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平台赋能下的绿色新质生产-消费力: 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 当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忽视了消费力的不可分割性。本研究基于新质生产-消费力的整体概念, 通过理论构建和案例分析, 探讨数智化背景下协同发展新质生产-消费力的机遇与策略。研究发现: 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数智平台, 尤其是植入碳普惠机制的数智平台, 为生产-消费力协同发展及平台自身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新型创新空间和机制, 为实现“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创新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消费力, 数智平台, 碳普惠
DOI: 10.48014/csdr.20250302001
引用格式: 熊颖, 孙天一, 朱安淇, 等. 数智平台赋能下的绿色新质生产-消费力: 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J]. 中国可持续发展评论, 2025, 4(1): 56-69.
文章类型: 评论
收稿日期: 2025-03-02
接收日期: 2025-03-25
出版日期: 2025-03-28
1 引言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社会理论家Ulrich Beck在对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Theory)的论述中指出，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及其发展理念导致的诸多生态环境后果、健康和安全问题，已经使人类文明如同坐在了火山口上[1,2]。这类现代风险具备难以感知、难以预测、难以沟通、后果不可逆等特点，更是超越了过去-当下-未来的时间界限，横跨了本土化-全球化的空间场域，挑战着科学的权威和各国政府的风险应对能力。当前气候变化风险加剧，全球减碳目标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联合国环境署(UNEP)2023年碳排放差距报告指出，2030年全球排放量必须至少降低28%~42%才能实现《巴黎协定》中2℃或1.5℃的目标[3]。这一目标要求所有国家加速推进经济系统的低碳转型，尤其对中低收入国家在技术、资金和气候变化发展愿景等方面提出了迫切的转型需求。面对发展与保护的双重挑战，中国社会仍存在追求纯粹经济增长和过度依赖技术的倾向[4]。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应对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5,6]，还可能加剧社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依赖，刺激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增长，甚至加剧生态崩溃(Ecological Breakdown)[7,8]。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反向生产力(counter-productivity)”的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发展阶段和水平上，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福利”和“福祉”的增加，但到达一个社会临界点之后，持续发展就只会不断转化为社会/环境成本，最终“适得其反”[9]。为规避此发展模式，中国必须弃旧谋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其中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应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挑战的关键，也是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可持续转型、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尽管结构化和系统化分析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0]，但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和实践往往忽视了同等重要的新质消费力。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还特别指出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同时着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为此需重构新的消费生态[1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强调了消费与生产的二元一体关系。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没有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可持续转型，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12,13]。这一认识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启示。自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中国日益认识到需求侧，尤其是内需的重要性[14]。这种双向思考对于新质生产-消费力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消费经济体[15-17]。这一预测凸显了中国在全球消费-生产格局中的关键地位，也为中国探索新质生产-消费力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因此，深入理解消费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把握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促进消费的系统性变革，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双碳目标的关键政策议题。
