，不仅可以激活人们的地理想象力，也能够强化人们的地理感受力^[37]。而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同样不可分割，“环境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直接原因，但是却为人类的感官提供了各种刺激，这些刺激作为可感知的意象，让我们的情绪和理想有所寄托”^[38:168]。此外，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y)人文地理的分支之一，同样受到来自英国地理学家奈杰尔·斯里夫特(Nigel Thrift)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57]的影响。该理论旨在从沉思式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转向基于情感、身体、表演的模式，使传统地理学摆脱了对表征和解释的过分强调。

声音作为人类不可忽视的感官经验之一，同样借鉴了来自地理研究中的情感分析和非表征理论，逐渐成为重新理解地方，与地方产生情感互动的重要媒介和方法^[58]。也有学者提到出“声音不具有地域代表性，但是声音具有提示性。声音无法代表一个地方，但却能够激发或者唤起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记忆和情感。更进一步说，声音可以唤起听者与某个地方或空间的关系”，借助一种以情感和身体为核心的“感受式聆听”(affective listening)方式，我们可以加深对声音实践和对地方经验的理解^[39,40]。

而声音介入到人类情感地理和社会文化的实践可以在一大批声音人类学家和理论学者的活动中找到充足的证据。1976年，美国人类学家史蒂文·菲尔德(Steven Feld)曾开展过一项以声音作为分析巴布亚新几内亚卡卢利人文化系统的民族志研究。菲尔德尝试通过研究当地的鸟叫、哭泣、诗歌和歌曲表演，分析声音交流背后蕴含的情感代码，从而进一步理解卡卢利的社会文化生活，探索当地自然和精神世界的关系^[41]。此外，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受到法国年鉴学派^[59]的一定影响，长期致力于发掘人类过去的感官与情感世界。他在1994年出版的《大地的钟声》一书中，详尽描绘了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作者通过评估和分析古老钟声形成的声音网络和声音行动，阐释了钟声背后包含的情感力量和权利秩序^[42]。当代语境下，也开始出现大量围绕城市公共空间展开的声音情感研究^[43,44]，对废墟和失落遗迹的声音访问^[45]，同时也有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声音实践研究^[40]。

因此，探索声音与情感地理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打捞存在在过去的、边缘的和地方的声音记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声音联合行动，我们有机会重新获致一种修复和激活人类情感经验的行动能力。如此一来，声音制图或许可以被视作由上述能力指导下，我们能够采取的现实策略之一。

3.2　声音制图中的关怀实践

前文中，我们已经对声音地图指向的众包模式展开了初步分析，并提出声音制图是以个体的参与式协作为核心。而在本章节，笔者试图提出，在众包逻辑下，声音地图作为介入情感地理的有效方式，在更深层面反映了声音在当代伦理生活中的位置和意义，即声音地图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关怀实践。

“关怀”(care)一词，在《剑桥人类学词典》(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中已有详尽描述。有学者注意到该术语在英文世界中具有丰富的双重性。它不仅指向情感上的关怀，又涉及行动上的照护。此外，在当代国家和全球市场，在不同区域和地方，关怀也呈现出不同形式和作用，尤其是在“关怀伦理写作中，一直主张将对关怀的关注置于我们道德想象的中心，并将其作为公共和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怀作为一种关系性实践(relational practice)，指向人们为维护、延续和修复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所做的一切”^[46]。可以说，关怀在人类复杂的社会和情感关系中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由此关涉声音制图过程中对个体协作参与、地方情感关系以及人类文化社会的凸显，恰恰彰显了当代关怀实践的独特侧面，即关怀实践需要面向具体的生活情境。

以“城市与记忆”(Cities and Memory)^[60]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声音地图项目之一，“城市与记忆”曾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起一个名为“居家的声音”(Stay Home Sounds，2020)线上活动，旨在收集全球新冠疫情封锁期间的在地声音。过去五年，该项目已有近100个国家的650多名用户分享了他们的声音故事，其中音频累计播放高达100万次。项目发起人是来自英国的声音艺术家斯图尔特·福克斯(Stuart Fowkes)，他对此特别提到:

图1　“城市与记忆”项目之一:“居家的声音”，2020

Fig.1　One of the “Cities and Memories” projects:“Sound at Home”，2020

图片来自https://citiesandmemory.com/covid19-sounds/截图。Image from https://citiesandmemory.com/covid19-sounds/ Screenshot.

