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产业与城乡融合发展:困境、机理与路径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成都, 610000)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要素流动、收入差距以及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一直存在, 而城乡融合发展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为探究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及其面临的农村发展困境, 深入探讨了数字化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关键作用并构建了“县域数字化-产业结构-城乡融合”的理论框架。从县域数字化的角度出发, 结合四川省183个县的面板数据, 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得各县的城乡融合度水平, 验证出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将产业结构作为中介要素, 分析得出数字化能够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因此, 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强化县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利用数字化推动县域产业发展, 培育出“数字+产业”发展模式来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 城乡融合、数字化、产业结构升级
DOI: 10.48014/fcss.20250621001
引用格式: 王何森. 数字化、产业与城乡融合发展:困境、机理与路径[J].中国社会科学前沿, 2025, 2(3): 93-103.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5-06-21
接收日期: 2025-08-18
出版日期: 2025-09-28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历经深刻变迁。在改革开放前，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积累，城市依托于工业化得以发展但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且户籍制度的存在加剧了城乡分割。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要素流动，减少了城乡差距。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未被打破。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且农村空心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凸显。
为打破这一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乡村振兴战略等战略方针。党的二十大首次强调了县域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层级和重要切入点。这为推动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中进一步提及要基于县域来开展城乡融合发展，以县域为依托进行推进乡村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结构。同时中共四川省委第十二届四次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对城乡融合体制机制作出了重要战略部署。虽然乡村振兴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已经使我国乡村地区取得了一系列显著进展，但目前仍然存在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更好拓展渠道、突破要素壁垒以实现城乡之间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伴随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数字化呈现出透明化、平台化、赋能性、普惠性等性质，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助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资本、数据、信息等流通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本文旨在从县域数字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数字技术在产业层面的运用，深入研究产业升级对提升农村整体质量的作用，并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作用机制。探讨其如何加速城乡一体化发展，为解决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2 文献综述
2.1 数字化相关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数字化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其中，黄潇和周帅(2023)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在提升城乡之间要素流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和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上的作用。刘玉丽和马正兵(2024)则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政府行为和社会服务这三个途径来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数字化与产业二者关联的研究，多数学者是从数字化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上入手，研究分析数字化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对策和其对传统产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路径机理。李资博(2021)认为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产业链缺陷、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任晓聪和王疏影(2023)以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且推动数字化转型需要从人才、基础建设、数据平台建设和数字化建设为突破口发力。邱俊杰等(2023)从市场-政府-社会三个角度入手，认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力社会是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路径。
2.2 城乡融合相关研究
