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入籍:核心和边缘国家的黄金签证和黄金护照
(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堪培拉 2601
2. 上海大学, 上海 200071)
摘要: 公民身份的意义是国际关系学科中至关重要的一点, 而公民身份的演变已经成为全球化对国家性质影响的辩论中的一项关键因素。学者们特别关注的是, 全球化条件, 诸如人员流动性、跨国威胁和资本流动的增加, 究竟使公民身份的性质变得更自由化, 还是更严格化?近年来, 黄金签证、黄金护照等投资入籍项目成为公民身份变迁的催化剂, 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开放与限制背景下公民身份建构的探讨与研究。本文考察了投资入籍 (黄金签证、黄金护照) 项目对公民身份自由化或其他方面的作用。所采取的方法考虑了核心和边缘国家在这场自由化辩论中的经验, 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投资公民身份如何影响核心和边缘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研究发现, 这些项目使核心和边缘国家在正式公民身份层面进一步自由化, 但在非正式公民身份层面的影响则截然不同。
关键词: 投资入籍, 黄金签证/护照, 核心与边缘国家, 移民政策, 公民身份建构, 后殖民理论, 亚太 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 全球化
DOI: 10.48014/fcss.20240325003
引用格式: 蒋泞宁, 洪长晖. 投资入籍: 核心和边缘国家的黄金签证和黄金护照[J]. 中国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4): 54-61.
文章类型: 研究报告
收稿日期: 2024-03-25
接收日期: 2024-07-08
出版日期: 2024-12-28
1 理论框架:公民身份建构
首先，我们将确定用以支撑整个研究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决定采用Christine Joppke提出的公民身份多维度理论以及Mamudani所提出的后殖民公民身份理论进行研究。Joppke的理论主要关注于公民身份的不同维度如何在全球化和移民潮流的影响下产生层层递进的转变。她探讨了国家如何在面对移民和多元文化挑战时调整和重新定义公民身份概念，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而Mamdani的后殖民公民身份理论则关注于殖民主义如何塑造和影响后殖民国家的公民身份建构。其强调了殖民主义对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殖民时期建立的权力结构如何继续影响公民身份的定义和认同。本研究将对这两种理论采用整合分析的方法，使他们共同作用于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核心和边缘国家的公民身份构建。该方法能够通过整合不同但互补的视角帮助我们捕捉、深化不同国家公民身份多层次的动态与理解。
公民身份起源于西方政治思想中，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层次的概念。因此，公民身份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味着很多东西，学界也不例外。有关其转变的文献高度分割，相关辩论也因缺乏共同的落脚点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目前，主要的争论存在于捍卫公民身份并认为公民身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人一派以及批评‘后民族’并认为公民身份因全球人权制度的兴起而贬值一派之间。而Christian Joppke敏锐地察觉出了这一点并整理、区分出了公民身份论述的至少三个维度:地位(Status)、权利(rights)以及认同(identity)。地位，表示一个国家的正式成员身份以及获得这种身份的规则;权利，涉及与这种身份相关的正式能力和豁免;身份，指的是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集体(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成员的行为方面，或国家对这种行为的规范概念)的认可[1]38。过去半个世纪中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公民身份(地位维度上)的自由化，消除了入籍的性别和种族障碍，并在公民身份的出生归属方面提升了地域而非血统的地位。随后，地位层面的转变渗透至权利层面，公民群体的种族多元化，这使得社会权利更难维护，而少数群体权利(反歧视和承认)则变得尤为突出。紧接着，影响到认同层面。此时的国家成员资格不再意味着特定的身份，成员资格(membership)和身份(identity)分道扬镳。而这又会引发多元种族社会团结和融合的担忧，促使国家通过提升公民身份的运动(乃至重新收紧准入)以应对人口和法律上的“脱离中心”现象[1]39。
Rogers Smith曾指出，公民身份最古老、最基本、最普遍的含义是政治社区的某种成员身份[3]。根据Joppke，本研究倾向于将这种成员身份的表征类型分为正式(formal)和非正式(informal)两种来理解。正式公民身份指的是能够证明个人隶属于某个政治共同体的可视性的、物质的证明，例如护照、公民证书等。而非正式公民身份则是一种不可视的、精神层面的归属感。根据Brubaker 对于Durkheim的解读，公民身份是由一种超越世俗国家利益的国家概念所决定的，而这种概念所包含的忠诚往往源于某种“神圣性”[2]241。这种神圣性为共同体或社会提供了一种统一性以及统一的力量，是社会完整性的重要支柱[2]241。而对这些过程最好的描述就是公民身份的国家化。