在疫情封锁期，声音显得如此迷人。世界从未变得像我们过去听到的那样——无论是消失的交通噪音，更多鸟鸣和野生动物的声音，又或是人们开始通过歌曲和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希望借助这个项目，分享我们在适应新生活方式时听到的声音，分享我们在这个独特时刻的感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分享，人们能够感受到彼此陪伴和团结在一起^[61]。

同样体现声音地图中关怀面向的还有著名的田野录音师克里斯·沃森(Chris Watson)的声音装置作品《火圈内:谢菲尔德声音地图》(Inside the Circle of Fire:A Sheffield Sound Map，2013)。谢菲尔德是一座建立在河流上的老牌工业城市，因此水是这座城市存在的理由，它既带动了工业，又在文化上滋养了人口。艺术家选择水路作为记录城市记忆的方式，在河水流经具有特殊声景和文化历史意义的位置进行声音采集。与此同时，沃森还邀请了当地居民共同参与到制图中的声音行走。可以说，沃森不仅创造了一种声音装置，能使听众沉浸在他们所属城市的声音地图里，而且还赋予人们以批判性的方式重新思考自身与城市的共生关系。这也需要个体对周围环境始终保持敏锐的觉察和试图进行改造的责任和愿望，如他所言:

创作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件能让人思考他们城市声音的作品……聆听，是一件有创造性的行为，它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和积极的。在聆听过程中，你可以决定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进一步思考是否可能改变你不喜欢的声音。^[62]

因此，声音地图中的关怀实践需要面向多重社会维度的渗透和参与。无论是通过在线互动，还是通过线下声音漫步、集体录音、参与式艺术作品等方式与艺术家、录音师或其他声音贡献者进行面对面互动，这些行动都为声音制图融入城市生活的各种共享体验提供了基础^[1,45]。在此意义上，声音地图不仅丰富了创造性的聆听实践，也鼓励人们在众包网络背景下，通过情感协作的方式来分享个人的生命叙事和共同体的行动智慧。更重要的是，声音地图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关怀实践，或许能为我们在面临某类危机，例如流行疾病、自然灾害、社会公共事件等挑战时，为重新理解和配置个体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一种创造性的应对方案。

4　制图的效力:对声音地图的反思

通过界定声音地图及分析其内部的空间叙事和情感协作特征，我们认识到声音地图作为一种参与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当代制图形式之一，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为我们重新发掘声音资源、理解地方关系和践行情感关怀方面开辟出独特的阐释空间和发声方法。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在实际制图中涉及到对制图伦理、听与视的转化以及对声音地图作为一种新知识生产方式的考察和质疑。

4.1　制图伦理问题

一直以来，地图常被视作权力和话语缩影，并不断被注入元叙事的讨论。无论是中世纪的“TO”地图^[63]，还是现代国家领土地图的建构。即便到了二十世纪末批判制图学的出现，包含其内部结构中的隐性话语也从未消失，特别是在现代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共同夹持下，它们进一步呈现出新的表征和问题。

