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标体系构建、水平测度与推进策略
(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进策略。本文以“新质态”为理论切入点, 深入探讨并定义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进一步地, 构建了一个由数字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及蓝色生产力四大部分组成的指标体系, 旨在全面评估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构成及其在不同地域间的差异。最后, 基于县域城乡融合的发展视角, 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以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研究发现,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和子系统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综合指数仍处于较低水平;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但差异程度较低, 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全域及各地区内差距趋于缩小; 全国各省份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数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 表明时间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乡村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极大的作用。基于评估结论, 本文建议采取一系列策略以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包括但不限于推进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强化农业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加速农业的数字化进程、探索海洋资源的蓝色生产力以及深化农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这些策略旨在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时间演变特征, 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 并针对各区域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力度, 以有效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水平。
关键词: 农业新质生产力, 城乡融合, 指标测度, 推进策略
DOI: 10.48014/fcss.20250304003
引用格式: 叶馨文, 曹可欣, 申云.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标体系构建、水平测度与推进策略[J]. 中国社会科学前沿, 2025, 2(2): 41-58.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5-03-04
接收日期: 2025-03-09
出版日期: 2025-06-28
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不断推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步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背景下,面对传统增长模式所固有的挑战,包括显著的资源依赖性、边际投资效益的递减趋势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当前的经济发展体系正遭遇深刻的转型压力。在此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需要集中科技创新资源,实现高水平利用,并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该观点不仅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理论的理解,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现代化进程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框架与实际操作指南。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技术支持,促进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农业新质生产力可以解决传统农业生产中不易解决的问题,如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技术缺乏、农业产品更迭慢等传统问题。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中国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只有不断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的数字化、产业化、绿色化和科技化,才能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新格局。
城乡融合能否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然而,当前仍存在诸多挑战,如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差距较大,农民数字劳动素养不高[1],乡村产业链短而不全[2],城乡数字能力发展的巨大鸿沟,数字乡村基层治理效能和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不适应,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产业转型困难[3],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存在短板、城乡融合发展存在制度性障碍[4],研发技术创新与应用不平衡、产业体系建设与投入不充分、高端人才短缺与流动较集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5]等问题。此外,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践层面也面临诸多困难,如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不充分、以小农户为主的经营方式有效需求不足、基本生产条件的支撑能力不强[6],资源环境约束与农产品供给保障之间的矛盾、经营方式转型需要与小农经营的现实困境等矛盾[6]。理论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农业现代化领域,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的界定较少,特别是从城乡融合视域下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的水平比较仍偏少。
本文旨在探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推进策略定义农业新质生产力,丰富和拓展城乡融合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度,弥补之间新质生产力对比分析的不足。文章首先从“新质态”的视角阐释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具体包括数字农业生产力、农业科技生产力、绿色农业生产力和蓝色农业生产力。这四种新型农业生产力要素不仅能够强化农业系统的自我竞争力与持续发展潜能,还能促进产业内部各环节的协同整合,加速城乡资源要素的均衡分配与高效利用,有效缩减城乡发展鸿沟,进而全面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本文将在后续的理论框架构建中,深入探讨这四种生产力与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然后,进行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指标测度。最后,提出城乡融合视域下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策略选择,并得出结论及不足。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框架
2.1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辨析
农业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力,特征主要体现在其高质量、创新性的科技应用以及持续动态发展的能力上。主流的观点大多建立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三要素”的基本范式上,即构建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为核心的生产力研究框架,揭示生产力发展的演进关系。韩文龙和张瑞生[7]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研究其时间演变趋势和空间分布格局。朱迪和叶林祥[8]通过上述三个维度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另一种观点则从高质量和科技创新的维度,从“新”和“质”的视角进行来剖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变化,强调生产力的动态演进关系。孙丽伟和郭俊华[9]基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发展条件为准则评价新质生产力。周绍东和胡华杰[10]将新质生产力分为量变基础和关键要素,强调以成熟的国内大市场为前提,以高质量劳动力为关键保障,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此外,卢江[10]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一个融合了科技、绿色和数字三大要素的综合体系,并据此构建了一套由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组成的综合评价框架。然而,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高度复杂且多维度的系统,其发展特性要求我们从开放视角出发,即强调生产力不仅遵循传统的线性演化规律,还应着重于创新性与动态性的演进过程,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力的内涵,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效能。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资源要素配置“新”的角度而言,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加强农村资源要素的优化组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效益[11][12],体现科技创新在城乡融合过程中赋能城乡人口、土地、资本、数据等为核心要素资源的创新配置过程[13]。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角度来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还需要提升融合的“新质态”[14],特别是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要不断提质增效[15],强化农户生产力的前沿性和发展性。