城乡融合的思想基础能够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城乡发展构想，认为城市和乡村是统一的、无差别的。城乡融合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马克思认为城乡关系会渡过三个阶段，从最开始的城乡分离经过城乡对立最后到达城乡融合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乡关系迈向了城乡融合阶段，并于党的十九大上首次提出这一理念，其目标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此后，学界众多学者分析城乡融合的内涵。其中，梅浩(2018)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并结合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理念，认为城乡融合应该包含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是系统系和整体性的而不是简单地以工业化反哺农业来发展农村。杨志恒(2019)、高帆(2019)等认为城乡融合是整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城乡融合是产业、制度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融合。李爱民(2019)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这两大战略的有机结合，需要基于城乡的要素、经济、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这六个维度的融合。李晓莹和李强(2021)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发展，人的自我完善，是实现经济、空间、文化、社会、生态、产业的融合[3]。
在城乡融合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李爱民(2019)强调了县域的重要性，同时需要以产业融合作为一个纽带，使城市能够以此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许彬坤(2019)采用Logistic方法得出居民收入增加、城乡要素配置、公共服务惠普、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四个因素显著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徐彩玲和李建建(2019)认为当下城乡产业融合程度较低，需要进一步细化城乡产业分工并增强城乡产业之间关联促进产业融合。何红(2018)强调城乡融合需要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建设融合、要素融合和城乡发展机制融合进行融合发展。薛广义和薛松(2023)则从发展农村经济视角切入，重点分析了农村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少学者对数字经济会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研究。其中方丹辉等(2025)基于县域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得出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阳细娜和龚雅玲(2025)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得出数字化能够通过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提高创业活跃度推动城乡产业融合。顾乐琼和牛丽娟(2025)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验证了数字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通过机制分析得出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张世斌、杨肃昌和毛科俊(2025)进一步论证了数字经济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城市的促进作用越大，促进效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部到西部不断递减的趋势。
2.3 文献述评
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当下学界对数字化和城乡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主要基于数字化单一维度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包括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产业数字化对城乡融合等，而将产业作为中间机制因素影响的研究不足。同时，已有文献的研究范围主要立足于省级和市级层面，对县域数字化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尚少。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从数字化切入，分析数字化本身及数字化影响县域产业对城乡融合的影响。为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提供边际贡献。
3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直接影响机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数字化成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数字化能够通过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三方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推动要素流动中，数字化能够促进信息要素、资金要素和人才要素的流动。通过互联网、金融数字平台、远程教育等技术，农民能够获得资金、技术的援助并及时获取市场信息进行调整，城市人才能够深入了解农村发展机遇并选择在农村发展。在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数字化能够将城市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网络课程、视频问诊、线上观影等方式共享给农村，以弥补农村面临优质资源不足的情况，促进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和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在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上，数字化技术在一二三产业的应用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协同发展。精准农业、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旅游等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发现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数字化技术与农村产业相互即结合能够为农村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
3.2 基于中介效应的机理分析
根据文献综述可知农村经济振兴的关键是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产业振兴是我国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乡村产业作为农村经济之根本，其快速稳定发展才能为后续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产业发展不仅是城市的支撑力量也是农村地区的支撑力量。产业发展使以地方的资源禀赋为基础，是能够促进地方的功能提升的原动力。吸纳就业、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和公共服务功能是城市功能的四个组成部分[8]。安树伟(2020)认为这四个功能存在相互作用，如图1。其中，农村发展要以产业为支撑，实现产业发展带动农村发展到进一步的城乡融合发展。产业作为整个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其他几个功能的所能存在的前提，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
图1 功能相互作用机理