可以说，尽管声音地图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主动参与资源配置的愿望，但其根本上仍旧无法摆脱制图伦理的掣肘和限制。特别是随着地图的影响力逐渐向着网络地理平台和远离官方测绘机构的方向扩大，声音地图中的伦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众包模式下，制图规范的改变和权力的分散与转移，具体涉及到开源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及相关安全性问题^[47]，一些人公开指责地图开发商利用众包服务进行成本规避和商业牟利^[48]，也有对制图者作者身份的规范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挑战^[10]。除此之外，声音制图标榜的民主承诺也受到广泛质疑，因此，有学者提出人们首先需要克服和警惕的是制图的排他性和其背后潜在的民主有效性问题^{[1,3,5,6,16,49]}。例如，沃尔多克对声音地图中的性别差异的发现。他关注到英国声音地图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声音地图的声音贡献者中超过70%均来自男性，由此提出“性别会影响声音的录制吗?”的议题。因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即便将他们放置在同一个声音环境下进行声音采集，结果仍会存在一定差异。例如他们各自录制了什么声音?女性录音是否可能凸显出男性录音可能没有的一些声音环境特征，而男性和女性是否可能在声音捕捉上仍存在一定性别空间?因此要探索这一方面，女性贡献者的声音样本仍需要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大多数声音地图还是以男性为主，女性的录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目前地图上流行的声音类型的影响。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吸引女性贡献者，以解决这种潜在的不平衡问题^[5]。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那些经济收入和技术能力有限的社群在实际制图中的困境和局限。

此外，声音制图还涉及对声音本身的伦理讨论。最明显的例证便是谢弗的世界声景计划。该计划主要关注乡村的、自然的和前工业时期的音响环境;而拒斥城市的、人造的和后工业时期的声音。可以说，早期声景研究便包含了强烈的审美道德主义和二元论思想，而在当下声音制图中同样包含由声音内部世界与现实外部世界的差异造成的审美困境^[30]。

也有学者提出声音的情感效力加剧了道德问题，声音地理学或许会引发听众产生恐惧、困惑和痛苦的负面情绪^[45]。在众多关于声音研究的文章中，讨论声音的政治性、听觉文化，将声音作为一种暴力、军事武器、权力话语的研究也越来越普遍^[50]。

如此一来，对于声音地图的伦理性反思既需要我们从声音内部进行观察，也要求我们跳跃到熟悉声音的外围去发现那些陌生的，边缘的和逐渐式微的声音。

4.2　听与视的转化

前文已提出有关声音地图中声音和制图的悖论，认为声音的特殊属性无法被固定在地图表面，因此声音可视化违背制图逻辑。文章指出该质疑的合理性，同时提出恰恰是声音激活了分歧，为空间叙事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其实该说法并未就听与视的转化问题提供明确的方法，似乎依旧有规避风险之嫌。

这里，笔者想要指出，对声音地图的批判性反思不是以视觉的逻辑强调对再现声音的关注，而是希望人们关注聆听的具身体验，包括声音本身、声音环境、人的感受和情感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作用关系。在此意义上，声音地图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聆听的可能。学者凯蒂·赫姆斯沃斯(Katie Hemsworth)在谈到对聆听进行重新定位的必要性时，曾给出四项建议:其一，鼓励地理学家将声学方法从方法论的边缘解放出来，设计根植于聆听和发出声音的研究;其二，认识到倾听是主动的和具身的，更大的“空间听觉意识”可能涉及身体的重新定位，因此需要更细致入微的方式进行倾听;其三，鼓励对现有的地理技术、仪器和听觉技术进行重新定位，以更包容和更合乎伦理的方式进行聆听;最后，考虑倾听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51]。

因此，与其关注声音地图中听与视的转化问题，不如真正落实到聆听本身。此外，笔者十分赞成英戈尔德的观点，即不应该将声音进行客体化处理，声音是感觉的媒介。我们是在聆听的具体体验中感知声音^[29]。

4.3　新的知识生产方式

过去二十年，人们对地理和整个人文科学中存在的历史声音和声音环境的空间性越来越感兴趣。该现象一方面来自人文社会学科内部的研究范式转向带来的跨学科合作的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忽略现代技术、经济模式和政治情境对当代知识生产和实践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此意义上，声音介入地图，或者说，声音研究与人文地理学的互相渗透，恰恰体现了当代学科与学科之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话和协作。上述互动不仅有利于声音研究和人文地理学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开展内部审查，同时由合作引发的知识考古和研究方法更新也能为当下整个知识生产和实践带去新的活力和反思力量。

但总的来看，有关声音的地理学仍然是一个较新的和仍在持续拓展的研究领域;人文地理学的普遍研究也仍然是文本的、视觉的和无声的^[28]。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追问声音地图的出现究竟激起了何种历史回响?又在现实层面给予了我们何种行动指导?