数字农业生产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据要素深度融入传统农业领域的关键驱动力,构成了现代农业创新性生产力量的新型基石,对于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架构、促进城乡新质生产力均衡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16]。然而,当前中国城乡正面临着显著的数字生产力挑战,亟须构建核心的生产数字化能力,并推动形成以数字与科技为双轮驱动的新质生产力模式。这一转型旨在加速治理领域的数字化进程,显著提升城乡治理体系与治理效能,进而促进数字生产力的整体跃升,有效激发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当前的文献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数字生产力某一维度的具体指标设定,未能从整体视角构建一个全面且有效的理论解析架构,以深入探讨并阐明数字科技生产力的本质特性。此外,尚缺乏一套能够实现科学、统一评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农技创新组合生产力是在传统农业生产力与新型要素的优化配置组合形成的新业态新形势所创造的新型生产力,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力,其核心是农业技术创新驱动要素的重塑和组合带来的新技术和新市场组合的能力[17]。新质生产力是高智能、高算力、高素质的生产力,赋予机器更高智能实践,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18]。目前已有研究就基础科研能力和科技创性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指标构建[19],但对农业方面科技生产力的指标构建还缺乏相关研究,本文将针对农业科技创新组合能力作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分指标,并从创新和技术两个方面拓展。
绿色农业生产力方面。“农业”是主体,“发展”是核心,“绿色”是方式与目标[20]。绿色生产力理论既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21],又包括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发展行为[22]。第一,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资源节约相结合,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绿色生产力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避免了城乡资源浪费,同时也避免了“竭泽而渔”的出现[23]。第二,发展环境友好型绿色生产力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理念,使得在生产和消费全过程中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24]。第三,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产出高效性绿色生产力通过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25]。本文将从绿色生产力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出高效性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衡量绿色生产力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影响。
蓝色农业生产力方面。目前学者对蓝色生产力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基于农业在海洋中的作用探讨蓝色生产力的发展。以海洋经济为内核的蓝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协调”发展理念的内涵,强调海洋与陆地、淡水与陆地的协调发展,力求实现海陆经济和水陆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蓝色生产力是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大食物观”在农业新质生产力中的体现,我国有近海海域470多万平方千米[②],适宜开展养殖生产的内陆水域面积约1亿亩[③],发展蓝色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海洋和淡水资源,通过建设陆基循环水养殖系统和深远海网箱养殖、推广高效环保的养殖技术生态化利用和开发滩涂资源与渔业资源,建设“蓝色牧场”[④],打造“蓝色粮仓”,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在粮食安全方面,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25年将有36个国家约14亿人陷入粮食短缺的危机中,到2030年全球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超过50%;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水产品是我国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海洋水产品的年产量约为全国肉类和禽蛋类产品年产量的30%,为我国城乡居民膳食营养提供了约1/3的优质动物蛋白[⑤]。在经济效益方面,作为“水上田园综合体”的现代化蓝色牧场是现代化海洋牧场企业和水产企业在海洋产业的筛选与融合过程中的有效载体,能够加强海洋研发、海水养殖、淡水养殖、水产品深加工及其物流仓储和展示交易等各产业环节的关联性和渗透性,从而更好地发挥扩张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创新优势等产业聚集效应,推动休闲渔业的空间拓展,延伸产业链条并提升渔业附加值,推动渔业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综上所述,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时,应全面整合数字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以及蓝色生产力三个维度的要素,以实现其协同发展,进而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高效能、可持续发展。鉴于全国不同省份间生产力发展的显著区域异质性及其内部存在的广泛差异,构建一个科学且有效的新型生产力指标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学界在系统科学框架下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全面、深入评价的相关文献显得较为稀缺。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指标构建,而专门针对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构建创新性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对全国不同区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行精准量化分析与综合评估。此体系不仅能够比较和衡量全国各省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进步程度,还能够深入探讨和对比各层级生产力发展的差异性,从而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的整体提升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并为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高效、可持续发展提出策略性的指导建议。
2.2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指标选择及理论框架
在我国这样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实现现代化、解决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26]。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优化整合及升级,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增长,构成其核心内涵。这一过程以创新为特点,本质上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形式,着重于体现“新颖性”与“质量”的提升[27]。“新”代表创新,“质”代表优质,在“新”的基础上用产业的升级转型,以更高的生产水平和更低的生产价格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目标,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与新质生产力挂钩的缘由在于新质生产力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促进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总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是农业新质生产力任务最繁重、前景最广阔的产业[28]。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核心团队坚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了重建城乡关系、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一方面,农业现代化借助先进科技与工业工具,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以此增强农民收入,减小城乡收入差异,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经济根基。农业现代化进程促使农村产业结构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演变,加速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整合与协同,构建了多维度的农村经济体系,强化了农村经济的内在活力,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产业基础。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推进,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整体,绿色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和蓝色生产力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有机整体(图1)。