新冠疫情加速了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正在颠覆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数智化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与创新的新型驱动力，也以最为直观的数智平台形式普惠大众、促进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升级[16,17]。大量研究证实了数智化赋能中国可持续转型的巨大潜力[18-20]，这种潜力不仅体现在生产端，更延伸到消费领域，为新质生产-消费力的培育提供了技术和机制支撑。然而，数智化发展也带来了技术依赖、数据安全、数字鸿沟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等挑战，构成了新时代风险社会的重要议题[1,21,22]。这要求我们在发展新质生产-消费力过程中，充分把握数智化机遇，同时有效管控风险，最大化释放创新潜力。
随着中国社会消费升级与数智化快速发展，消费在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地位日与凸显。消费必然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元驱动力。然而，现实中针对生产和消费的讨论往往是割裂的。例如:关于“新型消费”的讨论多聚焦于数智技术带来的新业态和扩大内需，忽视了与生产的内生联系。这种割裂的视角难以全面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基于中国当前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统筹考虑生产与消费，探索新质生产力语境中的消费回归。同时在数智平台赋能下，创新推动新质生产-消费力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在数智平台赋能背景下，协同发展新质生产-消费力，以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
2 新质生产-消费力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向度
2.1 理论逻辑: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中指出，“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形成了一个正归的三段论法。在这一过程中，消费已不再仅被视为终端活动或最终目标，而是能反向作用于生产起点，推动整个经济流程动态循环。马克思在论证消费对产品最终完成的决定性作用时，以“未通车的铁路仅是潜在而非实际存在的铁路”为例，直观揭示了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也就没有生产的逻辑[23]。
马克思进而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正如《资本论》中所述，前工业社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者形成了“自给自足经济”的闭环[24]二是媒介关系与相互依存:“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三是生产生产着消费，消费生产着生产: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可见，脱离消费谈生产是毫无意义的，“生产”概念本身就依附于“消费”而存在，必须将消费从生产的影子暗面请出来，使其与生产并肩同行[25]。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到，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生产者不是直接获得产品，而是通过分配和交换(取决于所有制和社会结构等因素)才能获得产品并消费产品。正是由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插入了分配和交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封建时期的土地兼并危机等社会经济问题得以“见缝插针”，剥削着劳动力，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级固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为了避免“资本的深渊”“剥削的黑夜”等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将生产与消费分离开来，必须充分认识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这在当前话语体系下集中表现为:新质生产力语境下消费的不可缺失与回归同一。
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了这一逻辑，生产与消费的割裂成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割裂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异化，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生产目的异化为对利润的追逐[26]。其二，现代理性与资本逻辑使企业以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生产偏离消费需求[27]。其三，“符号消费”理论指出的后工业时代生产过剩与消费异化导致生产与消费的相互背离[28]。生产与消费的割裂催生了生态危机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张力，亟须在政策与实践层面探索新的协同路径，这正是中国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新质生产-消费力战略的核心命题。
2.2 现实向度:生产-消费的政策指向与实践驱动