首先，研究声音地图从一种再现的、表征式的本体论研究转向一种过程性、关系性、非表征式的本体论批判性研究，关涉到声音地图作为一种新的知识阐释和生产方式，在其原有的认识论层面的更新和扩容。声音地图研究不仅涉及早期声景研究、声音生态学、声音艺术、音乐，也辐射到媒介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以及勘探史、科学史和技术史等领域。其次，对声音地图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再现和保存过去的声音景观，逐渐向研究其空间的感知变化，声音的美学和情感品质及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意涵转变。它进一步鼓励了当代学者们采取批判性的思考方式研究制图过程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以及声音实践是如何(无意中)再现了听觉暴力以及它与殖民主义间的关联性^[51]。

与此同时，众包网络背景下，声音地图在创造出新的聆听和发声方式同时，也在现实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声音地图在建立声音数字档案库、当代博物馆多感官策展、听障人士情感关怀、环境评估和预测等领域发挥的实际效力。同时，它也为历史地理学家开辟出了新的探索空间，例如倾听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野外记录实践的历史分析、濒危物种记录的研究等^[51]。可以说，声音地图在强化个体的聆听经验的同时，鼓励了人们通过参与协作的方式进入对真实世界的讨论和建设，进而重新体察和改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地方之间的存在境遇和亲密关系。

5　余论

声音地图作为一项跨学科行动，通过对其进行历史的批判性解读，分析其背后蕴含的空间叙事和情感协作，本文旨在激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声音地图究竟反映了怎样的一个世界?具体是如何反映的?以及在制图过程中，新生长出什么抑或是遮蔽了什么?沿着上述分析路径，我们试图完成对其知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想象和迁移，从而进一步实现对传统制图的更新和超越。