图1 城乡融合发展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关系图(自制)
Fig.1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self-made)
2.2.1 绿色生产力是城乡融合的基本要求
绿色生产代表着一种可持续、环保和高效的生产。绿色生产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具体而言,发展绿色生产力要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并创新绿色生产技术进而形成绿色农业产业体系。面对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坚持污染防治优先原则是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此在推进绿色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中,需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建立完善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及风险评估机制,着重防治空气、土壤、水体污染,并加速国土绿化进程,以有效应对并解决损害公众健康的显著环境挑战。绿色生产力不仅能带来环境效益,还能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绿色生产力中的绿色技术,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绿色技术创新要始终以市场发展需要为问题导向,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从理论走向实践[29]。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本要求,我们需要积极推动绿色生产力,将其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通过政策引导等手段,推动绿色生产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
2.2.2 科技生产力是城乡融合的核心
科技生产力代表了现代科技在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创新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无论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是管理创新,都能够为农业生产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科技创新带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促进创新平台的构建,旨在通过集聚效应强化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营造一个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有利环境,以优化技术创新项目的合作进程,进而为提高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构筑坚实的基础[30]。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可以赋能城乡融合的发展。人工智能、将云计算等先进科技融入现代工业,能显著提升创新与核心技术研发能力,颠覆传统生产模式与增长轨迹,促进传统农业的跃迁式进步。
2.2.3 数字生产力是城乡融合的发展方向
数字生产力确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代表了现代数字化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趋势。新质生产力具有数字化的时代属性,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31]。数字经济加速重构了新型经济形态,是国家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32]。56.1万亿规模下,数字经济占比达42.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6.45%。我国数字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助力质量显著提升,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得以深化挖掘[33]。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推进需以数字生产力为核心驱动,旨在促进数字产业的成长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2.2.4 蓝色生产力是城乡融合的拓展
蓝色生产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拓展部分。蓝色生产力,基于海洋,涵盖高效海洋资源开发、持续海洋能源利用及全面海洋生态维护等层面。蓝色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亦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成为推进生态系统修复与环境保护的重要驱动力[34]。蓝色生产力以海洋经济为核心,通过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拓展了生产力发展的领域,为城乡经济开辟了新增长点。其次,蓝色生产力着重于海陆综合规划,促进资源互惠与高效调配,进而增强了城乡一体生产力体系的持续发展能力。终焉,蓝色生产力促进海洋法规及政策之优化与更新[35]。
3 县域城乡融合视域下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3年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所用数据主要取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指标中存在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采取了插值法进行补齐。
3.2 指标设置
本文从绿色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与蓝色生产力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及20个三级指标组成(见表1)。构建绿色生产力评价体系时,采用三级指标结构,其中包含三大二级指标及七个具体三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要包括资源节约型生产力、环境友好型生产力以及产出高效型生产力。其中,资源节约型生产力主要包括耕地灌溉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亩均用电量,耕地灌溉面积直接关联到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效率,化肥的使用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产出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亩均用电量反映了农业生产中能源的使用效率,通过提高灌溉效率、减少化肥使用量和优化能源使用,农业生产可以变得更加高效和环保。这些措施有助于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保持或增加农业产出,体现了资源节约型生产力的特点。对于环境友好型生产力,亩均农药施用量和单位耕地利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实有耕地面积)是衡量环境友好型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其中,亩均农药施用量这一指标直接关联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我国农业内源性污染严重,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三分之一,降低农药施用量是实现环境友好型生产力的关键措施之一。单位耕地利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实有耕地面积)这一指标反映了耕地的使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通过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可以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减少对新增耕地的需求,从而保护更多的自然土地免受开发压力。这两个指标的结合使用,可以全面评估农业生产的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效率。优化这两项指标有助于在确保农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显著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增进。提升效率导向型生产力对推动农业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旨在实现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生态与社会价值均衡发展。这一过程可通过衡量单位耕地的产出效率(粮食产量/实际耕地面积)以及单位耕地面积上的机械动力利用效率(机耕面积/总动力之比)予以量化。单位耕地产出(粮食生产量/实有耕地面积)直接反映了土地的生产效率,即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能够产出多少粮食,提高单位耕地产出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增加农业产出。单位耕地机械动力使用(机耕面积/机械总动力)这个指标反映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即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机械动力的效率,农业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指标,不仅是提升农作物生产效率的根本途径,也是构建高效可持续农业体系的物质基石。这两个指标的使用从产出效率和生产效率两个维度综合评价了产出高效型生产力,体现了城乡融合背景下资源配置更高效、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高的特点。