Fig.1 Function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实现农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数字化。其中，主要需要依赖产业数字化转型信息发展。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对业务进行升级，进而提升生产数量及效率的过程[17]。一方面，传统产业的要素驱动力不足，传统运行模式难以为继亟须升级，而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改变传统产业的运行模式，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效率并赋能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能够为打通产业上下游渠道以实现“增链”和“阔链”。
4 数据来源与测定
4.1 对象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四川省县域数据作为基础数据，其主要来自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和各县统计年鉴。其中城乡融合指标体系数据源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和四川省市县统计数据库。数字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4.2 数字化测定
对于数字经济的测定，不同学者对其衡量方式存在差异性。众多学者采用的主流衡量方式为两种:直接测定式和间接测定法。其中，洪兴建，刘波(2022)提出采用直接测定式将数字经济拆分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个部分分别通过要素投入指标结合公式直接测定。第二种间接测定方法是采用构造指标体系或通过其他一些数字发展指数进行耦合，利用一些统计指标对数字化进行综合评定。杨雪婷、张丹宁(2023)构建了以基础支撑、场景应用和政策支持三个维度为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对数字化进行量化。郭钏、黄娴静、覃子岳(2023)利用指标体系量化了数字经济指数论证了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存在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说明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两者是相辅相成。
结合郭钏、黄娴静、覃子岳(2023)的研究，数字金融指数的指标体系完善、数据量大，能够基本涵盖全国所有县域且其中的基础设施、服务质量、交易规模等指标覆盖多个维度。故本文使用各县域的数字金融指数间接衡量各县域的数字化程度。
4.3 城乡融合指数测定
对于城乡融合水平的测定，许多学者已经做过众多研究。其中，窦胜旺、王波涛(2020)从经济、人口、建设和社会生活四个方面对城乡融合进行分析，发现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经济差异和人口差异。项松林、刘牧晨(2020)则从城乡的人口、产业、文化和生态四个方面对城乡融合程度进行甄别，分析得出城乡产业和文化融合发展较快，但融合程度不高并且存在人口迁移滞涩等问题。赵华、丁凡(2018)、杨阿维(2021)则是从新发展理念出发，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在此指标体系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化较大、发展水平不均的情况。在方法选择上，王成新(2019)运用因子分析法将所有二级指标分类成四个一级指标并结合二级指标的特征进行综合分为经济、空间、社会和主体功能;曾浩、张丽(2019)采用TOPSIS方法从空间、基本公共服务、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五个维度对抚州市的城乡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
本文结合过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县域城乡融合指标体系。城乡融合是以人为中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破除空间隔离并实现城市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涉及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等多个维度，故本文从县域人口融合、县域经济融合、县域空间融合和县域社会融合四个维度构建县域城乡融合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基于这四个维度，共选用13个三级指标形成整个指标体系如表1。
表1 县域城乡融合指标体系表
Table 1 Index system for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counties
|
县域城乡融合指标体系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方向 |
|
县域人口 融合 |
人口城镇化率 |
正向 |
|
|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 |
正向 |
||
|
城乡人口密度比 |
正向 |
||
|
县域经济 融合 |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逆向 |
|
|
人均GDP |
正向 |
||
|
第三产业在GDP占比 |
正向 |
||
|
县域空间 融合 |
土地城镇化率 |
正向 |
|
|
路网密度 |
正向 |
||
|
建成区面积比 |
正向 |
||
|
县域社会 融合 |
人均医师比 |
逆向 |
|
|
宽带覆盖率 |
正向 |
||
|
人均教师比 |
逆向 |
||
|
普通中小学生师生比 |
正向 |
4.4 产业结构升级测算
产业结构升级其内涵是产业的素质与效率的提升，包含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变化和产业间的结构升级[45]。数字化能够有效推动了农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链阔链和增链。依托于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农业产品的销售渠道扩大，农村地区可以直接通过平台将产品销售到城市，在获取更高的收益的同时也增强了城乡、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同时，数字化能够赋能农业，将产业的内部技术结构优化并提升农业技术水平。
其中，徐敏和姜永(2015)通过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构造出产业升级系数(indication)来反应产业之间的产业升级情况。故本文借鉴其构造的产业升级系数(indication)来衡量各县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
indication=
xi·i
其中表示第i个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总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通过这一指数能够很好反映出县域中三次产业之间的产业升级情况。
5 实证结果检验
5.1 基于熵权-TOPSIS的城乡融合程度测度
为消除主观因素对城乡融合指标测算带来的印象，本文选用熵权-TOPSIS对城乡融合指标体系进行测算。雷勋平(2015)认为熵权TOPSIS相对于专家打分法和AHP法可以避免主观误差。其中熵权法是依托于各指标的信息熵来确定指标的权重。
rij=
ei=
wi=
式中，xij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第i个指标的第j个县的指标初始值，rij为xij的规范值，ei表示第i个指标的熵值，w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
表2 城乡融合指标权重
Table 2 Indicator weigh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项 |
信息熵值e |
权重系数w |
|
人口城镇化率 |
0.9768 |
3.61% |
|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 |
0.9759 |
3.76% |
|
城乡人口密度比 |
0.8303 |
26.45% |
|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0.9949 |
0.79% |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