2.2.1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战略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再到新质生产-消费力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战略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每一个战略目标都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发展逻辑，映射着中国的发展轨迹。21世纪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主要通过融入全球生产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借助“人口红利”所释放的廉价劳动力、大多数国有企业所提供的廉价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获得“比较优势”，总体来说是外需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随着生产全球化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建立在外需基础上的单一产品供给风险逐渐不容忽略。传统行业面临产能过剩与优质产品供应不足的双重矛盾，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加剧，致使供给与消费需求的结构性错配日益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需明确，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不管需求，只是因为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因此通过供给管理促使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达到平衡。随着国内国际新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疫情带来的冲击，党中央适时提出需求侧管理与扩大内需战略。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需协同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此外，如果跳出供给和需求，重新审视现代化产业与产业体系的话，中国仍面临产业体系全而不精、大而不强、韧中有脆的现实制约[22]，关键重点环节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且面临产业结构不平衡，科技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基础不牢、创新缺乏长期资本来源、顶尖人才稀缺等问题。需明确，现代产业体系并非产业的机械叠加，而是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有机生态系统[23]。其建设需推动产业间、区域间及产业链各环节深度融合，以释放产业网络整体效能。显然，在供给侧改革需要需求侧管理配合的背景下，要想提振内需、刺激消费，必须要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
随着核心概念与主要矛盾越来越聚焦，“新质生产力”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适时出现。结合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这样的“新质生产力”显然应该理解为“新质生产-消费力”，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生产与消费的一体两面，二是生产与消费的协同性。
对于“生产与消费的一体两面”，则需落脚在我国现实发展问题上。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9,30]，最终消费支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9年至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上升，我国经济的增长正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特别是2023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7万亿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在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消费方式加速“线上+线下”融合转型[31,32]，消费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由重量转向重质，由物质产品扩展至服务消费，由模仿转向个性化定制，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随着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特征日益突出。我国庞大市场提供的丰富应用场景，成为前沿技术产业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对于“生产与消费的协同性”，则需落脚在生产与消费的影响上。研究表明，伴随消费水平提升，家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步增加，当前中国家庭消费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占总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2%[33]，原因在于能源资源消费持续增长与不合理消费行为加剧环境压力[34]。全球范围内，约三分之二排放源于家庭消费[35]。消费增长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不断上升，部分抵消了生产端环保成效，延缓了整体绿色转型进程。为实现“双碳”目标构成了一定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的生产-消费力必须为新质的，新质生产-消费力本身就是绿色新质生产-消费力、可持续新质生产-消费力。
总之，从我国政策导向出发，必须重视新质生产力语境下的消费回归，从“新质生产力”扩大为“新质生产-消费力”。如此，在体现两者同一性和协同性的基础上，也更能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2.2.2 创新数智化时代的新质生产-消费力发展策略