为对科技生产力进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下设2个二级指标和4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要包括创新生产力以及技术生产力。其中,创新生产力主要包括农业植物新品种当年申请量、创新型产业集群科技人员数量。在经济学视角下,创新生产力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质量的能力。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当年申请量这一指标直接反映了农业领域的创新活力和研发能力,新品种的开发不仅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能增强作物的抗病虫和适应性,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而创新型产业集群科技人员数量这一指标体现了一个地区或产业集群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人力资源投入和专业能力,科技人员能够通过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改进生产流程等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当年申请量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科技人员数量这两个指标从农业创新和产业创新两个维度综合评价了创新生产力的水平,通过优化这两个指标,可以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力和竞争力。技术生产力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促进产业升级来体现科技生产力,主要包括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专利持有量。其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反映了在一定时间内,农业生产中所有投入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等)的综合利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在相同或更少的资源投入下,能够产生更多的产出,这直接体现了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专利的持有量则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方面的能力,是技术积累和创新潜力的体现,专利的商业化应用可以直接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专利持有量这两个指标从生产效率和技术积累两个维度,综合评价了技术生产力的水平,是评价技术生产力的两个核心指标。
为对数字生产力进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下设4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数字化。其中,数字产业化主要包括数字农业相关专利申请量和数字农业企业存量两个三级指标。专利申请量是衡量一个领域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在数字农业领域,专利申请量不仅反映了技术创新的数量,也暗示了这些创新可能带来的潜在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而数字农业企业存量反映了市场上已有的企业和它们的活跃程度,这是衡量产业化成熟度的一个指标。企业存量和专利申请量也间接反映了资本市场对数字农业领域的兴趣和投入。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和更多的专利申请通常意味着资本的流入,这对于数字农业的产业化进程至关重要。数字农业相关专利申请量和数字农业企业存量这两个指标从创新能力、市场结构、资本投入多个维度综合反映了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水平,同时,这两个指标的结合使用也可以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产业数字化主要包括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农村数字化基地。其中,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是衡量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覆盖程度的关键指标,农村宽带的普及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村地区居民获取信息、参与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等,提高生活质量和经济机会。农村数字化基地通常是指那些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农业生产、管理和销售的现代化农业基地。这些基地往往代表了农业数字化的先进水平,能够通过精准农业、智能物流、在线销售等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这两个指标充分体现了城乡融合背景下的农业产业数字化进程和水平,是农业数字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数据价值化主要包括高科技新产品销售收入、农业领域投资规模。其中,高科技新产品销售收入是衡量企业创新成果市场化的重要指标,新产品的销售不仅反映了市场对创新的认可,也体现了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农业领域的投资规模影响农业产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适当的扩张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两个指标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是评价数据价值化的重要经济指标。治理数字化主要包括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建立益农信息社的数量和北大普惠金融指数,体现了农业与乡村在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管理方面的进展和成效。益农信息社,作为中国农业农村部发起的信息普及项目,其目标在于构建村级信息服务平台,旨在将农业科技与信息资源深入乡村与农户,以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减小数字鸿沟。该计划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农业领域的信息化管理效能。这三个指标分别从基础设施、服务普及和金融支持三个角度,全面评价了治理数字化的水平。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反映了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条件,益农信息社的数量体现了信息服务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程度,而北大普惠金融指数则衡量了金融支持对农村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这三个指标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评价治理数字化的全面框架。通过这些指标,可以有效地评估和推动农村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蓝色生产力通常指的是与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相关的生产力,包括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海洋旅游等产业的生产力,其与农业新质生产力虽然在具体内容和应用领域上有所区别,但它们在推动科技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等方面存在内在联系,指标体系对其下设1个二级指标和1个三级指标,二级指标主要包括海洋农业,三级指标主要包括海水涉农产业。蓝色生产力强调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海洋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海水涉农产业产量作为评价蓝色生产力的一个指标,其变化不仅可以反映资源利用效率变化和技术创新水平,还涉及到产业结构优化、环境与社会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因素。通过这个指标,可以综合评估蓝色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趋势。
表1 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单位 |
|
绿色生产力 |
资源节约型生产力 |
耕地灌溉面积 |
(万公顷) |
|
|
|
农用化肥施用量 |
(万吨) |
|
|
|
亩均用电量 |
(亿千瓦时/亩) |
|
|
环境友好型生产力 |
亩均农药施用量 |
(万吨/亩) |
|
|
|
单位耕地利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实有耕地面积) |
(—) |
|
|
产出高效型生产力 |
单位耕地产出(粮食生产量/实有耕地面积) |
(—) |
|
|
|
单位耕地机械动力使用(机耕面积/机械总动力) |
(—) |
|
科技生产力 |
创新生产力 |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当年申请量 |
(件) |
|
|
|
创新型产业集群科技人员数量 |
(人) |
|
|
技术生产力 |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
(—) |
|
|
|
专利持有量 |
(件) |
|
数字生产力 |
数字产业化 |
数字农业相关专利申请量 |
(件) |
|
|
|
数字农业企业存量 |
(个) |
|
|
产业数字化 |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 |
(万户) |
|
|
|
农村数字化基地 |
(个) |
|
|
数据价值化 |
高科技新产品销售收入 |
(万元) |
|
|
|
农业领域投资规模 |
(万元) |
|
|
治理数字化 |
北大普惠金融指数 |
(—) |
|
|
|
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 |
(—) |
|
|
|
建立益农信息社的数量 |
(个) |
|
蓝色生产力 |
海洋农业 |
海水涉农产业产量 |
(万吨) |
3.3 部分指数的测度方法
3.3.1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衡量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中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生产效率。索洛余值法计算便捷,实用性较强,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36],在希克斯中性进步约束下,其形式为:
![]()
式中,
为
时期的总产出,
为
时期投入的劳动量,
为
时期投入的资本量,
为
时期的技术水平,因此
时期总产出的增长率
,式中
和