0.9630 |
5.76% |
|
第三产业在GDP占比 |
0.9808 |
2.99% |
|
土地城镇化率 |
0.8430 |
24.47% |
|
路网密度 |
0.9410 |
9.19% |
|
建成区面积比 |
0.9886 |
1.78% |
|
人均教师比 |
0.9886 |
1.78% |
|
人均医师比 |
0.9913 |
1.36% |
|
宽带覆盖率 |
0.9102 |
13.99% |
|
普通中小学生师生比 |
0.9739 |
4.07% |
由于城乡融合指标体系中存在着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为了更为准确地得出城乡融合的程度、消除指标量纲不统一的问题，本文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Yij=
逆向指标:
Yij=
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结合熵权法得到的权重，得出各县城乡融合的正、负向理想距离，最后得出各县的相对接近度，并最后得出各县的排名。
表3 各县城乡融合程度
Table 3 Degree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each county
|
项 |
正理想解 距离D+ |
负理想解 距离D- |
相对接近 度C(城乡 融合度) |
排序结果 |
|
金堂县 |
2.029 |
0.796 |
0.282 |
10 |
|
大邑县 |
2.147 |
0.559 |
0.206 |
28 |
|
蒲江县 |
1.912 |
1.284 |
0.402 |
3 |
|
荣县 |
2.120 |
0.589 |
0.217 |
21 |
|
富顺县 |
2.098 |
0.657 |
0.239 |
13 |
|
︙ |
︙ |
︙ |
︙ |
︙ |
|
越西县 |
2.278 |
0.331 |
0.127 |
78 |
|
甘洛县 |
2.239 |
0.359 |
0.138 |
65 |
|
美姑县 |
2.289 |
0.301 |
0.116 |
89 |
|
雷波县 |
2.248 |
0.337 |
0.130 |
75 |
其中，浦江县、金堂县等县排名靠前，而雷波县、甘洛县、美姑县等县排名靠后。可以发现，排名靠前的县城主要集中于成都市等发展较好的区域，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等三州地区区县的城乡融合度普遍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三州地区发展较晚且其收到主体功能区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协调度不足，对方产业的缺乏使得地方发展动力不足无法带动城乡融合发展。
5.2 回归模型构建
本文从促进产业升级的角度考察数字化发展对县域城乡融合程度的影响。为探究数字化发展影响，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具体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URIi=β0+β1INDEXi+β2CONTROLS+εi
其中，URIi表示第i个县的城乡融合程度，INDEXi表示第i个县的数字化发展水平，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
同时，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发现县域数字化发展会通过影响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到县域城乡融合水平。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借鉴中介效应模型的方法，构建以下方程进行进一步检验:
URIi=β0+β1INDEXi+
β2CONTROLS+εi
INDICATIONi=β0+β1INDEXi+
δCONTROLS+εi
URIi=β0+β1INDEXi+β2INDICATIONi+
ϕCONTROLS+εi
其中，INDICATIONi为中介变量表示第i个县的产业升级系数，其他变量与前文定义一致。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考了滕耀凯和孙毅(2022)的研究选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PCIFA)、地区生产总值(GDP)、政府参与程度(GI)和对外开放水平(OPEN)作为本文的三个控制变量。
5.3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上文的设定的基准回归模型，验证县域数字化发展对县域城乡融合度是否产生影响、影响的程度以及方向等问题。
从表4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数字化金融指数对城乡融合度的影响均为显著，分别为2.984和2.312。这表明县域数字化发展能够有效得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度，论证了假设1成立。
表4 基准回归结果汇总表
Table 4 Summary of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
变量 |
URI(1) |
URI(2) |
|
INDEX |
2.984***(0.444) |
2.312***(0.448) |
|
OPEN |
|
16.504(23.48) |
|
PCIFA |
|
0.00005(0.00004) |
|
GDP |
|
-0.02*(0.011) |
|
CON |
-262.904***(44.057) |
-235.486***(47.938) |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增加控制变量来对模型进行验证。选用政府参与程度(GI)作为一个新的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
从表5可以看出，政府参与度作为一个新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未对数字化水平的参数符号和显著性产生显著影响，且政府参与度显著正向影响城乡融合度。这表明在城乡融合整个过程中，政府起到了促进作用。政府参与能够通过财政对农村支持资金、政策引导城乡产业发展、人才引进等来推动城乡融合程度。
表5 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
变量 |
URI(3) |
|
INDEX |
2.411***(0.416) |
|
PI |
-19.089***(3.864) |
|
CON |
-198.1289***(41.773)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
R2 |
0.447 |
5.4 机制分析
本文在分析县域数字化发展促进县域城乡融合的过程中，产业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故选取中介效应模型对此机制进行分析验证，如表六。
在表6呈现的结果中可知，首先，模型1为基准回归模型，未加入中介变量，回归系数为2.411，并且显著为正，说明县域数字化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效应存在。其次，模型2表示当产业升级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化发展作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系数为0.0135也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化发展能够促使县域产业升级。而通过模型1中数字化系数模型3中系数对比可以得知，当纳入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后，回归系数从2.411降低至2.221，可以得知这一过程中还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产业升级可能是数字化推进城乡共同繁荣，融合发展的重要渠道。这一结论得以证实假说2和假说3成立。
表6 产业升级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
变量及统 计参数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URI |
INDICATION |
URI |
|
|
INDEX |
2.411*** (0.416) |
