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盖娅假说到COVID-19———评《封锁之后:一次蜕变》

郭佳楠^1,2

(1. 亚洲理工学院 发展与可持续性学院, 泰国空滦 12120
2.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气候危机、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逐渐国际化、全球化, 气候问题的全球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亟须进行变革。值此背景, 《封锁之后》一书通过对疫情期间人们生活状况的反思, 表现出社会个体在经历封锁后的蜕变过程, 运用哲学寓言及隐喻的形式讨论人类世界中存在的政治、伦理甚至宇宙学冲突, 从盖娅政治生态观的视角分析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 探究人与自然关系合理性问题。作者强调, 地球上生命的实体正日益受到人类的控制与威胁, 需要重建人与自然、科学与政治、事实与价值等这些二元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 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良策。拉图尔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主线, 提出超越“强纲领”中的其他对称原则, 倡导开启行动 者议会、生态理想国, 发起重构盖娅的制度变革, 但并未就该制度建构的行动者的设置进行充分的论证与提供更多的细节。本书为在理解不同行动者活动状态和组合模式的基础上, 更好地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提供了一种颇具启发的政治生态观。

关键词: COVID-19, 盖娅, 隐喻, 生命共同体, 布鲁诺·拉图尔, 人与自然

DOI: 10.48014/fcss.20240324002

引用格式: 郭佳楠. 从盖娅假说到COVID-19———评《封锁之后: 一次蜕变》[J]. 中国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2): 11-21.

文章类型: 书评

收稿日期: 2024-03-24

接收日期: 2024-05-13

出版日期: 2024-06-28

0　引言

在经历了COVID-19大流行以及封锁的痛苦后，国家和个人都在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法，许多人希望尽快回到“大流行前的世界”。但在宏观视角下，人类能够从这场考验中吸取的教训是:即作为地球居民，人们可能无法如此轻易地退出封锁，因为全球健康危机已经陷入了另一场更大、更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是由新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带来的。而学会在封锁中生活可能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一次气候变化的彩排，一次最终了解我们——地球上的居民——生活在哪里的机会，“地球”是什么样的地方，以及人类在未来几年将如何定位自己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机会。人类可能最终能够更好地探索自己生活的土地，与所有其他生物一起，开始理解所经历的气候变化的真实本质，并发现什么样的自由是可能的——一种不同位置与不同理解的自由。在微观视角下，COVID-19大流行之后，人们想要摆脱令人窒息的口罩和新冠疫情的封锁，这可能是正常的，但在此过程中，除了通过虚拟互联网会议和虚拟社交媒体外，个人应该如何摆脱与社交群体分离的个人的孤独感呢?我在哪里?应该如何适应这一环境?我应该怎么做?英国政治出版社(polity press)于2021年11月出版的《封锁之后:一次蜕变(After Lockdown:A Metamorphosis)》(以下简称《封锁之后》)一书，以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封锁经历为切入点，不仅就如何使人类更好地理解与其他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封锁、盖娅理论与气候政治的哲学意义展开了细致地分析与探讨，更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重估了气候变化的意义与前景，并为从新的技术形而上学论视角出发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开出新的方向。

该书作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作为STS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虽已年届古稀，依旧风头不减，其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学说。面临全球环境失衡的危机，拉图尔曾提倡依据技术“客体”和行动者网络进行思考。他还倡导“对称性外交”，这一概念强调在谈判中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平等。实际上，早在2017年拉图尔访华讲学之前，中国学术界就相继翻译出版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包括《实验室生活》(东方出版社，2004 年)、《科学在行动》(东方出版社，2005 年)、《我们从未现代过》(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自然的政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2017年之后，又相继翻译出版了他的《激情的经济学》(群学出版社，2017年)、《现代性的视觉政体》(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面对盖娅》(群学出版社，2019年)、《着陆何处》^[②](群学出版社，2020年)。其政治生态学的不同侧面获得了一些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视角的关注，比如作为拉图尔理论之哲学前提的“现代世界的非现代性”^[1]，作为拉图尔政治生态观核心概念的盖娅视角，或者拉图尔与其他学者生态观的比较研究，等等。但这些都缺乏对拉图尔政治生态观的整体考察，本书将着力弥补这一缺憾。