分别是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可得:
![]()
3.3.2 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
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被定义为建设数字乡村的准备程度,主要反映数字乡村的基础建设环境及发展情况[37],本文使用张鸿等测算的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作为二级指标治理数字化的评价指标之一,现对其测度方法进行简要说明:
文章从宏观环境、基于基础设施支持、信息环境、政务环境、应用环境四大维度,设计了一套包括5个一级指标及29个二级指标的数字乡村发展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的综合应用,并借助拉格朗日乘法进行优化,确立了各指标的优化权重。据此方法,每年计算出各指标的评价分数:
defen=R×
(i=1,2,3,…,m;J=1,2,3,…,n)
式中,
为优化组合权重;
为数字乡村评价各指标处理后的标准值。
3.4 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3.4.1 数据有效性分析
基于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的核心理念,构建了一个由“数字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蓝色生产力”四大维度组成的综合农业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全面评估了全国30个省份的农业新型生产力量,通过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方法,对其农业生产体系的状态进行了详尽考察。依据对全国30个省份的详细数据分析,能够有效揭示全国农业产业发展的地域性差异,实现研究的深入与细化。
3.4.2 评价方法与步骤-熵值法的基本原理
熵值法为一种基于信息理论的客观多指标综合评估手段,其核心在于计算各评估指标的信息熵与权重,以此量化指标之于整体评价体系的重要性及其效能。该方法通过分析指标数据的离散特性,实现了对方案或决策过程的客观排序与评价,有效规避了传统主观赋权法可能引入的偏见与不确定性,确保了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指标在评价框架中的实际贡献度。离散程度较高表明该指标在评价体系中具有较大影响力,故应给予其较高的权重。该方法的核心流程包括两部分:其一,对原始测量数据进行无量纲化,确保数据能准确揭示不同评估主体间的差异;其二,通过标准化各指标以获取理想正负值,计算每个评估对象与最优状态之间的加权欧氏距离,以此度量其接近最佳状况的程度,并据此排列名次。此外,采用熵值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熵值越小表示信息丰富度高、确定性增强、有序性更佳;反之,则信息量较少、不确定性增加、有序性减弱。
4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标测度及分析
4.1 评价模型的构建
为评价某地区第m年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有n项指标。设x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原始统计数据(i=1,2,…,m;j=1,2,…,n),构建矩阵如下:
原始数据矩阵X=
xj的信息熵值如下:
(1)
式中,K与m有关,yij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第一步,将标准化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的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正向和逆向指标:对于正向指标(越大越好的指标):
(2)
对于逆向指标(越小越好的指标):
(3)
第二步,计算指标比重,指标xj的熵值ej和冗余度dj。
第三步,计算指标权重,据此xj的权重算式如下:
(4)
最后加权即求出总指数综合得分。
4.2 全国省级层面实证评价与分析
4.2.1 乡村产业振兴省级排名
在30个省份中,乡村产业振兴的评估指标得分揭示了以下特点(见表2):首先,各地区的农业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层级与差异性。依据2011年各省级行政区农业新型生产潜力指数的排序显示,位列前十的省份依次为:江苏、河北、广东、北京、山东、河南、吉林、海南、湖北及安徽。至于排名相对靠后的十省,则包括辽宁、天津、陕西、重庆、甘肃、山西、贵州、上海、宁夏与青海。0.1916青海的农业新型生产力量发展指标得分最低,为0.0123,相当于江苏省的6%。依据2017年的农业新型生产力量发展指数排名,位列前十的省份包括河北、广东、江苏、山东、河南、北京、海南、吉林、安徽与湖南。排名相对靠后的十省份则为福建、陕西、天津、甘肃、山西、重庆、贵州、上海及青海。0.3000青海在农业新型生产力量方面的评分最低,仅为0.0231,相当于山东省得分的7.7%。与2011年的指标比较,两地区的差异正逐渐减小。根据2023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排名,位居前十的省份按顺序是:广东、河北、江苏、山东、北京、河南、海南、四川、湖南及安徽。排名较为靠后的十个省份则包括:浙江、重庆、新疆、山西、贵州、天津、甘肃、上海、宁夏与青海。0.4957青海农业新型生产力指数位列末席,其得分情况未具体提及0.0536相较于江苏省,比例仅为后者十分之一,仍存在显著差异。据上述可见,各地农业新型生产力量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2 全国各省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数得分排名
Table 2 Ranking of new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dex scores of all provinces in China
|
年份 |
2011年 |
2017年 |
2023年 |
|||||||
|
地区 |
省份 |
指数得分 |
全国排名 |
全区排名 |
指数得分 |
全国排名 |
全区排名 |
指数得分 |
全国排名 |
全区排名 |
|
东部地区 |
山东 |
0.1111 |
5 |
5 |
0.2077 |
4 |
4 |
0.3831 |
4 |
4 |
|
|
广东 |
0.1419 |
3 |
3 |
0.2874 |
2 |
2 |
0.4957 |
1 |
1 |
|
|
江苏 |
0.1916 |
1 |
1 |
0.2646 |
3 |
3 |
0.4062 |
3 |
3 |
|
|
浙江 |
0.0521 |
17 |
7 |
0.076 |
16 |
7 |
0.1061 |
21 |
8 |
|
|
福建 |
0.0497 |
18 |
8 |
0.0579 |
21 |
8 |
0.1342 |
16 |
7 |
|
|
河北 |
0.1646 |
2 |
2 |
0.3 |
1 |
1 |
0.4515 |
2 |
2 |
|
|
上海 |
0.0245 |
28 |
10 |
0.0331 |
28 |
10 |
0.0777 |
28 |
10 |
|
|
北京 |
0.1137 |
4 |
4 |
0.1682 |
6 |
5 |
0.2788 |
5 |
5 |
|
|
海南 |
0.0852 |
8 |
6 |
0.1312 |
7 |
6 |
0.2203 |
7 |
6 |
|
|
天津 |
0.0397 |
22 |
9 |
0.0529 |
23 |
9 |
0.0918 |
26 |
9 |
|
中部地区 |
河南 |
0.1033 |
6 |
1 |
0.1843 |
5 |
1 |
0.2638 |
6 |
1 |
|
|
湖北 |
0.0803 |
9 |
2 |
0.0898 |
14 |
4 |
0.1531 |
14 |
4 |
|
|
安徽 |
0.0753 |
10 |
3 |
0.1114 |
9 |
2 |
0.168 |
10 |
3 |
|
|
湖南 |
0.071 |
11 |
4 |
0.1036 |
10 |
3 |
0.1695 |
9 |
2 |
|
|
江西 |
0.0546 |
16 |
5 |
0.0762 |
15 |
5 |
0.1397 |
15 |
5 |
|
|
山西 |
0.0296 |
26 |
6 |
0.0487 |
25 |
6 |
0.098 |
24 |
6 |
|
西部地区 |
内蒙古 |
0.0556 |
15 |
3 |
0.0731 |
17 |
3 |
0.1086 |
20 |
5 |
|
|
四川 |
0.0639 |
14 |
2 |
0.1036 |
11 |
1 |
0.1852 |
8 |
1 |
|
|
广西 |
0.0665 |
13 |
1 |
0.0924 |
12 |
2 |
0.1549 |
13 |
2 |
|
|
新疆 |
0.0481 |
19 |
4 |
0.0601 |
20 |
5 |
0.0981 |
23 |
7 |
|
|
云南 |
0.0451 |
20 |
5 |
0.0634 |
19 |
4 |
0.124 |
17 |
3 |
|
|
陕西 |
0.0375 |
23 |
6 |
0.0573 |
22 |
6 |
0.1174 |
18 |
4 |
|
|
重庆 |
0.0334 |
24 |
7 |
0.0475 |
26 |
8 |
0.1 |
22 |
6 |
|
|
甘肃 |
0.0314 |
25 |
8 |
0.0504 |
24 |
7 |
0.087 |
27 |
9 |
|
|
贵州 |
0.0259 |
27 |
9 |
0.0432 |
27 |
9 |
0.0976 |
25 |
8 |
|
|
宁夏 |
0.0187 |
29 |
10 |
0.0312 |
29 |
10 |
0.0729 |
29 |
10 |
|
|
青海 |
0.0123 |
30 |
11 |
0.0231 |
30 |
11 |
0.0536 |
30 |
11 |
|
东北地区 |
黑龙江 |
0.0671 |
12 |
2 |
0.0899 |
13 |
2 |
0.1551 |
12 |
2 |
|
|
辽宁 |
0.045 |
21 |
3 |
0.0703 |
18 |
3 |
0.1162 |
19 |
3 |
|
|
吉林 |
0.0883 |
7 |
1 |
0.1216 |
8 |
1 |
0.1573 |
11 |
1 |
次之,东部地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标普遍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其平均得分约是中部地区的两倍,在全国前10位的省份中,东部地区独占六席。相比之下,东北与西部地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相近,西部地区的省份在该指标的排名中多处于末端,其中,全国排名最后十位的省份中有七席被西部地区所占据。0.3011如图2所示,数值依次为0.2368、0.1981、0.1653。2.2在前10位省份中,其获得了共计7个席位。1.7相较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指数增长幅度约为1.3倍,在指数排名末尾的十地区中,西部占据了六席,占比超过一半。数据显示,中国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征显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与地区的经济成长状态存在紧密关联。

图2 全国各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数得分(自制)
Fig.2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dex scores of all regions in China(self-made)
