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中国川端文学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1.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 510006
2. 湘潭市第二中学, 湘潭 411100)
摘要: 《雪国》等川端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时间是1981年, 到今天已有40多年, 在中国学者的辛勤努力下, 中国已成为日本之外的川端研究的重要国家, 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海内外的肯定评价。本文分四个方面详述了四十多年来中国川端文学研究特征: 一是批评方法上较单一, 以社会学批评为主。二是研究成果丰硕, 研究方法多元。三是比较文学的发展促进并拓展了中国学者对川端的研究。四是海外的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对中国川端文学研究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特征的总结展现了川端文学研究与时代变化的互动, 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川端研究方向的把握。
引用格式: 周密, 谭俊. 近40年中国川端文学研究之考察与分析[J]. 文学研究进展, 2025, 1(1): 1-9.
文章类型: 综 述
收稿日期: 2025-05-14
接收日期: 2025-06-17
出版日期: 2025-06-28
《雪国》等川端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时间是1981年，到今天已有40多年，在中国学者的辛勤努力下，中国已成为日本之外的川端研究的重要国家，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海内外的肯定评价。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当时处于重大转折和动荡不安的日本社会，其创作从思想倾向到艺术表现都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川端在文学中完美融合了日本传统和西方现代思潮，并以表现日本传统的文学特色为主。可以说，川端作为一个文学家最主要的特征也在这里了，一方面承继传统，一方面致力创新，二者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正因为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川端才由此走向世界的。
四十多年来，中国的川端研究者们一方面重视日本的川端研究成果，又不拘泥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还与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比如美国、韩国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力求在全球的范围内对川端及其作品进行全面的把握与分析，显示了中国学者独特的见解，也因此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中国的川端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特色。
1 首先是起步较晚，初期对川端文学的评论重点放在思想性上，批评方法上较单一，在很长时间里以社会学批评的观点为主。
任何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都会受到本民族的文学习惯、民族传统和阅读视野以及时代潮流的影响，中国对川端康成作品的吸纳也不例外。1926年川端发表了成名作《伊豆的舞女》，20世纪30年代川端的代表作《雪国》接连发表，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不太能关注到唯美的甚至带着虚无特征的川端文学。川端康成获得诺奖是1968年，中国处于特殊的政治年代。所以一直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才有了川端康成作品的中译本，而这时日本的川端文学研究已经非常规范且有系统了，研究著述也相当丰富了。
几乎在译著出现的前后，也就是在日本的川端研究开始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川端文学研究也总算蹒跚起步了。1979年召开的第一届日本文学研究会会议上，收到了三十多篇论文，其中就有研究川端的，表明川端文学开始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1983年在济南召开的第二届日本文学研究会上，川端的代表作《雪国》受到学者们的热议，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学术界对川端康成及其作品研究的序幕。
日本研究者很少把作品分析和时代政治、阶级观念、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中国大陆与此相反。因为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大陆学术界重点采用社会学批评方法，美学哲学的批评比较受到忽略。因而中国的川端文学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前十年，批评方法比较单一，针对川端的《雪国》《古都》《千纸鹤》等代表作，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批评川端文学的思想性，其作品表现出来的虚无思想是受到最多争议的，尤其是针对《雪国》的研究最多。其中批评《雪国》的虚无主义思想的观点很多，而涉及到对《雪国》中人物的态度是最为复杂的，有人肯定，有人否定。比如关于《雪国》的女主角驹子的身份，有些论文甚至局限于道德评价或阶级划分而做出几乎全面否定的价值判断。有观点认为:驹子和岛村之间“只是游客与艺妓比较热乎的肉体关系，驹子追求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爱情，她的存在也并不充实。”[1](p52) 这些观点很明显是比较浮于表面而得出的结论。同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也有对作品中人物评价倾向于肯定的，比如:丘培《浅谈<雪国>》提到“驹子单纯而执着，对生活倾注了满腔热情。无论学三弦，记日记，还是对待爱情，她都是一丝不苟的。”[2](p285)叶渭渠也认为“驹子的生活道路虽然坎坷，可她却没有完全失却信心，她无疑是一个充实的人物，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物。”[3](p296)
虽然从社会学批评角度切入对川端作品思想性批评较多，但从艺术角度来评论川端的作品，绝大多数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甚至推崇。但也有不同声音出现，比如有论者用可靠的材料说明，川端代表作《雪国》的情节人物有错乱，“很难设想一部连主人公的岁数与出生地都多次搞错的作品会是构思精巧之作”，[4](p42)所以“川端康成并不是完成了小说的构思之后才动笔写《雪国》的。所以，过分赞扬《雪国》的构思，是值得斟酌的。”[4](p41-42)