在本书中，拉图尔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立场，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摆脱封锁。因为即使在病毒消退之后，人类仍然无法摆脱封锁，“新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问题将继续迫使我们处于:自我保护的领域，并将人类的生存限制在较小的活动区域。同时，他还使用了许多概念与隐喻来描述这种封锁后的蜕变，包括“宇宙”与“地球”、“上升”与“下降”以及“老式人类”与“陆地生物”等，从而进一步将地球上的各种环境问题归结为“现代”世界观与“盖娅”世界观、宇宙学之间的冲突。《封锁之后》一书扩展了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对人们共有的多种情感的讨论范围，并利用这些具体经验重新审视自由、边界、全球化及现代性的概念内涵，通过对“地球”空间的深刻反思将新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带到舞台上，为我们重新探究不同行动者的存在方式及合成模式提供契机。《封锁之后》目前尚无中译本面世，本文试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评介。

1　一个隐喻

在该书中，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人们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的“觉醒(awakening)”转译为类似于格雷高尔·萨姆撒(Gregor Samsa)在《变形记》中的觉醒。而《变形记》的主人公萨姆撒则发现自己是一个顽皮的害虫(ungehures Ungeziefer)——某种“可怕的害虫。”无法离开房间的格雷高尔反思了他的工作——如果没有经济需要迫使他继续工作，他本来会辞职的。他必须想方设法使食物送到他的面前，而那些没有发现自己转变的家人只会鄙视他，一旦他们可以处理掉他，他们似乎就完全放心了。这里正如拉图尔所指出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新冠疫情封锁时期都处于与主人公格雷高尔同样的境地:“我们被关在狭小的公寓或房子里好几个月，思考如果我们没有陷入财务困境，我们可能会放弃现在的工作，遇到因被迫接近而感到困惑与沮丧的家庭，并感受到家庭的蔑视。”^[2]人们的意识形态不允许他们将新冠病毒视为“真实的东西。”^[3]同时，人们也经历了一次转变:“我们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新人，不知何故，那个我们曾经感到受欢迎的世界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我们的许多朋友和亲戚似乎都成了坚持接种疫苗和戴口罩的陌生人。”^[2]44

此外，拉图尔还称赞格雷高尔是人类社会中的代表性人物，他被限制在被改造的孤独生活中。然而，愚蠢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家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一次蜕变，仅仅从人类的角度选择与格雷高尔保持联系。格雷高尔滑稽的蜕变只在他那些没有蜕变的亲戚看来如此。格雷高尔的变形不只是表明他们在对待亲属时变得不人道，而是抵制一种重新焕发活力的生活方式。萨姆萨家族的冲突是由于生活世界的不同，他们住在格雷高尔家里，格雷高尔是一只昆虫，而他的亲戚是人类。这种差异向人们揭示了二者前景的不同之处，拉图尔试图让他的读者通过大量隐喻和基调的变化来窥视:居民与城市、细胞与身体、蚂蚁与蚁丘、没有任何信仰与没有任何延伸、生物与整个“环境”这些元素之间的传统壁垒，并且不同元素之间的不断转变是为了不断挑战人类的安全感。这种持续的变化意味着拉图尔认识到了世界的人为性，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然独立的，就像“白蚁在白蚁堆外一刻也不能生存，这对它们的生存就像城市对城市居民一样。”^[2]56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格雷高尔的亲戚之所以不是格雷高尔，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不是格雷高尔的变形世界。

在这里，读者们可能会思考，为什么要借用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一个“哲学寓言”来解释疫情期间封锁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因为卡夫卡更符合笛卡尔的思想。卡夫卡的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面临着与社会格格不入、被疏远及孤独的困境，并努力应对构成社会官僚体制的层层难以理解的迷宫，在那里，判断是最终的且可怕的。每个迷宫都有一扇门，一个通往另一个迷宫的入口，形成了一个冒险零和游戏，玩家必然是输家。与卡夫卡的寓言相似，加缪提出了哲学寓言，即面对孤立个体的生存情境，不是面对社会群体中的个体，而是面对存在孤立的个体。然而，拉图尔避免了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孤独，他从形成个体的社会群体开始，他称之为“全息生物”，例如昆虫，总是在社会群体或“群体”中。^[4]他还认为，人们被锁定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我们的问题来自这些社会群体，甚至是卡夫卡变形的格雷高尔·萨姆撒的家庭。这是拉图尔提出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全息生物:一个个人，他既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小组的一部分，又是一个正在执行各种研究项目的工作人员:我到底在哪里?在其他地方，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口中的成员。如何适应它?像往常一样，通过四处摸索、探索，我们还能做什么?封锁后，拉图尔回答了“我(间接)在大流行中和(直接)在封锁中的位置在哪里?，表明了代表着作者作为哲学与社会学研究小组成员的一种‘探索’。”^[2]77-80