4.2.2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时间演变趋势
基于收集的各项基本指标评分,本研究计算了农业新型生产效能及其各组成要素的年平均值,详情参见图3,结果显示,自2011年至2023年间,中国的农业新型生产效能呈现持续提升态势。新质生产力的各构成要素的发展水平呈现正向增长态势。通过分析各项指标数值,观察到数字生产力指数呈现温和上升态势,这反映出新质生产力已跨越数字技术壁垒,实现了进展。发展数字产业新业态展现出持续且复杂的特性;科技生产力由创新和技术构成,鉴于近来中国研发能力的增强,高端农业科技与设备的开发加速,科技生产力指数显著提升;绿色生产力指数侧重评估乡村生产活动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及高效产出方面的表现,数据显示,中国农业生产的效率近年来有所改善;蓝色生产力聚焦于海洋涉农产业的产出量。

图3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结构差异及演变趋势(自制)
Fig.3 Structural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 trend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dex(self-made)
4.2.3 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格局
本文计算了全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的新质生产力均值,旨在深度探讨其空间布局特征与时间上的差异演化。通过图4可见东部地区的新型生产力量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东部地区产业高度发展,集聚了大量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对创新资源如人才、资本和技术展现出显著的吸纳能力,由此呈现出显著高于其他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相比之下,中部及东北地区的生产力增长态势与东部地区相近,虽不及东部,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领先地位。而西部地区的生产力增长速度相对较缓,尽管亦有增长,但其增速相较于东部、中部及东北地区而言,显示出更为明显的滞后性。相比其他区域,西部地区的传统农业转型进程较为滞后,创新驱动力显弱,亟须加速构建契合西部特色的现代农业生产力体系。在新质生产力演变进程中,不同地区的特性显示了其在经济成长阶段与自然资源配置上的差异,这进一步表明,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策略中,应采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精准部署以激活各地的新质生产力潜力,并根据地域特点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自新时代起,中共中央实施了多项区域协调发展策略,旨在通过提升区域间的新质生产力来减小地域差异。这一系列举措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技术积累与产业升级,使其逐步接近先进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
随后,我们在时间序列上分别对四大地区的绿色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以及蓝色生产力进行了单独分析,其结果符合总体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格局:①东部地区在绿色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和蓝色生产力上保持着领先水平。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能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经济支持以及技术支持;②科技生产力方面,四大地区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东部地区上升增长趋势最为显著,且增速保持缓慢上涨,只是由于东部地区作为政治文化经济发展领先区域,具有较高的科技研发能力,能够较快将新兴技术投入农业生产中;③蓝色生产力方面,东部地区临海城市较多,具备天然地理优势,因此在呈现出断层领先其余三大区域的现象;④绿色生产力方面,四大地区在十年中整体变化趋势不明显,东部地区依旧保持领先水平;⑤数字生产力方面,东部地区发展迅猛,增速远超其余三大地区。
全国共13个粮食主产区,分别为黑龙江、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河北、吉林、安徽、湖南、湖北、内蒙古、江西、辽宁十三个省份。本文计算了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从图6可以发现:①两部分新质生产力均呈现上升趋势,体现我国高度重视并大力扶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此方面得到显著进步。②粮食主产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始终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农业新质生产力,且两者差距在缓慢扩大。粮食生产作为乡村主要产业,高度发达的粮食生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乡村发展水平。粮食主产区新质生产力的领先,体现出其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更新农田水利,推广精准灌溉,发展智慧农业方面有较好成效。

图4 四大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自制)
Fig.4 The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four regions(self-made)

图5(a) 四大地区的科技生产力水平(自制)
Fig.5(a)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in the four regions(self-made)

图5(b) 四大地区的蓝色生产力水平(自制)
Fig.5(b) Blue productivity levels in four regions(self-made)

图5(c) 四大地区的绿色生产力水平(自制)
Fig.5(c) Green productivity level of four regions(self-made)

图5(d) 四大地区的数字生产力水平(自制)
Fig.5(d) Digital productivity level of four regions(self-made)

图6 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自制)
Fig.6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level of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no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self-made)
同时,本文通过计算全国新质生产力指数,可以得出在国家层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从图7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稳步上升。2011年至2023年,十二年间提升了3.18,且增幅呈现逐年增大的积极向好变化。

图7 2011—2023全国新质生产力指数水平(自制)
Fig.7 2011—2023 national new productivity index level(self-made)
为清晰呈现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空间格局,运用ArcGIS工具实施空间可视化分析,以揭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不同地域的特征及演变轨迹。0.4062最低值见于青海省(0.0976),不同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最高与最低之间差距约四倍。在总体表现方面,东部地区的新型生产力量处于领先地位,相较于其他三大区域。在东西方向上,中国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展现出“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模式,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显著领先于其他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而从南北维度考察,则观察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南升中稳北降”的梯度分布特征。
5 县域城乡融合视域下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策略选择
根据前文的指标体系构建和实证分析结果,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科技创新与转化应用不足,特别是在农业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三是数字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四是蓝色生产力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开发;五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
针对以上得出的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将从农业新质生产力构成部分来分点进行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策略选择的阐述。