诚如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金所指出的那样——“《雪国》是可以做出种种解释的非常复杂的作品。”[5](p158) 不过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起步的这十年中，川端及其作品的复杂性也已经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中国研究者对此也做了不少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思考，特别是在对川端作品中人物的剖析上，已经有学者试图突破单一的社会学批评，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进行评判。而最近更有从作品诞生的社会历史因缘来研究作品的创作进程的，比如《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年第5期刊发的戴松林《抽象审美意象下的国家主义文学价值观——<雪国>创作过程研究》，文章认为影响作品创作进程和最终意义的始终是作者与战争意识形态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支撑作品抽象审美意象的实际上是战争意识形态背后作家的国家主义文学价值观。还有《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刊发的常思佳的《昭和日本的“文坛政治家”》指出，川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协助日本政府进行文化渗透，战争结束后又担任了“日满”亲善的文化使者，承担起了构建国家文化形象的“文坛政治家”任务。 [6](p115)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港台的川端研究开始的时间比大陆要早。1968年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的美与我》，书中收录有乔炳南撰写的《川端康成传》(第26—58页)，这是第一部中文版的川端康成研究专著。
2 其次，中国的川端研究成果丰硕，研究方法多元。不过跟日本学界相比，中国研究界还缺乏对川端文学的整体把握和全面综合的分析，研究视野相对比较狭窄，研究领域还有待大力开发。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出版行业和翻译界为川端的译介做了大量的贡献，海内外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至今，川端康成作品基本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尤其是几部代表作品，比如《雪国》，都出了几个版本的译本。有些大学将《雪国》作为“世界经典名作”的参考书，《雪国》还被国家教指委认定为大学生必读书目之一。同时，研究川端康成的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规格的研究课题(比如1993年6月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端康成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评析”，北京师范大学何乃英教授主持)，研究川端康成的学术著作已有20多种，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川端康成及其作品的论文达到1300多篇，硕博士论文200多篇，除了日本之外，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超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川端文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单一的社会学批评，川端文学的复杂性以及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开始被学者们发现并得到研究，研究方法和批评模式都出现了多元共存的状态，学者们开始从文化比较、叙述学、人类学、医学、美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切入来进行研究。
我们以川端与禅宗的关系的研究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这个角度的研究，这也是最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问题，相关的论文很多。早期的有卢雄飞《川端康成的禅宗意识》，文章从“禅宗与日本文化”入手谈到川端的人生观、生死观与禅宗的关系，卢雄飞认为“他在作品中宣扬人是悲苦的，而人的存在又是虚妄的，是和禅宗相互契合的。”[7](p60)张石发表于《读书》1991年第8期的《佛界易入，魔界难进》中则论述了一休禅师的佛学理论在川端的作品中得以延续，《川端康成:“感觉即表现”》的作者高慧勤也指出川端作品与禅宗有相通的地方。[8](p28) 在《川端康成与佛教》中，研究者谷学谦在论述了川端成长的家庭、环境与川端对佛教的领悟的关系后提出:“川端文学的思想基础是禅的虚无”[9](p27-28)此类文章还有《在魔界中表现真与美——<千鹤>初探》(吴永恒，《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古都>两题:禅与景·禅与语言》(曾照华，《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充满禅味的隐喻世界:川端小说的符码分析》(雷武锋，《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川端康成初期文学中的佛教思想》(陈多友、谭冰，《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2期)、《论川端康成文学的佛教精神与宗教情怀》(肖霞，《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论川端康成<雪国>中禅宗的“虚无”思想》(李晓宇，《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等等。
同时，与此相关联的是，川端的生死观与他的虚无思想的关系、与日本传统美学的关系越来越被学者们关注。管三元在《川端康成自杀成因浅探》里指出，川端康成正是以“虚无思想为核心的生死观来观照生命，死亡不再是生命终止的象征，它将在一个高级世界里获得新生。”[10](p60)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川端的《山音》《一只胳膊》等呈现死亡意识的小说就比较符合作者的思想了。何祖健得出结论是:“也许正是对佛教禅宗‘生死不灭’轮回转世观念的信奉和自己对死亡的审美审视，川端自己也终于以自杀完成了这种嬗变和超越。”[11](p102)此类文章还有《黑色乐章——川端康成死亡论》(郑忠信，《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论川端康成文学的“死亡”主题》(王艳凤，《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窥视生死线》(张艳梅，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5月)、《川端康成与海明威作品死亡意识之比较》(杨丽，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死亡的惧悲与奂美——论川端康成的死亡意识》(吴舜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边城>和<雪国>的死亡意识》(雷刚，《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0年第33期)等。