拉图尔凭借其扩展隐喻的天赋，完美地捕捉到了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对自己生活的陌生感。而且正如拉图尔在《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所展示的那样，他是一位敏锐的政治观察家，这篇文章后来也被翻译出版在2016年的《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上^[③]。应该说，他对特朗普时代和大规模国际主义衰落的预测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这些知识分子无视民族主义对政治系统中广泛社会群体的吸引力，他们忽视了这些群体的存在。依拉图尔所言，反过来这些社会团体(群体)通过投票并决定无视接种疫苗的请求，这对西方社会的未来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也意指着“在未来可能格里高尔会开始了解他的残酷的家庭真相;但幸存下来的是他的家人——至少现时是这样的。”^[5]

在某种意义上，拉图尔认为对“现时性(for the time being)”的强调很重要。自1999年《自然的政治》(Politics of Nature)一书出版以来，拉图尔就开始越来越关注现时(目前)的环境问题。在拉图尔看来，构成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实体正日益受到人类的控制与威胁，现在是彻底重塑哲学的时候了，它将让构成我们星球上生命的众多实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生存方式探究:现代人类学》一书中，拉图尔开始为一个既不具有现代性也不具有后现代性、人类与非人类^[④]共有的新的形而上学系统制定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且从《自然的政治》出版以来，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断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6]尤其是《封锁之后:一次蜕变》一书揭开了他关于人类与其他独立存在实体在政治领域互动的方式愿景的新篇章。

2　关于“生命”的理解

从根本上说，拉图尔已经开始相信由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E.Lovelock)提出的并被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进一步发展的“盖娅假说”，他认为这一假说的提出与完善对朝着理解我们的世界如何运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随后，在2020年接受乔纳森·瓦茨(Jonathan Watts)的采访时，拉图尔将其与伽利略发现行星日心运动的重要性进行了比较。^[7]洛夫洛克与马古利斯共同认为，假设地球上存在一种生命系统，称为“盖娅”，它旨在试图通过生物群无意识操作的控制论反馈系统来维持适合生命的物理环境的动态平衡。“盖娅”或“生命”取决于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互作用，其形式范围包括从将惰性矿物质降解到土壤中的微生物到将持续输入的太阳能转化为其他生命的可食用产品的生命形式，进而为更多的其他生命形式排出其所需的气体和营养产品。

早在2010年，拉图尔就提出，这一理论“仍然没有被主流科学所接受”。^[8]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来接受它”，^[9]而在学术界中更准确的说法是，该理论之所以没有被广泛接受，是因为有大量的科学证据反对它。以地球科学家所说的大氧化事件为例。在这一时期，大约22亿年前，由于古原生代蓝藻的活动，地球大气和当时的浅海经历了氧气的急剧上升。尽管游离氧的存在导致许多现有厌氧物种的灭绝，但这促进了多细胞生命形式的后期发展。^[10]而将这一事件描述为“生命”或“盖娅”寻求维持体内平衡的例子显然与化石和同位素的科学数据不一致。可以说，这对当时存在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是一场灾难。对人类来说则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是在这之后才来到地球上;但这一事件似乎与“盖娅”的维持生命的体内平衡的概念相悖。

一直以来，气候危机与环境问题都在不断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8200年前的干旱导致人口大规模迁移出正在崩溃的新石器时代的发源中心，而大约5200年前的旱灾导致了晚期乌鲁克文明的崩溃，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随着食物供应的减少，城市地区人口也将随之减少。即使一些深层生态学者会对历史时间跨度内的例子提出质疑，或者对关于大氧化事件的最佳可用数据提出疑问，但更多的实质性的论据表明，生物反馈系统的净效应是增加地球对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而不是削弱它。对南极冰芯样本的检验说明，由于人为的气候变化，生物副产品将使我们的地球更加温暖，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人为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变得越来越明显。^[11]对于这一观点，盖娅模式的支持者提出需要对人类进行某种关键性的改变。除非绝大多数人愿意假设人类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自然的”或“不是盖娅假说的支持者”，否则盖娅假说的支持者们关于行星动态平衡的思想就会变得混乱。正是基于此，洛夫洛克及其追随者将人类理解为一种畸形的物种，一种地球上的癌症，盖娅现在正试图消除这种病毒(例如，洛夫洛克将新冠肺炎病毒描述为盖娅对地球进行“自我调节”的一部分)。^[12]这就是说，人类被视为一个怪物，如果不立即做出非常重大的改变，人类最终将走向灭亡。