第一,针对绿色生产力的提升,策略的核心在于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这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推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例如,可推行节水灌溉、精准施肥及减少农药用量等策略,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并减轻环境负担。此外,加强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推广,不仅能够提升农产品的质量,也能够增强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在科技生产力方面,策略的关键在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需建立以企业为核心、市场为驱动、实现产学研紧密合作的现代农业创新体系。通过增加对农业创新项目的支持,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移与实施,以提升农业产出效率及产品品质。同时,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提升农民的科技应用能力,使科技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第三,数字生产力的提升策略则侧重于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这包括加强农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与精准化程度。同时,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政策咨询、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服务,推广电子商务在农产品销售中的应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第四,蓝色生产力的开发策略则着眼于海洋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海洋农业的发展。通过加强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推动海洋农业向深远海发展,同时发展海洋能源产业,提高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第五,在体制机制构建层面,战略重点为深化农村制度改革,旨在消除阻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以改善政策体系,促进技术创新为主要目标。此涉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创新,强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维护农民权益。推动城乡规划一体化,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农业知识产权,确保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合法权益,为农业创新提供法律保障。
第六,在因地制宜发展方面,针对不同地区的产出不同,可以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农民合作社、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教育,提升农民的经营管理和创新能力。在粮食主销区可以建立粮仓和网络运营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农作物更好的销售出去。若这两者都不是,可以立足市场需求和县域资源禀赋,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加强特色农业产业园区的建设,着重推进固定资本,特别是生产与仓储物流设施的投资。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策略则侧重于优化县域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加强县域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县域交通、水利、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县域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实施人才强农战略,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民的技能水平,同时吸引城市人才回流农村,为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民的技能水平,同时吸引城市人才回流农村,为农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最后,数字农业赋能策略的核心在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效率。这需要加强农业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数字技能和信息素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优化农业生产流程,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效率与精确度。
6 结论及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形态,其核心在于“新”与“质”的结合。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深刻反思与超越,更是对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响应。本文基于2011年至2023年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农村数据面板,通过应用熵权法计算了各地区的农业新型生产效率评分。研究结果表明:一、各省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展现出差异化的梯度与层次特征,表现为显著的地域性差距,其中不同区域间的进展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二、东部地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普遍领先,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则较为接近,西部省份在此领域表现相对滞后。这揭示了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鲜明的地理分布特点,并与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第三,全国各省份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指数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表明时间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乡村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极大的作用。
上述发现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政策体系建设,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推动农业技术革命性突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同时鼓励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新技术、新设备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第二,优化乡村生产要素配置体系,推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提升农村吸引人才和生产要素的能力,降低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第三,旨在深化农村产业发展,促进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以延伸农村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开发及壮大乡村新兴产业与业态,包括推进乡村旅游、农村电子商务及休闲农业,以扩展农民收入来源。第四,完善乡村政策支持体系,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贷款利率降低、贷款额度提高、金融风险提示等,降低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本和风险;同时,强化政策的传播与阐释,以提升农民对新型生产力量的认知及接纳水平,并指导农村社群积极融入新型生产力量的发展进程。第五点策略为深化体制与机制的革新,旨在消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此过程中着重于创新融合机制,并强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确保农民权益不受侵犯,为城乡融合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六,对于已经积极投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农村,应建立鼓励机制和奖励制度,保障农民的生产活力和生产动力,为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做好政策支持。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①]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叶馨文,yxw18225074832@163.com
收稿日期:2025-03-04; 录用日期:2025-03-09; 发表日期:2025-06-28
[②]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的近海:http://www.igsnrr.cas.cn/cbkx/kpyd/zgdl/cnh/202009/t20200910_5692452.html
[③] 人民日报.我国水产养殖种类达300种以上: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6205.htm
[④] 蓝色牧场指海洋牧场和淡水牧场。海洋牧场是以增值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的,综合采用人工鱼礁、监测管理、增殖放流等手段修复或构建海洋生物的生长、繁殖、索饵、避敌所需场所的系统性渔业资源利用模式[33]。淡水牧场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利用自然生产力,结合现代管理模式和技术工程,在适宜的淡水水域构建的生态系统,旨在实现资源养护、环境保护、渔业持续产出等多重功能。海洋牧场和淡水牧场分别代表了在海洋和淡水环境中,通过人工和自然手段相结合,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的综合性资源利用模式。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https://www.moa.gov.cn/nybgb/2017/201711/201802/t20180201_6136235.htm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顾相君. 数字乡村战略下黑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 生产力研究, 2024(08): 50-55+161.
https://doi.org/10.19374/j.cnki.14-1145/f.2024.08.010.
[2] 王静华, 刘人境. 乡村振兴的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及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2): 16-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60X.2024.02.002.