此外，比如《深挚、精微的日本美——谈川端文学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张石，《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展现日本民间风情的优美画卷——论川端康成的小说》(白照芹、靳润林，《山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论川端康成<禽兽>的奏鸣曲结构》(张石，《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川端康成的镜子视觉艺术》(范川凤，《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接点上:川端康成<雪国>评析》(甘丽娟，《东北亚论坛》1996年第3期)、《川端康成与美术》(孟庆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川端康成与能乐》(王莹，《上海戏剧》2006年第7期)、《川端康成与绘画艺术》(王思思，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5月)、《川端康成与日本围棋文化》(曲楠，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川端文学的精神分析阐发》(宋琛，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10月)、《川端康成作品中的色彩意识研究》(孙琳子，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5月)《认知诗学视角下<山音>的意象分析》(梁安琪，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6月)等等无不反映出中国学界研究模式的多元和研究方法的开拓与创新，表现出中国的川端研究者研究视野的开阔，他们试图在全球化的文学框架中，跨学科地分析川端以及他的每一部作品。
但是相比日本学界，中国在川端研究领域还是显得范围比较窄小，整体把握不够，全面综合的分析较少。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于《雪国》《伊豆的舞女》《古都》《千只鹤》《山音》等少数几篇代表性作品。国内一千三百多篇论述川端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中，针对《雪国》的论文达到600多篇，都快占到总数的二分之一了，硕士学位论文达到120篇，出版的20多部学术著作中有5部的标题中带“雪国”字样，它们是:《雪国之子——川端康成》(修米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雪国中的水月——川端康成作品导读》(张国安编著，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8月)、《川端康成和<雪国>》(何乃英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人与自然的交融——<雪国>》(周阅，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和《感悟东方之美——走进川端康成的<雪国>》(刘象愚、胡春梅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也是差不多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的比例。其次是有关《伊豆的舞女》的论文达到150多篇，有关《古都》《睡美人》的论文各自达到60多篇，有关《千只鹤》《山音》的论文也各自达到30多篇。从以上罗列的这些论文篇数即可清晰地看到研究视角的单一，这种状况不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对于我们客观真实地解析川端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也是远远不够的。
同时，在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仅有十几篇论文零星地提到川端康成的中间小说，比如《从“个体无意识”走向“宇宙无意识”:川端康成<山之音>读后》(张石，《读书》1988年第12期)、《典型的中间小说——论川端康成<山之声>创作》(谭晶华，《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悲美·丑美·凄美:论川端康成<美丽与悲哀>》(刘劲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隐藏在美丽悲哀后的虚无思想:川端康成<美丽与悲哀>的一种阐释》(卢焱，《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川端康成的<舞姬>》(卢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谈<河边小镇的故事>》(于荣胜，论文集《不灭之美》、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山音>主题的21世纪阐释》(张建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雷晓敏的《从<生为女人>看川端康成的女性主义意识》(《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试论<山音>中的处女崇拜》(邓桂英，《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4期)、《女性·爱·救赎·回归——从<山音>看川端康成的女性崇拜观念》(邓桂英，《船山学刊》2009年第4期)、《论川端康成<生为女人>厄勒克特拉情结》(叶婷，《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生为女人>中的社会现实》(卢义敏，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23年5月)等，可以看出，跟日本研究界一样，这些论文都还只是一些个案研究，还谈不上对川端康成中间小说学术意义上的整体把握和探讨。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做了大量的川端作品的目录学研究和整理，也列出了一些川端文学的文献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描绘出了日本川端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而在国内，很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极少有研究者去爬梳整理中国的川端文学研究的历史，《川端康成研究在中国》(孟庆枢，《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中国的<雪国>研究》(张晓宁、王贺英，《日本研究》2005年第2期)、《中国川端康成研究史——以比较文学角度为中心》(南屏秀，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川端康成文学阅读史分析》(王瑞方，《东北亚外语研究》2025年第1期)等几篇算是与此相关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总体来看，中国学界很少针对川端作品进行目录的整理和研究文献的编辑，重点还是放在对川端本人及其小说文本的研究。
通过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90时代开始到今天中国在川端康成研究中已经表现出不断扩展的倾向。不过，就总的趋势来看，川端的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多有待开拓的空间，很多作品还没有被触及或者刚刚有点涉入还没被深层挖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并拓展深入川端创作的许多方面。