那么，可能涉及什么样的变化呢?拉图尔认为，仅仅颁布减少碳排放的立法或类似的小规模举措是不够的。人类所需要做的是放弃现代化，而代之以“生态化”，这是一种新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观点，即将人类与非人类的实体置于平等的地位。各种各样的事物——人的思想、树木、微生物、像鬼魂一样的想象实体等等——都能够作为行为体而存在，它们不蕴含等级的意义，所有行动者^[⑤]没有等级序列，不存在更高层级的整体统一性。^[13]另外，在书中拉图尔也对资本主义^[⑥]产生了更强烈的批判性，与社会生态学者一样，他指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等级制社会关系是解决环境危机的羁绊，并嘲讽和批判了富国对穷国、富人对穷人的“气候霸权”。

3　论拉图尔及其社会学

在最开始，拉图尔就不仅是一位科学社会学家，而且也是位在社会学领域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米莱特·海伦(Mialet.Hélène)认为，拉图尔1987年的《科学在行动》一书是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如果没有这部作品，那么现在的STS研究方向会大不相同。正如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所说，拉图尔不仅批判了“科学的内部/外部区别”，^[14]而且还批判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可以说他的学说其实是丰富和发展了科学与社会的研究，对指导人们开展新领域的STS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富勒也指出，拉图尔未能坚持科学应该努力成为一种类型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社会的观点，这一结论同样对更广阔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补充与发展，以及继续推进科学与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但由此产生的“规范性崩溃(normative meltdown)”会渗透到各种研究项目中，而这些项目往往会涉及“声名狼藉的领域”。^[15]如果STS的对称本体论意味着人类没有能力构建某种“客观化”的地方来进行科学研究，那么知识是如何创造的呢?将如何避免福柯式的疯狂?

对于上述问题，拉图尔的回答是将“生命”——存在于盖娅生物群中的生物——视为一种新的对称本体论的参照物，在这种本体论中，过去STS研究的不对称本体论被抛弃了。归根结底，这种“生命”的概念是拉图尔关于知识社会学中“强纲领”的终极论证的基石。在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中，有学者提出，任何知识都不是“特权”，这意味着学界应该尝试以试图评估任何其他知识创造系统的方式来客观地评估科学;^[16]但这一观点却在之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知识的表述被解释为来自人类的努力，无论何种知识都脱离不了同社会的联系，在社会场域中的知识都是在行动中产生和再生的，特定的知识对特定的个人来说是后验的。总之，在至今方兴未艾的STS领域，“强纲领”既是一种基础性的范式，又是一种高度理论化的范式。拉图尔尽管对“强纲领”看法颇多，但他也认为“强纲领”对所发生的影响是无可匹敌的，它好像是在说，物质世界与科学意见很多或者有着紧密的关系，或者当科学家在做出结论时，科学证据起到了重要作用。

“强纲领”自从被提出以后，其批判性指向更多的是信念系统。无论分析员个人如何评价该体系，每一种信念体系都应与任何其他体系处于相同的审查制度之下。正如戴维·布鲁尔(David Bloor)所言，这意味着任何特定的个人都不可能有“无中生有的观点”，从而使他们能够毫无偏见地看待被审查的领域;从逻辑上讲，建立能够对知识领域进行批判性审查的社会体制是可能的，但这些体制仍然是由经过严格改革的科学研究计划而产生的人类社会制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假定在“强纲领”中存在的一种对象与主体对称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观察主体与独立现实能够相互作用，并使用对象自己或通过与其他实体相互作用创建的可接受性原则，来进一步创建对对象的表述，并将其解释为某种知识。^[17]个人和群体在知识创造方面的尝试导致了定式思维模式的形成，布鲁尔称之为“纲领(schemas)。”这些人工制品本身是社会维持稳定运转的规范;而科学是众多此类纲领中的一种，这些纲领本身有助于维持社会内部的动态平衡。也即是说，发现在“强纲领”下的何种情况下哪种信念形成模式是可靠的研究计划，这可能就是“强纲领”所追求的目标，比如，科学研究纲领如何在现实主义认知框架内发挥作用来构建知识?

