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存在循环论证吗?
(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 芝加哥)
摘要: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国家能力解释”是理解后进国家经济发展原因的一个重要学说, 近来, 该学说在案例论证和逻辑论证两方面遭到了质疑；本文从“主体主义内因视角”“国家能力弹性”以及“协调主次因素”三个“潜理论”支持了该学说的案例解释, 并从“概念滑转”的非“循环论证”特征以及“国家能力”的“结果依赖”特征两方面支持了该学说的逻辑论证；本文认为, “国家权力”概念无法取代“国家能力”概念, “国家能力解释”可以通过引入“政府禀赋”和“要素推移叠加逻辑”以及强化对具体“制度文化”的把握来得到进一步完善, 从而可以把该学说发展成为一个解释经济发展的更为一般化的理论, 而对“循环论证”的否定则可以看成是发展新理论的一种准备。
关键词: 国家能力, 潜理论, 政府禀赋, 要素推移叠加, 制度文化
引用格式: 方绍伟. 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存在循环论证吗? [J]. 中国经济研究,2022,1 (1):1-8.
文章类型: 评论
收稿日期: 2022-04-07
接收日期: 2022-05-13
出版日期: 2022-09-28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国家能力解释”用国家能力或政府能力的强弱来解释一国经济发展的绩效，这是一个以“李斯特—格申克龙—约翰逊—埃文斯—张夏准”为代表的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理论[1-5]。笔者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过程中曾提出一个“方氏诘问”: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无政府的发达经济体?“方氏诘问”的含义，就直接指向了克服人类合作困境的政府和政府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按照这个视角，不管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把政府能力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把政府能力看成重要因素之一，都意味着这个理论是研究经济发展原因所不可绕过的。
但是，耿曙和王颖颖两位学者在《发展研究中的“国家能力解释”——论证逻辑的陷阱及其超越》一文中提出，“国家能力解释”往往难逃循环论证，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能力”概念不易厘清，研究者转而借助“能力后果”以判定能力强弱;但借由后果判定能力，又以能力解释后果，便难逃脱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并因此弱化其经验验证、减损其理论意义[6]。
这显然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批评，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喻。本文的目的在于，指出该文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偏差导致了对三个关键案例的误读，而按照一种参照逻辑内容的视角，“国家能力解释”并不存在循环论证，我们也无需用同样存在“结果依赖”的“国家权力”代替“国家能力”去解释经济发展，但“国家能力解释”可以按照一种“以政府禀赋为中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逻辑去进一步发展。
1 “国家能力解释”的三个反例并不是反例
耿曙教授对“国家能力解释”的批评是从“国家能力解释”是否符合经验史实的分析开始的，它首先对学界反复提及的日、韩、中三个典型案例进行经验检测。这个检测基于“控制下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思路进行“同/内案例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即控制案例，考察内部各个节点变异，以检测“能力强弱”与“策略主导/成果好坏”的关系。
关于日本的案例该文认为:作为“发展型国家的原型”，日本的经济体制转型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间早于自民党政潮(以1994年新进党成立为标志);因此，日本更可能是因为经济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而非能力弱化导致经济失控;自1985年《广场协定》签订后，日本便无法再维持“战后体制”，自此出口逐渐衰退、房市畸形繁荣，最终房市泡沫破灭;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经济下行主要应归因于结构环境，尤其是国际结构，并非政治动荡、能力衰微。