此外，我们也要关注到，伴随声音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声音地图的边界也时刻在发生位移，这就对我们所需要具备的感知力、批评力和行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最重要的是，声音的世界本就是多义且开放的，声音地图只是启发我们打开迷人声音世界的众多路径之一。制图永远只是手段，它的目的也从来不是用以禁锢我们的双耳——告诉我们声音“应该”是什么样。甚至，我们可以尝试来到地图外围，去发掘那些更具创造性和关怀性的聆听经验和发声方法。该行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制图的意义，同时也能激活并加深我们当下的聆听体验和与地方的亲密连结。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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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Ouzounian G. Acoustic Mapping[J]. In Gandy M, Nilsen B J(Eds. ), The Acoustic City[M]. Berlin: JOVIS, 2014: 164-173.
[2] Blomley N. Uncritical Critic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30(1): 87-94.
https://doi:10.1191/0309132506ph593pr
[3] Anderson I. Soundmapping Beyond the Grid: alternative cartographies of sound[J]. Journal of Sonic Studies, 2016, 11.
https://doi.org/10.22501/JSS.234645.
[4] Thulin S. Sound maps Matter: Expanding Cartophony[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6, 19(2): 192-210.
https://doi.org/10.1080/14649365.2016.1266028.
[5] Waldock J. Soundmapping: Critiques and reflections on this new publicly engaging medium[J]. Journal of Sonic Studies, 2011, 1(1).
https://doi:10.22501/JSS.214583
[6] Caquard S. Cartography I: Mapping narrative cart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3, 37(1): 135-144.
https://doi:10.1177/0309132511423796
[7] Kent A. A profession less ordinary? The lif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artography[J]. The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Cartographers, 2014, 48(1&2): 7-16.
http://www.soc.org.uk/bulletin.htm.
[8] Goodchild M F. Citizens as Sensors: The World of Volunteered Geography[J]. GeoJournal, 2007, 69(4): 211-221.
https://doi:10.1007/s10708-007-9111-y
[9] Haklay M, Singleton A, Parker C, et al. Web mapping 2. 0: the Neogeography of the Geoweb[J]. Geography Compass, 2008, 2(6): 2011-2039.
https://doi:10.1111/j.1749-8198.2008.00167.x
[10] Dodge M, Kitchin R, et al. Crowdsourced Cartography: Mapping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3, 45(1): 19-36.
https://doi:10.1068/a44484
[11] Gordon E, Elwood S A, Mitchell K, et al. Critical Spatial Learning: Participatory Mapping, Spatial Histories, and Youth Civic Engagement[J]. Children s Geographies, 2016, 14(5): 1-15.
https://doi:10.1080/14733285.2015.1136736
[12] Droumeva M. Soundmapping as critical cartography: Engaging publics in listening to the environment[J].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2017, 2(4): 335-351.
https://doi:10.1177/2057047317719469
[13] Droumeva M. The sound of the future: listening as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soundscape assessment[J]. Sound Studies, 2021, 7(2): 225-241.
https://doi.org/10.1080/20551940.2020.1863121.
[14] Harley J B. Deconstructing the map[J]. Cartographica, 1989, 26(2): 1-20.
https://doi:10.3138/E635-7827-1757-9T53
[15] Pickles J. A History of Spaces: Cartographic Reason, Mapping and the Geo-Coded World[M]. London: Routledge, 2003.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351437.
[16] Crampton J W. Cartography: performative, participatory, political[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1-9.
https://doi:10.1177/0309132508105000
[17] Wood D. Rethinking the Power of Map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
[18] Nimjee A. Exhibiting Music: Case Studies in Imagining, Performing, and Collecting Sound[J]. 2017, 37(1): 133-151.
https://doi.org/10.7202/1039659ar.
[19] Schafer R M. Tuning of the World: The soundscape [M]. New York: A. A. Knopf, 1977.
[20] Truax B. Acoustic Communication [M]. New York: Ablex Publishing, 2001.
[21] Kahn D. Noise, Water, Meat: A History of Sound in the Art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22] Bennett A. Music, space and place: popular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M]. London: Routledge, 2004.
https://doi.org/10.4324/9781351217828.
[23] Sterne J. The Audible Past: Cultural Origins of Sound Reproduction[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ttps://doi.org/10.1215/9780822384250.
[24] Hirschkind C. The Ethical Soundscape: Cassette Sermons and Islamic Counterpublic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 Gallagher M, Prior J, et al. Sonic geographies: Exploring phonographic method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4, 38(2): 267-284.
https://doi:10.1177/0309132513481014
[26] Hemsworth K, Cameron L, Rogalsky M, et al. Earwitnessing: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onic historical geographies[J].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7, 45: 147-151.
https://doi.org/10.1353/hgo.2017.0012.
[27] Cox C. Sonic flux: sound, art, and metaphysic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https://doi.org/10.7208/9780226543208.
[28] Della Dora V. Listening to the Archive: 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Sound[J]. Geography Compass, 2021, 15(11).
https://doi.org/10.1111/gec3.12599.
[29] Ingold T. Against soundscape[J]. In Carlyle A(Ed. ), Autumn leaves: sound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rtistic practice[M]. Double Entendre, 2007: 10-13.
[30] Truax B. Sound, Listening and Place: The Aesthetic Dilemma[ J]. Organised Sound, 2012, 17(3): 193-201.