在近年数字化和智能化加速渗透的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的新质提升，同样迫切需要消费端的升级与转型。数字经济的兴起根本性地改变了生产与消费的融通机制。如果不将数智化背景下的新型生产-消费关系纳入考量，就无法全面理解或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数智经济快速发展，正在引领全球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成为重塑现代生产-消费关系的关键驱动力。数字产品和服务迅速将人们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连接到了互联网，数字技术服务融合渗透到出行、购物、食品消费、住房等领域。新冠疫情防控极大地加速了数智化产品和服务的渗透，引发了对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长远影响，并催生了数智平台时代的到来[36,37]。平台服务在新冠疫情期间实现了逆势增长，居民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数智化转型步伐显著加快，数智平台成为数字经济形态下具有支撑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产组织方式。同时，数智化和平台治理时代的到来，使得融通生产-消费端成为可能，激发了商业模式和应运场景的创新。基于平台的开放生态圈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生产-消费端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在以数智平台为依托的数智经济体系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界线日益模糊，二者以“产消者”(Prosumer)的全新身份参与生产过程，呈现为“产消合一/产消融合”(Prosumption)的新型关系[38]。这种新型的生产和消费关系意味着仅依靠增加传统生产要素投入或优化配置难以实现生产力的本质性跃升。生产和消费的多元参与者应协同合作，朝向共同的创新发展和新质升级目标。更重要的是，生产力进步及经济发展的真正转化仍需依赖于消费领域的升级，才能将科技创新转化为居民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并对供给侧产生正反馈作用，推动上行的循环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推行扩大内需、消费升级的战略与深化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消费力共同构成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福祉提升的双引擎。
因此，要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消费端在水平、结构和业态方面的转型升级，发挥需求侧对供给侧的牵引和反馈作用。重点在于建立生产端与消费端的良性循环，使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碳普惠在内的理念、技术、知识、资本等要素资源顺畅流通和整合。本研究构建了数智平台治理赋能新质生产-消费力协同发展模型(图1)。
图1 数智平台治理赋能新质生产-消费力协同概念模型
Fig. 1 Conceptual Model of synergistic new quality production-consumption empowered by digital-intelligent platform governance
3 新质生产-消费力的典型案例:数智平台+碳普惠机制
3.1 数智平台的概念与核心特征
数智平台是基于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而搭建的开放性平台和体系结构，能够连接各类生产要素，组织用户之间(包括公众、企业和公共机构)进行交互，促进企业间、行业间的协同增效和价值共创[39,40]。数智平台的核心特征主要体现在开放性和连接性两个方面。数智平台采用开放架构，允许各类参与者接入，形成良性的生态系统[41]。这种开放性使得数智平台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和个人加入，各类互补性参与者组成动态的创新联合体，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业务的协同创新。同时，数智平台能够即时贯穿生产、流通、消费等全产业链环节，实现端到端的数智化整合[42]。这种连接性使得数智平台能够打通价值链各环节，提升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总的来说，开放性和连接性是数智平台最为关键的两大特征，使其成为推动产业数智化转型的关键载体，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3.2 数智平台的国际发展趋势:消费场景嵌入和可持续理念融合
数智平台在制造[43]、物流[44]、零售[45]、金融[46]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已经成为推动产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同时，消费场景也是数智平台的重要应用方向之一。数智平台能够通过连接全流程各环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对用户需求的感知能力，从而推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这种全链条的数智化赋能，正在重塑传统的商业模式与价值创造方式。数智平台也在重塑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各领域:VR(Virtual Reality)、AR(Augmented Reality)、MR(Mixed Reality)等技术让在线挑选服装更直观，个性化定制更便捷;农业信息化助力稳产增收，外卖等在线点餐已成生活常态，智能餐厅正在兴起;智能建筑和智能家居的广泛应用提升生活品质;智能交通改善通行，共享出行日益普及，5G为未来交通变革奠定基础[47]。
数智平台的发展正在有意识地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一趋势在消费场景中尤为突出。研究表明，数智平台正在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深入挖掘消费者需求，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引导消费者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48]。例如，数智平台可以根据用户的消费行为和偏好，向其推荐更加环保节能的产品，激励消费者参与碳普惠等绿色激励项目。因此，数智平台正在成为我国推动消费端绿色转型的重要载体，引导可持续消费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这种可持续理念的植入，将成为数智平台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3.3 中国数智平台的发展现状与新模式探索:数智平台+碳普惠