3 再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扩展了中国学者的川端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梳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对川端康成的影响。同时，川端康成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也开始进入评论者的研究视野。
如同日本川端文学研究界一样，中国的川端文学研究者也是较多地强调川端文学对西方文艺思潮的借鉴，不过较多的中国学者都关注到了川端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探讨作家的个体生命历程以及日本的民族文化氛围对川端文学的影响，有的学者已然扩展到对整个东方文化研究的层面。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现了不少川端研究专家和学者对川端康成生平创作系统介绍及研究的专著，比如何乃英《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川端康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谭晶华《川端康成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叶渭渠《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周阅《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和《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张石《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何乃英《川端康成小说艺术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等。
这些著作不仅将川端文学置于日本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中，而且进一步将其置于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总体框架中，在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立体地、全方位地把握川端文学的生成过程。其中，叶渭渠的《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是川端康成研究和评论的集大成的作品。该书充分吸收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融会了叶渭渠多年翻译和研究川端作品的体会，对川端文学的美学价值、民族特性、创作特性、国际地位等多方面予以评价。而何乃英《川端康成小说艺术论》则“以研究川端康成的小说艺术为旨归……并参照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思想内容、创作方法、表现技巧和艺术风格四个方面进行开掘。”[12](p2)最值得珍视的是，这是中国至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全面分析川端康成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的著作，书中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川端的作品，观点清晰明确，称得上是全面了解川端创作艺术的最佳读本。
根据周阅《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中的介绍，日本学界对于川端文学与东方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尤其在川端文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梳理和分析方面，还十分薄弱。那么在这方面，中国的研究界近年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成果，比如前文在论述中国的川端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时就详细叙述了围绕川端康成与佛教，特别是与禅宗的关系所取得的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对于川端文学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研究中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张石的《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一书就有意识地将川端文学置于东方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该书分四章，不过真正涉及川端文学与东方古典的篇幅只第三章“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专论”，以《南方之火》和《山音》两篇作品为中心探讨了川端文学与中国易学文化关系，同时研究了《睡美人》与禅宗的关联。论文《春蚕到死丝方尽——论<雪国>中驹子形象兼及<雪国>主题》(孟庆枢，《日本学刊》1999年第4期)谈到了川端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还有《川端康成和中国文学》(徐朔方，《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确立了一个很好的视点，不过该文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展开针对这一论题的研究。全文约四分之三的篇幅都在梳理已被学术界反复研究的《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借鉴和吸收，但在篇末简短地提及了川端的微型小说《竹叶舟》与中国文学的联系，可也没有深入展开。
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性进展的是周阅的《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该书分为五章，分别从川端康成及其作品与佛教、中国美术、围棋以及哲学和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这五个方面入手，详细论述了川端康成作品的形成及其艺术风格的根源。尽管这五章的内容分别属于宗教、艺术、竞技和异文化交融等不同的层面，但研究的重点是川端康成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此外，还有立足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的一些佳作，如《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川端康成走向世界》(孟庆枢，《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等，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川端与西方或日本本国作家进行比较，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川端康成心理分析方法之比较》(李鹏飞，《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年第12期)、《从川端康成到大江健三郎》(孟庆枢，《日本学刊》1997年第4期)、《表现美与表现战斗——川端与大江的比较》(叶渭渠，《文汇报》2000年10月14日)、《日本的两部家族史——谷崎<细雪>和川端<东京人>》(文洁若，《读书》2000年第4期)、《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看日本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叶琳，《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论日本两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女性观——以川端康成<生为女人>和大江健三郎<人生的亲戚>为例》(黄芳，《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美丽”与“暧昧”的对话伦理及其共通感奠基——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诺奖演讲再考》(韩尚蓉，《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3期)等。