0.0135*** (0.0035) |
2.221*** (0.496) |
|
INDICATION |
|
|
-25.042** (12.285) |
|
CONS |
-198.128*** (-198.128) |
0.917*** (0.356) |
-242.023*** (45.599)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熵权-TOPSIS四川省183个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该成果验证县域数字化发展是否能够切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稳健性检验后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数字化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联系，数字化发展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第二，通过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县域产业升级间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作用机制方面，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县域产业升级间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传统产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四川的一些工业强县，通过引入智能制造技术，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同时，数字化还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如数字创意、大数据服务等。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也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乡村可以通过承接城市产业的转移，发展配套产业，实现产业的协同发展，从而推动城乡融合。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发展的基石。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打造功能完善的数字化平台。在城市，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城市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在乡村，要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网络覆盖到每一个角落。通过数字平台的建设，可以促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深度融合。例如，建立农产品电商平台，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数字化整合，不仅能够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县域产业应充分结合自身的自然禀赋，积极推动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政府应制定合理的产业承接转移政策，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在产业承接方面，要引导城市的高端产业向乡村地区转移，同时鼓励乡村地区的特色产业与城市产业进行对接。例如，四川的一些山区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可以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城市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入乡村，推动乡村产业的发展。
推动城乡之间产业紧密联系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目前，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产业关联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乡融合发展。政府部门可以制定各种合理可行的优惠政策，引导城市地区产业与乡村地区产业相连。例如，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城市企业在乡村设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加强对乡村地区的产业支持。同时，要加强城乡之间的产业合作，建立产业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②]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王何森，1427120330@qq.com
收稿日期:2025-06-21; 录用日期:2025-08-18; 发表日期:2025-09-2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白新华, 李国英. 以数实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现实思考[J]. 区域经济评论, 2023,(06): 63-68.
https://doi.org/10.14017/j.cnki.2095-5766.2023.0097.
[2] 张海鹏.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 从分割到融合[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03): 2-18.
https://doi.org/10.20077/j.cnki.11-1262/f.2019.03.001.
[3] 钱陈, 史晋川. 城市化、结构变动与农业发展———基于城乡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07,(01): 57-74.
[4] 李晓莹, 李强. 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近期研究文献综述[J]. 商业经济, 2021,(11): 19-22.
https://doi.org/10.19905/j.cnki.syjj1982.2021.11.006.
[5] 陈钊. 中国城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J]. 南方经济, 2011,(08): 3-1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249.2011.08.001
[6] 陆铭, 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04,(06): 50-58.
[7] 刘守英, 龙婷玉. 城乡融合理论: 阶段、特征与启示[J]. 经济学动态, 2022,(03): 21-34.
[8] 吴宸梓, 白永秀. 数字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J/OL]. 当代经济科学, 1-11[2023-12-06]
[9] 陆铭. 发展经济学何去何从———基于中国经验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20, 33(02): 1-1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5609.2020.02.001
[10] 安树伟, 张晋晋. 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功能提升机理研究[J]. 区域经济评论, 2020,(01): 117-124.
https://doi.org/10.14017/j.cnki.2095-5766.2020.0015.
[11] 袁方成, 周韦龙. 要素流动何以推动县域城乡融合: 经验观察与逻辑诠释———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02): 63-74.
https://doi.org/10.19714/j.cnki.1671-7465.2024.0022.