https://doi.org/10.1017/S1355771811000380.
[31] Ceraso S. The Sight of Sound: Mapping Audio[OL]. 2010.
https://www.hastac.org/blogs/stephceraso/2010/10/05/sight-sound-mapping-audio.
[32] Wood D. Pleasure in the idea/The atlas as narrative[J]. Cartographica, 1987, 24(1): 24-46.
https://doi.org/10.3138/3163-659Q-J502-W858.
[33] Wood D. Map Art[J]. Cartographic Perspectives, 2006(53): 5-14.
https://doi.org/10.14714/CP53.358.
[34] Kitchin R, Gleeson J, Dodge M, et al. Unfolding mapping practices: a new epistemology for cart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3, 38(3): 480-496.
https://doi.org/10.1111/j.1475-5661.2012.00540.x.
[35] McMurray P. Ephemeral cartography: on mapping sound[J]. Sound Studies, 2019, 4(2): 110-142.
https://doi.org/10.1080/20551940.2018.1512696.
[36] 列夫·马列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M]. 车琳,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37] Anderson K, Smith S, et al. Editorial: Emotional geographie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1, 26(1): 7-10.
https://doi.org/10.1111/1475-5661.00002.
[38] 段义孚. 恋地情结: 对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M]. 志 丞, 刘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39] Wang J. Affective Listening: China’s Experimental Music and Sound Art Practice[J]. Journal of Sonic Studies, 2012, 2(1).
[40] 王婧. 声音与感受力: 中国声音实践的人类学研究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41] Feld S. Sound and Sentiment: Birds, Weeping, Poetics, and Song in Kaluli Expression[M]. Durham: Duke UniversityPress, 2012.
https://doi.org/10.1215/9780822395898.
[42] 阿兰·科尔班. 大地的钟声: 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M]. 王斌, 译.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3] Thompson E.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M ]. Cambridge, MA: The MITPress 2004.
[44] Berrens K. An emotional cartography of resonance[J].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016, 20(SI): 75-81.
https://doi:10.1016/j.emospa.2016.06.005
[45] Gallagher M. Sounding ruins: reflections on the productionof an ‘audio drift’[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5, 22(3): 467-485.
https://doi:10.1177/1474474014542745
[46] McKearney P, Megha A, et al. Care[J]. In The Open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Felix Stein,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of Anthropology, 2021.
[47] Gerlach J. Editing worlds: participatory mapping and aminor geopolitics[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British Geographers, 2015, 40(2): 273-286.
https://doi:10.1111/tran.12075
[48] Maron M. We need to stop Google’s exploitation ofopen communities. Building Digital Technology for OurPlanet[OL]. Available at:
http://brainoff.com/weblog/2011/04/11/1635.
[49] Gerlach J. Vernacular Mapping, and the Ethics of WhatComes Next[J]. Cartographic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Geovisualization, 2010, 45(3): 165-168.
https://doi:10.3138/carto.45.3.165
[50] Wang J. Half Sound, Half Philosophy[M].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1.
https://doi.org/10.5040/9781501333514.
[51] Hemsworth K, Cameron L, Rogalsky M, et al. Earwitnessing: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sonic historical geographies[J].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7, 45: 147-151.
https://doi.org/10.1353/hgo.2017.0012.

Beyond Traditional Cartography:Spatial Narratives and Emo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ound Maps

XU Shuqi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Web 2. 0,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and low-cost digital recording equipment has enabled the public to easily acces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sound maps. This phenomenon not only satisfies the public's general desire for participation, but also brings the practical p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ound maps into a more complex and implicit cultural creation and struggle. In this sens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ound maps as a digital artifact. First, it examines the re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ir emergence; secondly, it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qualities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emo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ound maps,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non-representational thinking and caring practices hidden behind cartography. Most importantly, by reflect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artography, the author hopes to activate its potential in contemporary creative listening, interdisciplinary action, and ethical emotional life in the process of tracing the historical resonance and real resonance of sound maps, thereby further realizing the renewal of traditional cartography, or even transcendence.  

Keywords: Sound, sound map, critical mapping, spatial narrative, emotional collaboration

DOI: 10.48014/aas.20250304004

Citation: XU Shuqi. Beyond traditional cartography: spatial narratives and emo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ound maps[J]. Advances in Art Science, 2025, 2(2): 265-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