除此之外，公民身份的权利部分应该包含整个个人权利与义务的体系。政治哲学家Francis Lieber在《政治伦理手册》中对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基本的描述。他认为，权利伴随着相应的、平行的义务，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超越单纯的服从法律，达到公民美德的行使[4]。因此，在理想状态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其核心是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平衡。
2 公民身份的变迁
一些学者观察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Surak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更强调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义务[5]。早在65年前，T.H.Marshall就观察到公民权利取代其义务的持久趋势[4]。这些转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生的，其主要特点是特定领土内的关键义务不仅适用于公民，而且适用于居住在该领土上的所有个人。Surak以美国的税收、兵役和陪审制度为例，说明了这种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权利和义务之间的不平衡也会影响非正式公民身份。如果人们只享有权利而忽视履行义务，则暗示了一种个人利益优先、个人权利高于国家的局面。这将使非正式公民权赖以存在的共同体认同最小化。
在自由主义人权话语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结合的背景下，公民权一直在国家化与非国家化的拉锯战中摇摆。欧共体案例是正在讨论的去国家化的典型案例。由于欧盟所创造的经济、技术、环境和交流方面的非国家化条件，它往往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市场建设问题。然而，欧共体法规和法院判决的逐步扩大导致欧共体法律成为一种自主的、独立的超国家法律秩序，凌驾于任何成员国的法律之上。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严重侵蚀了成员国的福利和国家主权[6]。这种公民身份概念正在从诸如领土主权和共同国籍等概念中解放出来的趋势在2001年发生了转折。著名的911恐怖袭击引发了一种寻求将公民身份重新国家化的反趋势。新的公民身份测试、仪式和公民身份融合要求成为移民政策限制主义的象征，他们通过将价值和排他性重新注入公民身份来扭转其日益削弱的局势。以上是公民身份的非国家化与再国家化之间的持续斗争的表现，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公民身份推动了非国家化的进程，而再国家化则试图重塑公民权利、群体和社会创造的整合。而公民身份投资则通常因加剧了诸如更容易获得公民身份、扩大非公民权利范围和稀释身份等问题被视为推进公民身份去国家化的案例，本研究将以此为切入口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3 后殖民公民身份理论
自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宣布所有人都有获得国籍的权利以来[7]，似乎公民身份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普遍。然而，这种普遍却仅限于其作为一种地位的层面，而其作为一种权利和身份在不同类别国家中的实践则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我们意识到西方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地方。
本研究所关注的边缘国家恰好也是后殖民国家，对于这些拥有殖民经历的地方，Mamdani的理论做出了解释，即殖民主义在殖民地留下了双重公民身份遗产，公民身份和习惯公民身份[8]。虽然该理论建立在非洲的背景之下，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后殖民社会。少数外来者如何统治大多数土著人是所有殖民者都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鉴于罗马帝国地方“同化”的失败经验，英国人发明了间接统治的方法来管理殖民地，这种方法得到了大多数殖民者的青睐和效仿。英国和法国在对新赫布里底群岛(瓦努阿图)进行联合统治期间也使用了该方法。除了在殖民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法律制度外，他们还与当地酋长或领导人合作，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当地事务的治理。这种统治形式塑造了殖民地的主体认同，酋长不再对其社区成员负责，殖民地社会则被划分为公民和臣民。管理者和定居者被赋予公民权和某些权利，而土著人则被赋予臣民地位，没有公民所享有的任何附带权利。Mamdani将其描述为一种通过将传统政治化，并基于国家认可和国家强制的歧视的治理模式。殖民者通过种族隔离将人口分为种族和民族，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种族或部落，种族指向非土著人，部落则指向土著人。他们之间的区别体现在法律制度和语言上。种族受一个自称是公民的制度管辖，其统治通过民法调解。而部落则由习惯法制度统治，该制度声称实施习惯法。公民制度使用权利语言，通过限制国家权利的行使来遵守被统治者的权利。其是在权利分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习惯法政权则使用习惯语言执行习惯。但作为习俗的执行者，并没有对国家权利设限，这导致政府权力无限制地得以行使。其以权利的融合为基础，酋长掌握着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权利在内的所有的权利。