[12] 张金来. 以数字化赋能城乡融合发展[J]. 新型城镇化, 2023,(09): 108-111.
[13] 邱泽奇, 李由君, 徐婉婷. 数字化与乡村治理结构变迁[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2(02): 74-84.
https://doi.org/10.15896/j.xjtuskxb.202202008
[14] 陈国军, 王国恩. “盒马村”的“流空间”透视: 数字农业经济驱动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重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01): 88-107.
https://doi.org/10.13246/j.cnki.iae.20220218.002
[15] 谢璐, 韩文龙.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11): 96-105.
https://doi.org/10.13246/j.cnki.iae.20220215.001
[16] 苏红键. 数字城乡建设: 通往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之路[J]. 电子政务, 2022,(10): 88-98.
https://doi.org/10.16582/j.cnki.dzzw.2022.10.007
[17] 马晓蕾, 云振宇, 张延龙等. 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中国农学通报, 2021, 37(35): 147-153.
[18] 孙涛, 王硕.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多维融合的理论机制与实践方略[J]. 理论与改革, 2023,(01): 143-156+168.
https://doi.org/10.13553/j.cnki.llygg.2023.01.011
[19] 王海艳, 林云舟, 滕忠铭.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22,(03): 123-132.
https://doi.org/10.15993/j.cnki.cn35-1198/c.2022.03.002
[20] 张嘉实.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3.
https://doi.org/10.27162/d.cnki.gjlin.2023.000648
[21] 肖义. 城乡融合视角下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困境与出路[J]. 农业经济, 2023,(12): 117-1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139.2023.12.042
[22] 肖旭, 戚聿东.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J]. 改革, 2019(08): 61-70.
[23] 李玏. 数字经济赋能小城镇建设的作用机制与推进路径———基于曹县大集镇的案例考察[J]. 城市, 2023,(02): 13-2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278X.2023.02.003
[24] 全尤.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机理和路径研究[J]. 经济师, 2023,(07): 7-10+4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4914.2023.07.002
[25] 华兴顺.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和发展路径研究[J]. 全国流通经济, 2021, . 2273(05): 117-119.
https://doi.org/10.16834/j.cnki.issn1009-5292.2021.05.037.
[26] 王定祥, 冉希美. 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02): 1-14.
https://doi.org/10.11835/j.issn.1008-5831.jg.2022.02.002
[27] 陈潭. 数字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与新路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 No. 210(02): 19-27.
https://doi.org/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2.003.
[28] 王建民. 产业基础、城乡一体化与数字乡村建设类型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05): 13-24.
https://doi.org/10.13240/j.cnki.caujsse.2022.05.003.
[29] 吴小霞, 谢会强.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J]. 南方农村, 2022, 38(03): 10-15.
https://doi.org/10.15879/j.cnki.cn44-1099/f.2022.0020.
[30] 刘贤, 潘朝, 王淀坤.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 农业展望, 2021, 17(12): 3-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3908.2021.12.001
[31] 李本庆, 周清香, 岳宏志. 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7): 5-10.
https://doi.org/10.13546/j.cnki.tjyjc.2022.17.001.
[32] 俞彤晖, 肖延玉.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与实证检验[J/OL]. 统计与决策, 2023(01): 11-16[2023-03-30].
https://doi.org/10.13546/j.cnki.tjyjc.2023.01.002.
[33] Tim, Yenni, S. Pan, and Lili Cui. “Alibabas Digital EnablementStrategies in Rural China. ”(2017).
[34] Leng, Chenxin, et al. “ICT adoption and income diversificationamong rural households in China. ” Applied Economics(2020).
[35] 刘波, 洪兴建. 中国产业数字化程度的测算与分析[J]. 统计研究, 2022, 39(10): 3-18.
https://doi.org/10.19343/j.cnki.11-1302/c.2022.10.001.