[3] 文丰安, 黄上珂. 新质生产力助力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数字乡村建设审视[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03): 15-26.
https://doi.org/10.13718/j.cnki.xdsk.2024.03.002.
[4] 倪坤晓. 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村改革: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4, 45(05): 773-781.
https://doi.org/10.13872/j.1000-0275.2024.0801.
[5] 唐琼, 孙健. 新质生产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机理与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03): 31-40.
[6] 郭晓鸣, 吕卓凡.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发展阻滞与实践路径[J]. 中州学刊, 2024,(08): 38-45.
[7] 韩文龙, 张瑞生, 赵峰. 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06): 5-25.
https://doi.org/10.13653/j.cnki.jqte.20240418.001.
[8] 朱迪, 叶林祥.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 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09): 24-30.
https://doi.org/10.13546/j.cnki.tjyjc.2024.09.004.
[9] 孙丽伟, 郭俊华. 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09): 5-11.
https://doi.org/10.13546/j.cnki.tjyjc.2024.09.001.
[10] 周绍东, 胡华杰. 成熟的国内大市场和高质量劳动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量变基础和关键要素[J]. 海派经济学, 2023, 21(04): 243-244.
[11] 卢江, 郭子昂, 王煜萍.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03): 1-17.
[12] 陈锡文.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5(1): 5-12.
[13] Chen X W. Impl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8, 35(1): 5-12.
[14] 程明洋, 刘彦随, 蒋宁.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J]. 地理学报, 2019, 74(08): 1576-1589.
[15] 李慧敏.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振兴特征、关键议题与路径安排[J]. 理论探讨, 2024(01): 150-157.
https://doi.org/10.16354/j.cnki.23-1013/d.2024.01.012.
[16] 李莹.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核心任务、突出问题与关键举措[J]. 河南社会科学, 2024, 32(06): 85-92.
[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J]. 支部建设, 2024(08): 4-5.
[18] 梁炜, 朱承亮. 颠覆性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内涵及监测框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4(03): 38-47.
https://doi.org/10.16152/j.cnki.xdxbsk.2024-03-004.
[19] 令小雄, 谢何源, 妥亮, 等. 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 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01): 67-76.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101.001.
[20] 陈欣宇, 郭婷, 戴红君, 等. 农业领域科技竞争力与态势分析方法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畜牧兽医领域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23, 51(23): 236-244.
https://doi.org/10.15889/j.issn.1002-1302.2023.23.034.
[21] 何泽军, 姬一帆, 张朝辉. 中国畜牧业绿色生产力区域布局评价及优化建议[J]. 区域经济评论, 2021(04): 74-81.
https://doi.org/10.14017/j.cnki.2095-5766.2021.0072.
[22] 李金算. 国内外绿色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综述[J]. 中国科技论坛, 2005(05): 109-113.
[23] 任保平, 李梦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生产力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8(03): 5-13.
https://doi.org/10.19626/j.cnki.cn31-1163/f.2018.03.001.
[2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J]. 党史博采, 2022(18): 6+12+45.
[25] 韩文龙, 董鑫玮, 唐湘.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辩证关系与实践路径[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4, 26(03): 12-21.
https://doi.org/10.14071/j.1008-8105(2024)-1051.
[26] 韩飞, 胡宇. 解析新质生产力: 内涵解构、生成逻辑和未来展望[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3(02): 60-68.
https://doi.org/10.15986/j.1008-7192.2024.02.008.
[27] 蒲清平, 向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01): 77-85.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1017.001.
[28] 李学兰, 江激宇. 加快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催生农业新质生产力[EB/OL].
https://www.workercn.cn/c/2024-03-19/8190609.shtml,2024-03-19.
[29] 齐承水.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J]. 经济学家, 2024(7): 15-23.
[30] 韩青江, 陈雁云, 夏蕾. 人工智能与现代产业体系融合发展研究———基于系统耦合的视角[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55(01): 56-69.
https://doi.org/10.13764/j.cnki.ncds.20231129.001.
[31] 庞瑞芝, 李倩楠. 超大规模市场、数字技术与新质生产力[J]. 学术界, 2024(04): 25-40.
[32] 王秀梅.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探析[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4(4): 12-16.
[3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EB/OL].(2023-04-27)[2024-06-06].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34] 侯冠宇, 张震宇, 董劭伟. 新质生产力赋能东北农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现实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01): 69-76.
[35] 任文菡, 王奇. 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J]. 科研管理, 2023, 44(02): 55-64.
https://doi.org/10.19571/j.cnki.1000-2995.2023.02.006.
[36] 林青宁, 毛世平.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化过程、测算方法与未来展望[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3, 28(04): 248-256.
[37] 张鸿, 杜凯文, 靳兵艳. 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评价研究[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 33(01): 51-60.
https://doi.org/10.19331/j.cnki.jxufe.2020.01.007.
Construction,Index Measurement,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College of Economic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and state, ” the paper elucidates the connotation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long with a comparis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from four dimensions: digital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green productivity, and blue productivity. It proposes strategic options for enhancing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in the scope of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subsystem indices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levels show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still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but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is low and mainly stems from inter-regional variations. The dispar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cross the country and within regions tend to narrow. The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ndices of all provinces in Chin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over time, indicating that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over tim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vers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develop blue productivity, and deepen institutional reforms. These strategies are tailor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by development leve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trends, regions should follow paths with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or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be provided with differentiated policy intensities to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dex measurement, promotion strategies
DOI: 10.48014/fcss.20250304003
Citation: YE Xinwen, CAO Kexin, SHEN Yun. Construction, index measure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agricultural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J]. Frontier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25, 2(2): 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