殖民国总是声称殖民地的习惯法制度证明了欧洲列强致力于尊重本土的传统，人们也总是错误地将习惯法看作殖民地的延续传统，而民法则是西方文明的引入，只需要时间就能纠正这种状况，用民权取代习惯法[8]。事实上，在殖民前的非洲，不仅没有单一的非洲传统，习俗也不代表任何重要的传统。在后殖民时代，他们似乎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来抹去欧洲元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强调复兴，他们就越接近于复制殖民者的行为。
因此，20世纪间接统治的遗产仍然遗留，而殖民者发明的边界定义、习俗和传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真实，它们日益渗入其成员的世界观中，成为其政治行为的基础。那种在法律上强制区分种族和族裔、民法和习惯法、权利和习俗、臣民种族和臣民族裔的制度继承仍在发挥作用。
通过整合以上两种理论，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投资入籍对公民身份建构的影响。具体而言，Joppke的公民身份转变理论强调的三个维度——地位、权利和身份可以帮助我们解析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瓦努阿图如何在这些维度上经历转变。例如，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流可能导致公民身份获取的自由化和多样化，但也可能引发社会权利的争议和调整。另一方面，参考Mamudani的理论可以让我们发掘殖民遗产如何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中延续，并影响后殖民(瓦努阿图)国家的公民身份认同和权利分配。继而揭示瓦努阿图在投资入籍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历史和结构性挑战。
4 案例研究和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比较案例研究的方法，选择中国作为移民输出国，葡萄牙作为核心接受国，瓦努阿图作为边缘接受国，探讨黄金签证、黄金护照计划对核心和边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的影响。选择中国作为移民输出国的最直观的理由是其在投资移民浪潮中的突出表现。“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富裕阶层和精英成员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成为新一波移民浪潮的主力军”[9]。第三，中国同时与两个案例研究接收国具有深层联系。除了大多数黄金签证、黄金护照的申请者是中国人[9]以外，中国在两地皆有长期的移民联系。
选择葡萄牙作为核心接受国的原因是“葡萄牙的黄金签证计划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居留计划之一，且取得了最公认的成功”[10]，它所取得的成功和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除了塞浦路斯，葡萄牙是第一个引入 ARI 计划并以“黄金签证”命名并进行营销的国家。这导致了葡萄牙在这一领域的卓越地位，不仅吸引了早期投资者，还导致了许多国家效仿;第二，葡萄牙 ARI 项目的实践产生了切实和实质性的经济收益。在某些情况下，外国投资项目并不总能产生确定的经济利益。以匈牙利为例，引入购买30万欧元政府债券以换取居留证的计划，直接导致了国家预算的损失。相比较之下，葡萄牙的情况要好得多，据统计2012年10月至2018年5月间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768.808.068欧元[11]。
黄金签证和黄金护照是一个仍在进行的问题。研究像葡萄牙这样中心国家案例的学者很多，但对于边远地区关注太少。因此，本研究选择瓦努阿图作为边缘接受国案例也是试图改善这一问题。
移民是一个双向的决定，发放黄金签证、黄金护照项目的国家的动机是经济利益，那么申请者的动机是什么? 移民的动机往往决定着移民的想法与行为，而这些反过来又会对东道国公民身份的建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先清晰划分移民者的动机，再进行分别讨论。