从篇名可以看出研究者集中于比较研究川端和大江，以此寻求日本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进而探究日本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连续出现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原因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另一方面，丁晓敏的《川端康成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一书以川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为基础，发掘了川端康成文学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中国文论、中国美学以及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所具有的意义，具体、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的川端康成”。专著之外，学术刊物也发表了很多学者比较研究川端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论文。比较研究川端康成和沈从文的论文是最多的，刊物发表了论文59篇，硕士论文12篇。很多学者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审美旨趣、作品风格等内容。比如赵学勇的《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比较论》(《吉首大学学报》2003 年第1期)、孙凤龙《沈从文与川端康成作品中民族文化特征表现的比较研究——以<湘西>与<伊豆之旅>为例》(《长江小说鉴赏》2024年第4期)、宁夏《传记批评视角下<边城>与<伊豆的舞女>的比较研究》(《青年文学家》2024年第15期)等等。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川端与中国其他现代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比如《川端康成与郁达夫小说创作比较谈》(张洪学，《康定学刊》1998年第2期)、《穆时英的都市人生与川端康成的自然人生——穆时英与川端康成小说创作比较》(吴梅芳，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5月)《不一样的“新感觉”——川端和穆时英创作比较》(戴忠星，《九江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哀伤与绝望的浅吟低唱——张爱玲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刘建华，《海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等等。
在比较研究川端与现代中国作家时，学者们很多采用的是平行研究，而在分析川端与当代中国作家的关系时，学者们(有不少就是作家本人)更多是从影响的方面来论述与分析的。正如赵稀方在《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4期)中所言:“真正在审美艺术的层面上予以新时期文学震撼的，是川端康成的作品。”[13](p103)所以，川端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刺激。例如作家王小鹰、余华、贾平凹都有各种叙述来表达对川端及其作品的喜爱，以及川端及其作品对他们走上写作道路的引导和启发。除此之外，还有学术刊物刊发了研究者们的论文，比如《余华与川端康成比较研究》(俞利军，《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川端康成文学对余华、王小鹰的审美心理影响研究》(丁雯，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心灵乌托邦的建构——论川端康成与迟子建笔下的“雪国”与“北极村”系列小说》(龙咏熹，《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先锋文学中的川端康成因素——论余华对川端康成审美风格的吸收与转化》(张雅楠，《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曹文轩与川端康成的“物哀”美学》(丁晓敏，《东方丛刊》2024年第1期)、《余华与川端康成作品中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孙学芳，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24年6月)等，学者们的论述同样说明了川端康成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影响的广泛性。
4 最后，海外的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对中国川端文学研究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学界在促进川端研究国际化方面也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界研究川端的开始之时，海外的研究成果就同时被翻译并介绍过来。比如《日本文学》1983年第2期就登载了《日本各家论川端康成》，《外国文学动态》1984年第9期刊发了《日本研究川端康成的论著概述》谭晶华则在《环球文学》1989年第5期发表了《日本川端康成文学研究的近况》。另外，一些日本学者写作的川端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被翻译介绍过来，除了前面提到的长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论考》和进藤纯孝的《川端康成传》两部专著之外，还有很多期刊论文，比如《川端康成的死及其文学道路》([日]渡边凯一著，竺祖慈译，《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后》([日]昭茂濑著，莫邦富摘译，《译林》1983年第3期)、《永别了，川端康成》([日]加藤周一著，梅韬译，《日本文学》1985年第2期)、《川端康成的“根”》([日]杉浦明平著，田星译，《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川端康成概述》([日]长谷川泉著，孟庆枢译，《外国问题研究》1992年第3期)、《川端康成文学与传统定位——第二届中日川端文学研讨会基调报告》([日]林武志著，魏大海译，《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5期)、《日本近现代的掌篇小说——兼谈与中国小小说的关系》([日]渡边晴夫著，刘静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川端康成与诺贝尔文学奖——兼论川端文学入门的钥匙》([日]长谷川泉著，孟庆枢译，《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川端康成的宇宙观》([日]羽鸟彻哉著，林岚译，《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日]胜又浩著，刘海利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等等，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学界对川端及其作品的全景观照。