笔者认为，上述解读存在误差。关键之处是，该文用于解读日本案例的“潜理论”没能采用一种“主体主义的内因视角”。“潜理论”是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底层理论，是在分析事物具体原因时所有意无意采用的暗设逻辑，故经验观察和经验分析总是首先被“潜理论”所“渗透”和“污染”[7]。具体而言，如果“经济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如果“经济下行主要应归因于国际结构环境”，那么，按照“主体主义的内因视角”，要害在于国内政治体制导致了日本缺乏一种应对经济危机和国际环境的“国家能力弹性”，这本身恰恰是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体现，国家能力自然要包括应对经济危机和国际环境的能力。故该文对日本的经验检测由于“潜理论”的问题(缺乏“主体主义的内因视角”以及由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国家能力弹性”概念)而无法成立。在国家能力的问题上，“主体主义的内因视角”既强调政权体制和政权主体的首要作用，又强调国家内部因素是政治经济变迁的根本依据，同时也认为把非政权因素和国际因素当成国内政治经济变化的主因不符合经验事实和现实逻辑。
关于韩国的案例该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首任民选总统金泳三执政，但当时经济、社会方面的各种调整却与国内政治/国家能力关系甚微，主要还是为应对国际形势冲击;从发展结果来说，韩国“政府-金融-财阀”三位一体既创造了当时的高速增长，也引致了日后的金融崩溃;这些都不符合“国家能力解释”的预期。
笔者认为，从“外部冲击”解读韩国的案例依然是一种“非主体主义的外因视角”。但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能力解释”本身确实缺乏一种协调内部主因、内部次因、外部次因的理论逻辑。这种“协调主次因素的逻辑缺位”，当然也是迄今为止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所缺乏的，这恰恰正是用“外部冲击”的外部次因和“政府-金融-财阀”的内部次因来质疑作为内部主因的“国家能力解释”时所暗含的“潜理论”。所谓“协调主次因素的逻辑”，指的是内外主次因素在共同决定经济发展时存在一种“推移叠加效应”，当国家能力的内部主因出问题时，外部次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才可能开始发力，此时就可能出现一旦忽视国家能力的内部主因就会把外部次因当成决定因素的偏差。“要素推移叠加”(factor shifting and combining)是指在宏观社会事件(如经济增长或政权崩溃)的因果链条中存在一个初始的主要因素，初始要素对事态的决定作用会随时间和过程而部分推移到若干新要素上，但初始要素仍会在随后的过程中起到无之则不然的基础作用，并在推移后与新要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共同决定宏观社会事件的状态。
此处，问题自然就回到“国家能力解释”是否真的有理由认定国家能力就是解释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内部主因。可以认为，“国家能力解释”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缺乏深入的论证，这是它犹豫于“政府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与“政府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之间的根本原因，也是质疑它的观点似乎能成立的根本原因，而争论各方还由于都存在“协调主次因素的逻辑缺位”问题而莫衷一是，并共同制造了一种逻辑不通透、不彻底所造成的“伪多元理论竞争”的假象。无论如何，用外部次因和内部次因来质疑“国家能力解释”，依然是一种忽视“国家能力弹性”的无效批评。
关于中国的案例该文认为:作为新兴的巨型“发展型国家”，中国出于国家自主选择实行了改革开放，国家部分退出、引进市场机制，但国家退出经济干预绝非国家能力变化所致;自2010年之后，国际环境丕变，改革红利衰减，为应对内外挑战，国家能力逆势加强，但鉴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国家主动牺牲增长，转而推动结构转型，故经济绩效的变化走势也非国家能力的线性反映。
笔者认为，该文分析中国的案例时所暗中采用的“主体主义视角”是正确的，但还是由于缺乏“国家能力弹性”的“潜理论”观念，它误以为“国家退出经济干预绝非国家能力变化所致”。而在实际上，正是政治上的变动导致了1980年之后“国家能力弹性”的提高和国家能力的增强，“国家退出经济干预”本身正是国家在提高宏微观经济管理能力上的体现;而“经济绩效的变化走势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则不仅要看2012年之后的政治变动，也要看其他内部次因和外部次因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推移叠加效应”。
该文就此认为:检测情况显示，“国家能力”强弱与“是否主导/成果好坏”间并不存在系统关联，能力解释的效力并未得到支撑;那为什么与案例实际逻辑抵触明显的此类论证仍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呢?问题可能在于其中的“循环论证”掩饰了案例实际逻辑与论证逻辑之间的矛盾。
笔者以上的分析表明，该文关于“能力解释的效力并未得到支撑”的结论无法成立，问题出在该文的“主体主义内因视角”、“国家能力弹性”以及“协调主次因素逻辑”等方面的“潜理论”缺失上，而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则必须从政府克服社会合作困境以及政府确立市场秩序的角度去理解[8]。但是，“国家能力解释”是否真的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呢?