这个“强纲领”可能追求的目标似乎也是拉图尔所支持的。然而，布鲁尔在《反拉图尔》中提出，拉图尔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主体-客体的纲领式立场，他将其描述为试图通过解释社会来解释自然的一种过程。并且布鲁尔认为，这是对“强纲领”的误读，“强纲领”对科学的表述明显是唯物主义的，其对称性原则认为所有的解释性模型，无论被评估为“真”或“有用”或“假”或其他什么，都应该接受同样的对称性检验。^[18]

4　拉图尔与“自然”

在布鲁尔看来，“拉图尔指责‘强纲领’拒绝代理任何事情，因为它保留了社会发展过程的所有代理权和其他权力，这是错误的。”^[19]然而，拉图尔在科学社会学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他希望将“代理”概念引入非人类实体，这个范围不仅仅是动物，还有我们称之为的“物质(ousia)”。^[20]他尝试通过重构盖娅的机制来做到这一点，在洛夫洛克之后，他将盖娅解释为地球上除人类以外的生命所带来的调节机制。这里再次引述洛夫洛克的话是，人类被视为一种失常，一种地球身体上的癌症，盖娅现在正在寻求消除这种癌症，这种失常最终是注定的。马克·D·韦斯特(Mark D.West)认为，上述这种说法与盖娅假说更标准的表述相去甚远，盖娅假说认为来自达尔文进化论的压力会导致生物介导的反馈回路的发展，这将有助于环境的动态平衡。^[21]詹姆斯·W·基什内尔(James W.Kirchner)在其《盖娅假说:猜想与反驳》一文中提出，在达尔文的理论中，除了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具有益于其生存特征的生物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表明，无论是从长远的发展，还是当前的发展，它们的生存是否将有利于整个生物群的可持续性存在。^[22]

目前拉图尔的观点是，正如在《封锁之后》中所揭示的，盖娅是一个充满实体的领域，并值得在实体议会中得到代表权，进而提出一些严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拉图尔首次提出以来就一直悬而未决在《从未现代化》中开始谈论事物议会，并在《自然的政治》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在这个视角下，《封锁之后》的读者(STS研究是他们的首要关注点)可能会同意拉图尔关于环境问题的某些认识——但他们更希望了解拉图尔的本体论思想及其细节。但当涉及关于人类知识研究的论据的逻辑纲领时，在《封锁之后》中寻找特异性的读者们可能会感到失望。在这本薄薄的180页的书中，展示的是拉图尔的社会认识论和他对科学本质作为创造知识手段的兴趣——而不久前埃里克·布鲁尔(Eric Bloor)也对拉图尔认识论思想的理解表现出同样的关注。除此之外，本书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拉图尔创造的关于社会以及困扰社会难题的令人信服隐喻的非凡能力。在拉图尔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写作的同时，他还以科学社会学家的身份进行创作，在这种双重身份及其能力发挥的前提下，读者们看到了某种学术性计划的发展过程，这也引发了对这一计划的根本性怀疑——在《封锁之后》出版后，这些怀疑将几乎无法被消除。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对于人类与非人类来说是如何运作的呢?平底锅这一隐喻，似乎表征着所有行动者的民主，其中人、草履虫、鬼魂和机车各有发言权;^[23]没有一个行动者被视为另一个行动者的条件，每个行动者都在有权代表的人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人类学家的角色大概是使用某种议程来为无声行为者发声，他们在这个行动者议会中代表着那些没有发言权的对象。

在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对拉图尔的思想产生好奇。德拉钱布雷(Delachambre)与尼古拉斯·马奎斯(Nicholas Marquis)在《向现代人解释的存在模式，或布鲁诺·拉图尔的多元世界》一文中认为，拉图尔在这一形而上学纲领中的目标之一是推翻语言的暴政，但在行动者的象征性现实中，不断增加的实体是否也值得在行动者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权呢?——也就是说，人们是否承认“赞博尼磨冰机(Zamboni)”一词是一种行动者，以及该词所代表的在冰球比赛中平滑冰的装置也是吗?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出现的元语言符号算是行动者吗?如果是，那么拉图尔的元理论事业是又一次后现代主义的冒险吗?全英语世界的孩子们都喜欢的“坦克引擎托马斯”是行动者吗?^[24]在拉图尔的本体论中，是否存在潜在的形式质料说(hylomorphism)?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在亚里士多德的图式中(“生命”取代了“灵魂”)的那样，拉图尔将如何处理阿克里尔关于物质性本质的问题呢?