比如《<雪国>主题新论》(李均洋，《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这篇文章中，作者第一部分列举了日本的评论者涉及《雪国》主题的论述的四种类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和西方学者关于《雪国》主题论述的三种类型中的最典型的论点，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第二部分开始结合作品中人物、情节的片段来论述自己的论点，阐明了《雪国》“这一基本主题中包含着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化传统的等多元的问题。”[14](p37)以此表示对日本和西方的学者的观点的认同，同时还阐述了自己与西方学者观点不同的地方:“《雪国》主题中涉及的宗教意识同基督教和佛教是有别的。”[14](p37)
还有《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了商雨虹的《论日本评论界对川端康成战后初期作品的评价》一文，在这篇论文中，研究者选取了日本学界关于川端战后初期作品《重逢》《反桥》《阵雨》《住吉》《千只鹤》《山音》《湖》《古都》等的一些评价进行了展示，指出日本学界认为川端战后作品远离战争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作者商雨虹批评了日本学界的一些评论之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论点:“川端的回归传统是与战败紧密相连的”[15](p116)，“实际上川端康成战后初期的创作反映了他对战争以及战败的深刻的思考以及如何在破灭中寻求自救的苦心”[15](p114)，由此可见，日本及西方学者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对促进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转型，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5 结语
川端康成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自从塞田斯迪卡摘译了川端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并于第二年又翻译并出版了其代表作《雪国》之后……到1964年，川端的作品先后被译成英语、德语、瑞典语等14种语言，十几种语言文字的译本，表现出世界各国读者和学界对川端作品的推崇和关注，也展示了川端文学走向世界，具有了国际性。
川端康成不仅是日本的，更是世界的，当然也是中国的。随着川端康成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以自己的期待视野理解川端康成，阐释川端康成，带上中国本土文化的烙印，产生了一个中国的“川端康成”。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①]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周密，11818718@qq.com
收稿日期:2025-05-14; 录用日期:2025-06-17; 发表日期:2025-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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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201.2006.01.019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Kawabata in China in Recent 40 Years
(1.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No. 2 High School of Xiangtan, Xiangtan 411100, China)
Abstract: China first published Kawabata Yasunari' s “snow country” in 1981, it has been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then. With the hard work of Chinese scholars, Chin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untry for Kawabata Yasunari' s research outside Japan, and its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have won re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elaborat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n Kawabata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from four aspects. First, the criticism method was relatively single, mainly sociological criticism. Second,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abundant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were diverse. Thir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d promoted and expanded the study of Kawabata by Chinese scholars. Fourt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research results promoted and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Kawabata litera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summary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words: Kawabata literature, research features, in recent 40 years
Citation: ZHOU Mi, TAN Jun.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f Kawabata in China in recent 40 years[J]. Advances in Literary Science, 2025, 1(1):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