“中国特色”为数智平台的发展提供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首先，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为数智平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4G和5G基站等高速的移动网络覆盖和海量的数字设备普及确保了数据传输的高速、稳定和广泛;同时，中国消费者的数智化程度极高，对智能服务有着强烈需求，为数智平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49]。其次，中国政府在数智平台的发展上发挥了“大国重器”的制度引领作用。政府高度重视中国数智平台的发展与政府的数智化转型战略协同，采取一系列“顶层设计+因地制宜”的举措，提供政策扶持和资源倾斜，为数智平台的建设和应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50]。此外，数智平台在中国的高渗透能力使得它能够更好地掌握数据资源，提升协同优势。数智平台已经深入渗透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正在实现全链条的数智化整合;同时也广泛覆盖用户的日常生活，触达电商、支付、社交等多个领域[51,52]。
中国的数智平台正在与碳普惠机制进行深度融合，开创出一系列创新实践。碳普惠机制指通过数字技术量化个人、社区和中小企业的日常消费场景中的低碳行为，并给予激励的创新模式[53]。在这种机制下，企业和个人的减排行为可以转化为碳积分，用于抵消碳排放、参与碳交易或换取其他福利。碳普惠为绿色消费提供了正向激励，是推动需求侧和消费侧碳减排的创新手段。
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驱动和支持。国家层面的政策，主要表现为法律、实施方案、行动计划、意见等，从宏观角度出发，强调“绿色生活方式”“绿色出行”“绿色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性，从而为碳普惠提供了根本性的逻辑起点，激励、引导地方政府、企业、公民等相关方积极参与碳普惠行动。如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节约消费观，推动全民衣食住行游等领域向低碳健康转型，抵制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54]。2024年4月，国家数据局公开征询社会各界对智慧城市发展与城市数字化转型指导文件的建议，文件拟建立多元碳普惠机制，探索碳账户与碳足迹数据应用，倡导绿色出行与数字消费，推动居民生活数字绿色双转型[55]。该政策直接点明了碳普惠与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关系。地方层面的政策，则主要表现为省、市级别的条例、规划、实施方案、管理办法等，明确地强调了“积极开展碳普惠试点”“构建碳普惠服务平台”“开展全民碳普惠行动”“建立碳普惠机制”，政策内容更为详尽、符合地方情境，为碳普惠的实施提供了具体操作规范，从实践层面凸显了碳普惠行动的价值意义。2020年10月，成都出台“碳惠天府”管理试行办法，规范碳惠机制建设运行，通过正向引导构建全民参与共享的城市绿色低碳生活圈[56]。2022年8月，深圳环境部门出台碳普惠规范，确立了方法学、减排核算、积分管理等具体标准[57]。
众多领先的数智平台开始将自身的数智化优势与碳普惠机制深度融合。例如，蚂蚁集团的蚂蚁森林通过移动应用记录用户的绿色行为，并将其转化为种植树木的绿色能量。北京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平台则整合绿色出行方式，引导用户选择环保出行，并将此转化为碳减排能量。一些区域性碳普惠平台也通过数智技术赋能，打造了全民参与的碳普惠生态圈。综上所述，中国的数智平台正积极探索与碳普惠机制的融合创新，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
中国碳普惠平台的生态圈雏形正在形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趋势。首先，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碳普惠平台从最初的单一企业主导、公众参与，逐步发展成为政府-企业-公众间的多方互动。碳普惠平台的创新共同体囊括了金融机构、传统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第三方组织和媒体等主体。其中，政府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政策激励和数据公开，为企业、公众和社会各界创造消费端低碳转型的环境;企业利用数智技术，开发满足多样化低碳需求的场景和解决方案，以及主动披露数据;标准制定机构和研究机构则致力于出台科学合理的团标和核算方法学;平台用户广大公众则积极参与平台活动，分享低碳生活经验，共创绿色消费新风尚。这种多方协同具有优势，如链接更多减排场景、推动个人碳账本应用、解决数据垄断和协同解决发展障碍等。第二，平台的性质从公益走向商业化。最初蚂蚁集团的“蚂蚁森林”为公益性质，这种公益模式下，企业自身承担种树等成本。随着发展需求的增长，平台开始探索能够盈利的商业模式，使自身运营更具可持续性。平台不再仅仅依赖于企业的公益投入，而是通过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和有价值的服务。这种转变有助于碳普惠业务的长期发展。第三，平台配套的标准化和算法规范化不断完善。政府通过采信中华环保联合会推出的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和指南细则等团体标准和相关量化算法，将分散的消费端减排行为进行科学量化。这为碳交易及自愿交易市场实现碳减排量交易提供了统一的核算基础，使得整个体系更加规范化。这种标准化和算法规范化有利于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为碳账本的建立和交易奠定基础。第四，中国的碳普惠平台正处于实践推动创新的关键阶段。在多元主体协作的创新上，碳普惠平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有效整合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主体的方式，通过与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企业探索双赢的商业模式，激发各方积极性;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并给予有效激励，扩大普惠效果。同时，在模式创新上，碳普惠平台通过实践应用评估各种模式的可行性和效果，不断进行迭代创新，最终找到更加适合自身长期发展的商业路径。这种实践-检验-迭代的过程，推动了碳普惠平台模式的不断创新。
3.4 中国碳普惠平台的机制、类型及典型案例