在正式进入讨论前，本研究按照中国富人移民目的地偏好的背后潜在逻辑——全球公民身份之间的等级性，对投资移民目的地进行了排名。该排名有助于洞察不同群体选择特定目的地的不同动机，从而更全面地捕捉到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产生公民价值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上的国家并不都是平等的，所有公民也并不都是平等的。享有特权的人总是寻求更好的选择和更多的特权。一位香港律师在谈到一个大陆客户的动机时是这样说的“即使有钱，如果没有随时想去伦敦旅行的权利，那将永远都是二等人。如果他是英国人，他甚至不会考虑第二国籍”[12]。我们将中国投资移民目的地大致划分为四个等级。首先是占据顶级的传统移民大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剩下的则都是非传统移民国家，他们又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等级:代表英国、法国等欧洲核心国家的第二梯队;诸如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半边缘国家的第三梯队(提请注意:在欧洲范围内，葡萄牙被视为半边缘国家，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即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核心国家);以及加勒比海、太平洋等地区的小岛屿国家所代表的最末等级。
4.1 葡萄牙案例
(1)中国投资者移民葡萄牙的动机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认为投资移民的主要动机是经济利益。然而，中国富裕阶层移民的动机并不是单一的，往往是某种组合，诸如子女教育和就业机会、经济安全和理想的气候以及更好的医疗和社会服务等。中国富裕阶层包含高净值家庭和大众富裕阶层，参考本文对移民目的地偏好的排序，高净值个人通常会优先选择一、二线投资移民目的地，而大众富裕阶层则更倾向于三线投资移民目的地。
(2)ARI 黄金签证计划对葡萄牙公民身份的影响
在讨论葡萄牙ARI计划对公民身份的影响之前，需要强调两点:首先，ARI计划独特之处在于其分阶段特性:申请人首先获得5年的居留权，然后才能选择成为永久居民或正式公民;其次，虽然学者们对ARI计划对公民身份的影响表示担忧，但葡萄牙公民的反应相对较弱，甚至更为乐观。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ARI项目对公众态度影响的数据，但民众显然更担心非法移民[13]。
基于西方公民身份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ARI 黄金签证计划削弱了葡萄牙公民身份的各个方面。首先，该项目使得获得公民身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这导致了公民身份的地位(status)维度的去国家化。ARI 计划的所有申请人，无论他们是否计划在第二阶段申请成为公民，都对这一结果有影响。在非殖民化时期，葡萄牙政府拒绝承认殖民地居民具有该国国籍。从1995年开始，葡萄牙的移民政策逐渐自由化，但仍对申请人的原籍国类型严格区分。与此相比，ARI黄金签证计划的要求极为宽松，几乎不重视居住时间和语言要求。这使得葡萄牙公民身份的易获取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ARI 项目破坏了原有的神圣性，降低了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导致了非正式公民身份(精神归属感)的淡化。去殖民化迫使葡萄牙帝国的解体并走向欧洲。为适应欧洲的运作方式，其曾试图通过强调民族性来塑造“欧洲国家形象”。而民族性所产生的神圣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葡萄牙试图重新定义国家归属的边界。从“个人正义”转向“血权原则”，公民身份的定义非常狭隘，仅仅基于民族血统。ARI黄金签证计划破坏了这种神圣性，不仅对申请人的血统和种族没有要求，而且目标受众是欧洲以外的发达经济体，远离最初的白人至上主义的价值观。此外，在正常情况下，东道国对移民的接纳取决于忠诚从家乡向东道国的转移，残留的民族依恋是被允许的。本研究创建了检验移民对东道国忠诚度的三项指标:一、移民是否愿意入籍;二、移民参与东道国国家事务和融入当地社区的程度;三、移民能否在东道国培养“民族自豪感”? 这些标准检验的忠诚度由浅至深，层层递进。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申请 ARI 计划的高净值家庭都难以达到上述任何一项指标。高净值家庭申请此计划主要出于经济和便利(尤其是欧洲申根区内的流动性)的考虑。反观大众富裕阶层则可能会在长期居住的过程中培养出对新国家的一定程度的忠诚。因此，他们在融入当地方面也会做得更好。最后，葡萄牙对双重国籍的鼓励和承认进一步取消了传统公民身份的排他性，促进了公民身份的去国家化。
ARI计划还导致了公民权利和义务之间的不平衡，且在第二阶段尤为显著。该计划将投资居留身份视为申请人的权利，而为葡萄牙贡献经济利益则是义务。然而，申请人一次性的投资并不与其享有的权利成比例。在第二阶段选择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此外，ARI项目的长期存在可能对当地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房地产市场。该计划在葡萄牙主权债务清偿后继续存在，由于投资金额主要流向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价格飙升并引发了公众的抗议。葡萄牙政府最终于2023年颁布了新法律，终止了以投资房地产或相关基金的方式申请葡萄牙黄金签证。
4.2 瓦努阿图案例
(1)中国投资者购买瓦努阿图黄金护照的动机
太平洋岛屿是早期推出CBI项目的地区之一，但与葡萄牙不同，瓦努阿图的“黄金护照”计划存在诸多混乱和丑闻。自1997年以来，多起与护照销售有关的丑闻曝光，包括非法向不合格的亚洲商人出售护照的指控。这些事件导致大量护照被出售给具有犯罪记录或可疑背景的人。虽然瓦努阿图政府在2017年启动了发展支持计划(DSP)，试图规范投资公民计划，但长期以来护照销售的混乱局面难以解决。由于买家往往要求保密，因此很难根据不同类别申请人的动机来分析其行为选择的差异。然而，来自中国的黄金护照买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包括利用法治薄弱获得商机的投资者、对政府不信任或从事公务员等职业的人，以及寻求进入欧洲的人士。这些买家在行为选择上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几乎不会实际前往瓦努阿图。