在这种情况下，拉图尔比他可能的批判者要领先一步。正如在他对《反拉图尔》回应中表述的那样，对他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没有遵循他提出的“扁平(flat)”本体论;德拉钱布雷与马奎斯对此指出，“拉图尔基本上认为所有批判都以这种关键性的方式失败了。”^[24]66布鲁尔在《反拉图尔》中进一步指出，拉图尔对社会和物理过程的理解的结果使巴斯德和他的微生物成为同一类东西，从本质上讲——在莱布尼茨的意义上，它们是单子，没有外部参照物。对此，布鲁尔简洁的评论道，“我们仍然完全不清楚如何将这种形而上学的谈话与历史和日常现实联系起来……但拉图尔本人却无法摆脱对现有社会的谈论，这种社会是根据现有的自然而存在的。”^[18]97在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拉图尔超越了他过去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关注，转向了更广泛的行动与代理的本体论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拉图尔最初对科学知识生产的本体论工作的兴趣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论，它更像是怀特黑德的“历程哲学”。

在这部拉图尔的最新作品中，他再次向读者们展示了自己捕捉瞬间情绪的非凡能力。他写道，“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公寓里被锁了一年，然后暂时重新出现在一个新的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和满足疫苗要求的领域，发现自己与自己疏远了。友好而熟悉的酒吧纷纷关闭，航空旅行也从普通的烦恼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噩梦。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怀疑的感觉;在一个科学已经根除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等灾祸的世界里，这怎么可能发生呢?”^[2]90-93这里似乎有一种阴谋的感觉，一些我们没有被告知的事情，这是压倒性的。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拉图尔有了答案。盖娅正在密谋反对我们;我们自己的星球，即孕育我们的子宫，已经认定我们是有毒的，并设计了新冠病毒作为人类的“治疗方法”。^[25]毫无疑问，通过阅读拉图尔的文章，能够知道有些人的毒性有多大;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愿意花巨资在一个虚荣的建设性项目上殖民火星，在这个行星上最好的情况就是该行星不适合生命的生存;还有艾恩·兰德(Ayn Rand)，作为一个女性，她的浮夸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所谓的“工业领袖(captains of industry)”，^[26]当这些领袖没有得到为使他们致富的工人的足够赏识时，她一怒之下撤退到了一些想象中的(远离现代生活的)香格里拉世界，而她乏味的想象也激发起了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精神巨人的灵感。当我们洞悉了盖娅这一复杂性面貌后，再次面对洛夫洛克以盖娅之名概括的地球形象时，正如拉图尔所言，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指向了新冠病毒;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涉及对气候变化的考量。但这种意识只适用于我们这些知道我们已经转变成某种新的生命形式的人，比如格雷高尔·萨姆撒。对于那些没有认识到改变的人来说，这种新的生命形式似乎是可怕的;对于那些认为今天应该与三年前的今天一样的人来说，我们就像是巨大的虫子，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像格雷高尔那样)被扔进垃圾桶。总之，拉图尔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强调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他对新冠疫情封锁的陌生化方面的描述及其对生命脆弱性的把握令人回味无穷。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看到拉图尔一直在保持着自己的最佳状态，他始终认为万物和人类都能够成为影响生态问题发展的积极行动者，人类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气候体制”时代。

5　结语

晚近五十年来，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国际化和全球化，其症结何在，是政治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设计不完善，还是个体层面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不充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促使学术界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声势浩大的当代西方生态运动中，科学社会学的领军人物，“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立者，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本书作者布鲁诺·拉图尔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反思，追问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良策。本书基于对COVID-19大流行中人们生活经验的准确认识，敏锐地提出这种经验对生活在这个人类习惯称之为“家”或“地球”的地方意味着什么新认知，同时立足于人与自然的生命有机体(盖娅)关系的深刻把握，全面分析了人类在地球未来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可能对环境问题的影响，因此，“必须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无法简单地解决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危机，应该将自身置于问题之中。更准确地说，他所做的是提醒我们，人类与万物正处于一个巨大网络的中间，这是一种重新编辑与认识，不只是关于认知的革命，同时也是关于生物学概念的重塑。我们都是格雷高尔，是外来环境中的昆虫，有机会重新审视生命，并对自然的运动保持敏感，我们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把‘自然’理解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2]102-105尽管书中并未就盖娅制度建构的行动者的设置进行充分的论证与提供更多的细节，但对任何关心人类命运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读者来说，它不仅系统地介绍盖娅政治及对宇宙学的不同理解，这不是基于一个遥远的分析，而是基于一个真实的生活体验;而且也提出作者的核心关切，即人类在封锁之后是否蜕变不是问题，而保持对蜕变的无知与否才是至关重要的，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该书都是一部视角独到、充满洞见的作品。