目前我国已经搭建了各类碳普惠平台，根据项目主导方和参与主体的特点将碳普惠机制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政府主导政府主体单一化碳普惠机制、企业主导企业主体单一化碳普惠机制和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化碳普惠机制[58]。据本研究统计，截至2024年8月，企业主导的平台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主导的平台占比36.8%。这一分布反映了私营部门在碳普惠实践中的活跃性与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平台规模分级，企业平台在规模多样性上更为显著。其中，中小型平台(如国家电投“低碳e点”)占比58.3%，大型平台(如北京市“绿色生活季”)占比25%，超级平台(如蚂蚁森林、京东物流青流计划)集中于企业端(占比16.7%)，主要依托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用户基础与技术优势实现规模化覆盖。政府平台则以中小型试点为主(如山西省“三晋绿色生活”)，体现出探索性政策导向。
以下基于北京MaaS、蚂蚁集团的蚂蚁森林和北京冬奥会“低碳冬奥”对这三类碳普惠平台进行分析。
3.4.1 政府主导、政府主体单一化碳普惠机制:北京MaaS平台
北京MaaS平台是一个政府主导、政府主体单一化碳普惠机制的碳普惠机制。其目的是引导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加绿色低碳的出行选择，推动绿色出行从理念倡导向激励引导升级。为此，平台采取了以下措施:2019年，北京市交通委与高德联合开发平台，整合多种绿色出行方式服务;2020年，平台又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推出“MaaS出行绿动全城”行动，发布低碳出行碳减排核算标准，并推出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机制，用户通过绿色出行可积累碳减排能量并兑换奖励。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下，该平台取得了一定成效:截至2023年6月底，平台已拥有3000万用户，参与碳普惠活动的用户超450万，累计碳减排近46万吨，12万吨碳减排量已完成市场交易[59]。
消费端规模化低碳行为的积累，不仅直接减少碳排放，更通过市场信号倒逼生产端系统性变革。北京MaaS平台通过消费端绿色出行行为的规模化引导，正在推动生产端交通系统与能源结构的优化升级。在MaaS 2.0阶段，平台计划通过碳普惠机制累计实现100万吨减排量。消费端对低碳出行的广泛参与，倒逼生产端技术与模式革新。例如作为平台的技术支持方，高德地图将引入车路协同技术，实时优化交通信号控制，有助于降低燃油车怠速排放;同时开发新能源车方法学和燃油车低碳路线算法，推动车企调整产品能效设计。平台生态圈的扩展吸引了传统交通企业、碳服务商等多方加入，例如通过城际交通接驳场景的整合，有助于倒逼公交公司优化线路调度与车辆能源结构。这种从需求牵引，到技术迭代，再到生产响应的传导路径，体现了消费端行为对交通产业低碳转型的系统性驱动作用[60]。
然而，尽管北京MaaS平台已初步展现消费端对生产端的驱动效应，其长期可持续性仍面临挑战。目前平台还缺乏长期深度融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思维，未来需要建立有效的多元治理模式，协同推动政策、制度、规划、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61]。
3.4.2 企业主导、企业主体单一化碳普惠机制:蚂蚁集团-蚂蚁森林
蚂蚁集团旗下的蚂蚁森林是一个典型的数智平台类企业碳普惠机制。其目的是通过碳普惠方式引导和激励个人选择绿色低碳生活。平台采取了以下措施:2016年8月，支付宝蚂蚁森林项目将用户低碳行为转化为虚拟“绿色能量”，能量累积后平台通过合作伙伴在现实中种树或由用户守护相应面积的保护地。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环保效果，蚂蚁集团捐资累计设立了13个省市和地区的24个公益地，涉及1600种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还开展了500亩海草床和1000亩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62]。截至2022年底，蚂蚁森林已累计种下超4亿棵树，通过蚂蚁森林参与践行低碳生活的人已超过6.5亿。
在消费端创新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蚂蚁集团进一步将碳普惠机制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构建覆盖全价值链的减排体系。2023年，其首次全面盘查范围三碳排放(覆盖12个类别，披露11类，总量764179.17吨二氧化碳当量)，采用财务数据结合实物数据的核算方法(实物数据占比超60%)，以采购支出与行业因子测算供应商碳排放，倒逼上游企业提升数据透明度。例如，通过纸张采购金额反推用量，再结合单位生产碳排放因子精准核算，促使供应商优化生产流程。在技术端，蚂蚁开发的绿色计算技术应用于数据中心，2023年减少供应链上游碳排放72026.70吨，直接驱动硬件能效提升。同时，蚂蚁依托金融业务赋能小微企业绿色转型，通过“小微企业绿色评价体系”累计支持839万家小微主体获得免费绿色评级，网商银行为131万家提供绿色贷款，引导其采用低碳生产方式。这一传导逻辑体现为从消费端数据治理，到供应链碳核算倒逼，再到技术赋能与金融激励，最后到生产端减排响应，以此形成闭环联动[63]。
需要指出的是，以蚂蚁森林为代表的企业主导机制仍面临四重发展瓶颈:一是企业主要为了维护自身用户粘性，无法真实展示用户的减碳行为;二是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减排测算权威性不足，存在公平性问题;三是只能记录单一平台用户的减排行为，无法实现全方位记录;四是激励方式依赖于企业自身投入，可持续性受限。未来如何破解这些困境，将是数智平台类企业碳普惠机制发展的关键。
3.4.3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化碳普惠机制——北京冬奥会“低碳冬奥”
北京冬奥会“低碳冬奥”项目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化碳普惠机制。其目的是通过碳普惠机制，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更好地发挥北京冬奥会的示范效应，推动绿色办奥理念落地。项目采取了以下措施:2020年7月，北京冬奥组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推出“低碳冬奥”微信小程序。该程序借助数字技术和精确算法记录用户日常低碳行为，并根据《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导则》对低碳行为进行量化。用户通过参与绿色出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低碳行为可获得碳积分和荣誉勋章，这些可用于兑换奖励。同时小程序还设有社交板块，鼓励公众参与并助力实现低碳冬奥。在这些措施的实施下，到2022年2月为止，270余万参与者实现了亿次减排，减碳近3万吨[64]。此外，企业也通过认购自愿减排量来抵消消费者出行排放，实现部分碳中和。相比前两类机制，这种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元化的碳普惠机制具有明显优势。政府主导下政企社会各方联动能形成多元化激励模式，并且此机制实现了绿色行为的科学量化和碳交易，同时发挥碳普惠合作网络的优势，实现跨场景跨平台的全面记录，此外激励模式创新实现了多方共赢，最后传播渠道广泛，调动了公众的广泛参与，是未来碳普惠发展的重要方向。