(2)出售黄金护照对瓦努阿图公民身份的影响
在讨论黄金护照计划对瓦努阿图公民身份的影响时，我们首先参照西方公民身份理论框架分析其对瓦努阿图正式公民身份的影响。我们发现黄金护照计划对瓦努阿图正式公民身份的影响与葡萄牙的情况非常相似。黄金护照计划使得获得瓦努阿图公民身份更加容易，除了投资金额相较于欧洲十分便宜以外(起价为13万美元，非法出售时更低)，申请要求也很少。申请人投资完成后可在短时间(1~2个月)内获得瓦努阿图护照，这导致了瓦努阿图正式公民身份的去国有化。
为了探讨黄金护照计划对非正式公民身份的影响，我们首先介绍了瓦努阿图在非殖民化后对国家公民身份的定义。与葡萄牙主张亲欧洲的方式不同，瓦努阿图对欧洲殖民列强带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在去殖民化时期，瓦努阿图坚持血统公民权原则。然而，瓦努阿图黄金护照项目对申请人没有任何血缘要求，这削弱了维持血统和原住民的神圣性。此外，Richard Jung(瓦努阿图拉斯维加斯度假村负责人，该集团在1997年被授予独家出售瓦努阿图国籍的权利)计划吸引数万人加入他的公民计划，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瓦努阿图的民族特征。尽管大多数黄金护照的购买者并不打算在瓦努阿图定居，但这一假设展示了黄金护照稀释瓦努阿图公民身份的潜在可能性。关于对东道国的忠诚度，由于中国禁止双国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无法实现第一条检验标准。另外两个基于长期居住的附加条件就更不用说了。
最后，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瓦努阿图黄金护照项目对当地人进行的正式采访，但Surak在其撰写的《黄金护照:百万富翁的全球流动》一书有关当地视角的章节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证据，虽然这些访问并不是正式研究的一部分。当地人对黄金护照的看法分为两种，要么是根本没有听说过该项目，要么就集中在社区未从护照销售中受益、国家农村未得到资金支持以及对资金流向的质疑上[14]。与葡萄牙人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担忧不同，瓦努阿图人更关注护照销售是否为他们带来了实际利益。为什么出售公民身份对瓦努阿图人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
瓦努阿图在今天被视为一个边缘国家，也拥有被殖民的历史。殖民历史也对该国的公民身份产生了持续且重大的影响。随着非殖民化的进展，新赫布里底群岛于 1980 年成为独立的瓦努阿图共和国，土著居民的无国籍状态正式结束。今天，瓦努阿图似乎具有现代正式公民身份的所有特征，但非正式公民身份，如归属感、神圣性，已经被殖民者僵化的做法永远改变了。
事实上，瓦努阿图的公民身份涉及两个方面;法律地位和生活经历。虽然殖民时期的合法公民身份难以实现，但仍有空间制定、实践和执行各种形式的生活公民身份。这些形式的公民身份是通过参与卡斯托木Kastom 的世界、教会和特定的职业来体验的。然而，“他们与联合统治及其协议纠缠在一起，而协议则否认了尼瓦努阿图的合法公民身份及其赋予的权利”[7]。
Margaret在谈及“kastom的过去与现在”时，使用了“破裂、复兴”的描述[14]。本文强烈赞同这一说法。殖民者曾经压制和否定土著文化，将其描述为“黑暗的异教习俗”。因此，Kastom在殖民时期已经被摧毁。为了促进对殖民地瓦努阿图的共同统治，法国和英国在传统群体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流动性和变化消失，转变为具有特定习俗和传统的固定的、僵化的社区。此时，殖民者创造了新的边界定义、习俗和传统，而这些则日益渗透到社区成员的世界观中。瓦努阿图获得独立后，强烈的排斥欧洲，并试图通过复兴 kastom 来抹去欧洲元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强调复兴，他们就越接近于复制殖民者的行为。
今天，瓦努阿图人民仍然分散在各个社区，他们难以形成统一的归属感。因此，他们并不在意，或者很难感知到黄金护照项目对于归属感的弱化。不同于葡萄牙政府，瓦努阿图政府仍旧无意关闭金护照项目。然而，其最具吸引力的卖点，即免签证进入欧盟国家的协议正面临中断。欧盟委员会于2022 年 1 月 12日宣布暂停与瓦努阿图的免签证协议。预计在未来，失去这一优势的瓦努阿图可能面临惨淡的护照出售市场。
5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对CBI项目(黄金签证和黄金护照)对公民身份建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关注了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经验。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见解和结论:首先，黄金签证和黄金护照计划对核心和边缘国家正式公民身份的影响有相似之处。它们都增加了公民身份的可及性，并导致了正式公民身份的去国家化。这一趋势加速了全球公民身份的自由化;其次，由于殖民历史对非正式公民身份造成影响的差异，CBI对边缘国家的与核心国家的影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这反映出，那些在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边缘地区，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需要更多的关注。此外，本研究发现投资移民选择目的地的潜在逻辑反映了全球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和等级化。黄金签证和黄金护照计划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使富裕人群更容易享受到流动的特权。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推进对全球公民转型的更深入的理解。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①]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洪长晖，382438446@qq.com
收稿日期:2024-03-25; 录用日期:2024-07-08; 发表日期:202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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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Golden Visa and Golden Passport for Core and Edge Countries
(1.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2.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citizenship is a crucial point in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itizenship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the debate on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nature of states. Scholars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globalization conditions, such as increased mobility of people, transnational threats, and capital flows, have made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more liberal or stricter? In recent years, investment citizenship projects such as gold visas and gold passports have become catalys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ship, and have sparked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enness and restric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citizenship (Gold Visa, Gold Passport) projects on citizenship liberalization or other aspects. The approach taken takes into account the experiences of core and peripheral countries in this liberalization debate and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investing in citizenship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in core and peripheral stat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se projects further liberalize core and peripheral states at the level of formal citizenship, but their impact at the level of informal citizenship is vastly different.
Keywords: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Golden Visa/Passports, Core and Peripheral States, Immigration Policy, Citizenship Construction, Postcolonial Theory, Asia-Pacific Studies, Area Studies, Globalization
DOI: 10.48014/fcss.20240325003
Citation: JIANG Ningning, HONG Changhui. 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 golden visa and golden passport for core and edge countries[J]. Frontier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24, 1(4): 5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