2 “国家能力解释”的“循环论证”假象
耿曙教授认为，“国家能力解释”的经典文献多未充分说明案例国家能力是否强大，反而通过各种大小事例显示政策充分落实，反衬国家能力强大，这就犯了“概念滑转”(conceptual shift)的错误;由于能力界定抽象模糊，学者便将对“能力后果”的考察用来厘清、判定“能力本身”;此类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此后若再以国家“能力强弱”来解释“能力后果”，就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循环的陷阱之中。
例如，埃文斯用“嵌入自主”(embedded autonomy)概念作为发展型国家的核心要件，分别刻画了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自主”和国家对社会的“嵌入”(主管部门和产业集团的互动)，从而解释其产业政策为何有效;按照他的“国家能力”强弱与“工业转型”是否成功的假说:官僚体制高度凝聚可不被利益集团俘获，制度上与企业紧密相连则有利于出台适当的扶持政策;他以韩国(高自主—深嵌入)、巴西(高自主—浅嵌入)、印度(低自主—深嵌入)、扎伊尔(低自主—浅嵌入)为例，展示了国家能力与工业转型间的关系。
但耿曙教授认为，“嵌入自主论”仅止于概念层次，一则未界定国家能力，二则未说明如何判断，无助于具体考察;两者能否兼容，将如何调和，结果又如何考察，均未明言。其次，结构层面的嵌入自主能否保证决策质量，又与各类“角色类型”何干，前后又如何考察厘清，也都未曾有所交代。所以，埃文斯的案例研究只是在其2×2的概念框架中各举符合论证的例子罢了，故一切只有举例展示的意义，并无论证检测的价值，自然也就不能帮助检测概念滑转了。
在这种循环论证中，论证前提就是论证结论，所以论证只是自我循环、同义反复。若用因果关系表述，则循环论证是用自身解释自身——“原因变量”与“结果变量”或者同为一物，或者极其类似，或者无法切割。因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非来自因果影响，而是概念相似与重叠。也因此，相关与否并无意义。这导致循环论证无须验证，既然论证结论可自前提推论得出，何必证明其成立与否?因此，所有的验证努力，所有的案例支撑，其实都是白耗工夫。更关键的是，由于案例必然符合预期，案例自然难以挑战论证，进而失去通过案例比对来帮助否证、修正论证的机会。
耿曙教授进一步提出:相关学者从讨论国家—社会对抗、国家—社会独立到国家—社会协调，彼此各有角度，具体概念内涵(譬如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等)则各方歧见更甚，若论及更加具体的“概念赋值”，研究者更是无所适从。各弹各调(incommensurability problem)还因“跨案例比较”而愈加突出:跨国比较的基础是概念的“跨背景/情境适用”(concept travelling)，如果未能实现跨背景的“意义/功能相匹”(functionally equivalent)，概念自难相互比较;如果置身迥异背景——如美国与伊朗——学者如何判别二者国家能力?既难判定国家强弱，自然无从确认“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越快”之类论断。
正是由于概念考察不易，学者便容易“借关系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国家能力”便轻易滑向“能力后果”。由于预设特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如国家强社会必弱，社会弱国家必强)，若能借关系理解，就能轻松解决“国家能力”问题。在“侧重过程”的能力论证中，学者不知国家能力是否强大，乃代以国家能否贯彻意志(get things done);而“侧重结果”的论证中，学者难知国家能力是否全面，故借助经济增长是否成效显著来帮助判断。但在上述推论过程中，“国家能力如何”已被悄悄替换为“能力后果如何”，这就为循环论证开了方便之门。而在因果论证中，前者为“原因变量”，后者则为“结果变量”，学者既然只能掌握后者，案例选择也仅能参考后者，最终便成“就结果变量选样”(case selection on the basis of outcomes/dependent variable)，出现“删截样本”(truncated sample)、“选择偏误”(selectivity/selection bias)和“幸存者偏差”(survivor bias)等问题。
概括地说，该文认为“国家能力解释”的“循环论证”实质上只是一种“概念滑转—借关系理解—就结果变量选样—变量相关性非自因果而自概念重叠:能力本身(国家能否贯彻意志、经济是否有好的绩效)—能力后果(国家能否贯彻意志、经济是否有好的绩效)”。这些批评看似有理，但它把“概念滑转”(conceptual shift)或“借关系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同义反复”(tautology)、“循环论证”(circular reasoning)等三种不同的逻辑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以上较大篇幅的转述正是为了充分体现这种混淆。