除了根据机制的项目主导方和参与主体方分类，还可以依据平台的商业模式性质和平台奖励性质等依据进行分类。根据商业模式来分类，有公益性质的完全不盈利模式，如最早期的蚂蚁森林和哈喽单车的小蓝c碳账户，这些平台都是由企业自身承担相关成本。与之相反，也有成熟的盈利商业模式，如北京MaaS平台、青碳行和沪碳行等。根据激励机制来分类，大多平台提供物质奖励，如美团的数字人民币低碳卡、京东物流的青流计划、顺丰的绿色碳能量等，这些平台会向用户提供实物或现金等物质奖励;也有平台提供非物质奖励，如蔚来汽车的蓝点计划和京东零售的青绿计划，这些平台会向用户提供积分、徽章等虚拟奖励，用户可以在平台内部使用。
4 新质生产-消费力发展的挑战与应对
在当前的实践探索中，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数智平台已经展示了在整合生产-消费端方面的强大潜力。它犹如一台强大的“心脏泵”，驱动产销之间的融通。当这台 “心脏泵”高效运行时，它能为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和供给环节提供必要的“造血”。这种“造血”体现为数智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要素的注入。有了这个中心化的数智平台作为“造血装置”，各类数智化、可持续发展的“血液”便能顺畅地输送至生产和消费的“动静脉”之中，从而形成良性的代谢循环，进而孕育出新质生产力。
4.1 数智平台赋能新质生产-消费力发展的新挑战
随着数智平台的迅猛发展，其广泛应用在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公众参与、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适应以及法规建设与数字治理挑战四个方面的新挑战。
4.1.1 数智平台自身的可持续性挑战
数智平台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其自身面临资本逻辑与可持续目标的根本冲突。Fuchs(2021)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指出，平台企业虽以技术赋能为名，但核心仍受资本增值驱动，往往通过数据垄断强化逐利性。这种逐利本质导致多种可持续性问题:算法推荐系统为提升交易额优先推送高碳商品(如快时尚服饰或过度包装产品)，甚至通过包装“伪绿色产品”误导消费者，最终引发绿色消费信任危机，不仅背离低碳目标，还加剧资源浪费与生态负担[65]。
Fuchs揭示的资本逻辑困境，实质上印证了Ostrom(1990)关于公共资源治理的核心命题: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天然倾向于忽视环境外部性，需通过制度设计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理论上，碳税可增加高碳生产的经济成本，绿色补贴可降低企业低碳转型的边际投入，迫使企业在利润目标与减排责任间重新权衡[66]。但在实践层面，当前碳普惠政策多依赖自愿参与，缺乏强制约束力，导致部分企业仅将低碳行为视为品牌营销工具，而非战略转型核心。
这暴露出平台经济的根本矛盾:作为治理基础设施需维护公共利益，但资本增值诉求又持续消解其可持续治理效能。当平台同时扮演“治理者”与“被治理对象”的双重角色时，其内在冲突更加凸显:一方面需自主平衡多方利益，但其逐利本质可能削弱可持续治理的优先级[67]，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基于原则的规范方法”[68]的外部规制，而政策工具的滞后性进一步制约了治理效能的提升。
4.1.2 公众参与的新挑战
随着数智平台成为公共服务和参与的新渠道，其在推动生产-消费端低碳转型过程中，面临公众参与机制的结构性缺陷。首要问题在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系统性风险。碳普惠平台在数据采集、存储和商业化利用过程中，因数据产权归属模糊、隐私保护机制不完善，导致用户信息泄露风险持续累积。其次，算法决策机制的不透明性引发公平性质疑，平台通过算法引导公众低碳行为时，存在信息不对称与覆盖偏差，导致非数字原住民、非标减排行为者等群体被排除在碳普惠体系之外。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平台治理中公共利益与商业逻辑的失衡，需构建兼顾数据安全、算法透明与普惠包容的参与框架。
4.1.3 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适应的新挑战
数智平台的发展对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提出双重要求。一方面，信息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设施的能耗激增，与城市碳中和目标产生直接冲突;另一方面，现有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与功能设计难以满足平台实时数据处理需求，导致生态保护区、老旧社区等关键场景的数据采集能力不足。更深层矛盾在于数字基建规划缺乏与能源系统、空间结构的协同机制，制约平台减排效能的最大化释放。
4.1.4 法规建设与数字治理的新挑战
现行平台治理体系面临三方面适应性障碍。其一，法律法规滞后于平台技术创新速度，难以有效规制去中心化碳资产交易等新兴业务模式;其二，监管措施的同质化与平台运营的差异化存在矛盾，传统合规审查机制无法精准识别快速迭代的算法风险;其三，公共部门对平台治理工具的应用存在能力缺口，过度依赖商业平台技术供给可能导致公共利益边缘化。这些挑战要求重构适应数智化特征的法律框架与监管范式。
4.2 数智平台赋能新质生产-消费力发展的应对策略
基于数智平台来发展新质生产-消费力，不仅是一种技术管理革新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考虑到数智平台和生态系统模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它们在未来可能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政府主体作为重要的规则制定者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应当在宏观层面制定并实施平台治理的生态圈建设，协同多重目标，有序协调多元主体，形成有效的多元治理模式。