[36] 梅浩. 习近平城乡融合发展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8, 20(4): 45-5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6922.2018.04.010
[37] 高帆. 中国新阶段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其政策含义[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19, 32(1): 1-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5609.2019.01.001
[38] 任晓聪, 王疏影. 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与乡村产业升级研究[J]. 农业经济, 2023(04): 44-4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139.2023.04.015
[39] 李资博. 数字经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研究[J]. 河北企业, 2021(08): 8-10.
https://doi.org/10.19885/j.cnki.hbqy.2021.08.002.
[40] 王小兵, 钟永玲, 李想, 等. 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与推进路径[J]. 农业工程技术, 2020, 40(12): 13-15.
https://doi.org/10.16815/j.cnki.11-5436/s.2020.12.002.
[41] 邱俊杰, BENFICA Rui, 余劲. 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涵特征、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05): 53-66.
https://doi.org/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06.
[42] 卢辉. 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探索[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7(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190X.2017.16.005
[43] 郭钏, 黄娴静, 覃子岳. 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3(05): 19-33.
https://doi.org/10.19559/j.cnki.12-1387.2023.05.002.
[44] 杨雪婷, 张丹宁.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及空间特征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1(03): 27-40.
https://doi.org/10.16197/j.cnki.lnupse.20230515.002.
[45] 汪明武, 陈光怡, 金菊良. 基于熵权的土地整理方案集对分析模型[J].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26(06): 322-32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6819.2010.06.056
[46] 汪伟, 刘玉飞, 彭冬冬. 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11): 47-61.
https://doi.org/10.19581/j.cnki.ciejournal.2015.11.004.
[47] 徐敏, 姜勇.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32(03): 3-21.
https://doi.org/10.13653/j.cnki.jqte.2015.03.001.
[48] 滕耀凯, 孙毅. 数字经济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J]. 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35(03): 64-7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1037.2022.08.12
[49] 马帅西. 数字经济对我国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D].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24.
https://doi.org/10.27075/d.cnki.ghzdc.2023.000523.
[50] 袁莉. 基于系统观的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J]. 农村经济, 2020,(12): 1-8.
[51] 李爱民.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问题与路径[J]. 宏观经济管理, 2019,(02).
[52] 薛广义, 薛松. 城乡融合背景下推动农村产业与经济融合发展研究[J]. 农业经济, 2023,(03): 27-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139.2023.03.009
[53] 何红. 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内容与路径分析[J]. 农业经济, 2018,(02): 91-9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6139.2018.02.034
[54] 许彩玲, 李建建. 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J]. 经济学家, 2019,(01): 96-103.
https://doi.org/10.16158/j.cnki.51-1312/f.2019.01.014.
[55] 王海霞, 黄潇, 张帅. 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J]. 中国行政管理, 2023,(07): 155-158.
[56] 方丹辉, 田帆, 李芳, 等. 数字技术赋能我国县域城乡产 业融合研究———基于全国1450个县域的分析[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8(02): 73-83.
[57] 阳细娜, 龚雅玲. 数字化赋能城乡产业融合: 作用机制与实证检验[J]. 豫章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0(01): 113-122.
[58] 顾乐琼, 牛丽娟. 数字化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21): 105-110.
https://doi.org/10.13546/j.cnki.tjyjc.2024.21.018.
[59] 张世斌, 杨肃昌, 毛科俊. 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基于274个城市的经验考察[J]. 经济问题探索, 2024,(10): 60-83.
Digitalization,Industry,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Dilemmas,Mechanisms,and Paths
(CPC Sichu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Chengdu 610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roblems of factor flow, income gap, and unequal public services caused by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have always existe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the key path to breaking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o explore how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rural development. It deeply explored the key role of digitization in eliminating the urban-rural binary structure and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unty-level digit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y-level digitization, combined with panel data from 183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entropy weight TOPSIS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each county, verifying that digitization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us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o use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a mediating factor, it is analyzed that digitalization can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counties, use digit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industries, and cultivate a “digi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model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ounties.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igital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DOI: 10.48014/fcss.20250621001
Citation: WANG Hesen. Digitalization, Industr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ilemmas, mechanisms, and paths[J]. Frontiers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25, 2(3): 93-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