此外，无论从STS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来说，《封锁之后》一书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即“魔鬼隐藏在细节中。”^[27]对于拉图尔的“对生存方式的探讨(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AIME)”这一科研项目而言，他所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在更广范围内既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又使自身免受批评的本体论项目，其中关系本体论与政治领域中生态计划的结合细节尚不完全清楚。这样一来，应该如何处理诸如无限退化之类的问题?内部关系是否物化?拉图尔的“盖娅”是否像普兰廷加的上帝一样，正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当人们谈到这样一个实体时，当一个人为其赋予一种品质时，就是说该实体是该属性的一个实例吗?我们能否将中世纪关于神圣单纯性的概念应用到盖娅身上——自然是除自身之外的所有物质的源头，像拉图尔认为盖娅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简单的吗?也许正如谢尔曼·雅各布·霍尔辛格(Sherman Jacob Holsinger)所言，我们应该像理解十二世纪神学家圣维克多的休那样来解读拉图尔吗?^[28]也许不是。布鲁尔在对拉图尔及其回应的解释中认为，理解拉图尔的计划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例如，拉图尔在回答布鲁尔的问题时说，行动者“既不在自然中，也不在社会中(也不在任何语言中)。”^[29]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他们在哪里?

拉图尔认为，自然与自然的表征之间没有区别，我们还应该认真对待《科学在行动》中的“自然”吗?如果自然是一种争论解决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通过盖娅假说的生物群落来论证自然的稳态特性呢，就像拉图尔在《封锁之后》中所做的那样?对此，拉图尔似乎追随了T.H.格林(T.H.Green)对经验主义传统的批判，认为关系是由心灵产生的，因此是“不真实的”;^[30]这样，即使是最简单的概念也只能通过它们与其他关系的关系才有意义——这些关系也是心灵的产物。格林假设了一种单一的(和永恒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创造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为现实奠定了基础。拉图尔是否同样认为我们要以某种方式将盖娅作为行动者存在的基础呢?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在《封锁之后》中没有得到回答。拉图尔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只是——带着华丽、优雅——提出了一个令人回味的隐喻来描述我们特定时刻的不适。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拉图尔的辞藻华美，运思精巧，但也给读者甄别独到见解和堆砌之词带来不少挑战。更确切一些，学界除了对他在STS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表达敬意之外，还希望他能够更多地回答一些关于他的研究项目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开辟新天地很重要，被人误解也是创新者创新的一部分。但当同样的问题出现时，创新者的反应应该是尽量避免这些问题被误解，而不是提供给学者们可以辩论的解释性模型，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古老而令人不快的问题，对于选择穿着新衣的皇帝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偶尔出现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穿着衣服吗?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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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aia Hypothesis to COVID-19: Comments on “After Lockdown:A Metamorphosis”

GUO Jianan^1,2

(1.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Kong Luan 12120, Thailand
2.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COVID-19 epidemic continues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he climate crisi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are gradually internationalized and globalized.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climate problems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and needs to be reformed.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book after the blockade reflects on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sh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al individuals after the blockade. It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ethical and even cosmological conflicts in the human world in the form. of philosophical fables and metaphors,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ia's political ecological view, and explor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the life entity on the earth is increasingly controlled and threatened by human being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build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cience and politics, facts and values, and to explore good solutions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Latour, taking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as the main line, proposed to transcend other symmetry principles in the “strong program”, advocated the opening of the actor Parliament and the ecological Utopia, and initiated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reconstructing Gaia. However, he did not fully demonstrate and provide more details on the setting of actor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his book provides an enlightening political ecological view for better building the life communit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activity states and combination modes of different actors.  

Keywords: COVID-19, Gaia, Metaphor, Life community, Bruno Latour, Man and Nature

DOI: 10.48014/fcss.20240324002

Citation: GUO Jianan. From Gaia Hypothesis to COVID-19———Comments on “After Lockdown: A Metamorphosis”[J]. Frontier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24, 1(2): 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