在政府主体的生态圈建设框架下，城市治理者需要建制度-技术-市场的协同治理框架，系统破解数智平台可持续性困境。在制度层，城市治理者革新政策工具:以ESG体系为核心抓手，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倒逼企业内化环境成本，完善碳税与绿色补贴形成约束和激励双重机制。同步推动碳普惠积分与全国碳交易体系联动，将个人低碳行为转化为可交易资产。在技术层，城市治理者筑牢信任基座:强化算法透明度审查，建立开源审计框架实现跨平台数据互认;重点开发减碳技术，通过政府专项采购激励平台研发投入。在市场层，城市治理者激活转型动能:要求金融机构将平台ESG评级纳入绿色信贷标准，扩大低碳项目融资;授权平台制定碳信用抵扣等规则，构建从绿色行为到经济激励再到生产转型的闭环。最终实现技术、制度与市场的深度耦合，驱动生产-消费协同转型。
这一转型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数据要素层新型基础设施的构建。为此，城市治理者作为数智平台的监管者、开发者和使用者，应需构建三位一体的数据治理体系，以更好地利用数智平台生态系统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其一，城市治理者建设标准化数据基座:建立数据管理规范，确立数据采集标准和程序，确保信息精准完整，并采用安全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可靠。其二，城市治理者培育治理生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传统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媒体等多元主体的关系，解决潜在的利益冲突，确保数智平台运行过程中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其三，城市治理者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制定明确的平台运营规则，包括回应机制、互动机制和碳信用价格策略，以确保数智平台的有效运行和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构建开放、透明的数据交易市场，鼓励公民、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数智平台应用，以推动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5 结语
数智平台治理正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路径，其通过消费端低碳转型倒逼生产端减碳的传导机制，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突破口。当前我国消费端低碳实践较国际先进水平仍有提升空间，而数智平台的发展为此创造了独特条件:数字新基建的规模化布局构建了底层支撑体系，跨领域数据资源的持续积累形成要素整合优势，市场对低碳消费场景的迫切需求则驱动技术创新加速落地。三者协同形成了新质生产-消费力发展的良好生态。
尽管个体减排量有限，但依托14亿人口基数形成的规模效应，数智平台能通过碳账户联动和行为数据转化等创新激励机制将分散的消费端减排行为转化为系统性变革动力。这种变革将反推生产流程优化、供应链重构与市场机制革新，最终形成消费转型驱动生产升级、再驱动生态环境改善的可持续发展闭环。因此城市治理者需强化该路径的战略认知，将其作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抓手。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⑥]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杨蕙菁，huijing.yang@ruc.edu.cn
收稿日期:2025-03-02; 录用日期:2025-03-25; 发表日期:2025-03-28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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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on- Consumption Capacity Empowered by Digital-Intelligent Platforms: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 inseparable role of consumption. Taking a holistic view of new quality production-consump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through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case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apid rise of digital-intelligent platforms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those embedded with carbon-inclusive mechanisms, has opened up new space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s well as for enhancing the platforms’ own sustainability. This offers bo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the “dual-carbon” goal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quality production-consumption, digital-intelligent platforms, carbon- inclusive mechanisms
DOI: 10.48014/csdr.20250302001
Citation: XIONG Ying, SUN Tianyi, ZHU Anqi, et al.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onconsumption capacity empowered by digital-intelligent platform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J]. Chine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view, 2025, 4(1): 5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