严格地说，概念滑转指用事物的能力结果来说明事物的能力本身(因果两个不同概念被暗中替换)，同义反复指相同概念被相互替换(因果两个相同概念实无因果关系)，而循环论证则包括无因果循环论证(即同义反复)、单向因果循环论证、互为因果循环论证三种情况。下面是几个有助于理解三者差别的具体例子。
概念滑转:用“能力后果如何”解释“国家能力如何”，又用“国家能力如何”解释“能力后果如何”(因果两个不同概念被暗中替换，但两个概念相互定义只是一种滑转解释而不是完全同义)。
同义反复:他是单身汉因为他未婚，他未婚因为他是单身汉(因果两个概念完全相同但却无因果关系)。
同义反复的循环论证:即是同义反复，例子如上。
单向因果的循环论证:安眠药有安眠效果是因为安眠药有安眠能力，安眠药有安眠能力是因为安眠药有安眠效果(因果两个不同概念只有单向因果关系，只有安眠能力能导致安眠效果，但安眠效果不能导致安眠能力，但表述上有双向因果的假象)。
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多吃是因为胖，胖是因为多吃(因果两个不同概念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可见，概念滑转是一种单向因果的循环论证，不是严格意义的同义反复，也不是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但更重要的是，同义反复是无效论证(因果两个相同概念既是因又是果等于相同概念无效重复)，而单向因果的循环论证和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则不必然是无效论证。仅就本文关心的概念滑转或单向因果循环论证而言，仅仅断言概念滑转是循环论证，并对同义反复的循环论证(因果两个相同概念无因果关系)和单向因果的循环论证(因果两个不同概念只有单向因果关系)不加区别，就会误把有效的单向因果的循环论证错当成为无效的同义反复的循环论证。
那么，概念滑转或单向因果循环论证为什么不必然是无效论证呢?首先是因为，单向因果循环论证只有循环论证的外表，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循环论证。安眠药例子的表述形式看上去是循环论证，但问题却不能只看“逻辑形式”而不看“逻辑内容”;在逻辑内容上，不管表述形式如何循环，只有安眠能力能导致安眠效果，但安眠效果却不能导致安眠能力。如果拿“统治能力不足导致政权崩溃、政权崩溃导致统治能力不足”为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不管表述形式如何循环，在实际因果上，只有“统治能力不足导致政权崩溃”可以成立，而“政权崩溃导致统治能力不足”并不成立。同样，“有国家能力导致有经济发展，有经济发展导致有国家能力”在表述上是循环的，但在实际因果上，只有“有国家能力导致有经济发展”可以成立，而“有经济发展导致有国家能力”并不成立。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是在基本原动力的意义上分析“有国家能力导致有经济发展”的，而在原动力的意义上“有经济发展导致有国家能力”不可能成立，这正是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必须从政府克服社会合作困境以及政府确立市场秩序的角度去理解原因，而“有经济发展导致有国家能力”只在功能互动的意义上才可能成立。
所以，因果论证是否循环不能只看逻辑形式，如果逻辑内容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循环，它就不是严格意义的循环论证。仅就逻辑形式而言，概念滑转是单向因果循环论证，但就逻辑内容而言，概念滑转可以不是循环论证(安眠能力能导致安眠效果而反之则不然)。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概念滑转是否有效不能只看因果两个不同概念是否被暗中替换，不能只看能力本身是否被能力结果替换了，而要看两个不同概念所表述的因果关系是否真的存在。
在安眠药的例子里，传统看法认为这就是同义反复，而且也是循环论证，所以论证无效。可实际上，第一，相互定义只是一种滑转解释而不是完全的同义反复(安眠能力和安眠效果是两回事);第二，逻辑形式上的循环论证不意味着逻辑内容上的循环论证(安眠能力能导致安眠效果而反之则不然);第三，安眠药导致安眠结果是普遍有效的因果关系(特殊病人除外)。第三点是重中之重。
同样，在“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因果问题上，“国家能力理论”用“发展结果”反向定义“国家能力”，又用“国家能力”解释“发展结果”，但这只是论证表述上和案例选择上的技术问题，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不成立。仅在上节讨论的三个例子里，“国家能力理论”也许不够完整，但反驳的观点却错得更多。只要“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成立，概念滑转就不是无效的循环论证，影响论证有效性的只能是论证表述上和案例选择上的技术问题。
可是，用“发展结果”反向定义“国家能力”的概念滑转为什么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呢?在安眠药的例子里，如果具体分析，我们可以说安眠药对中枢神经的不同部位上产生抑制作用，阻断了脑干中上升网状激动系统的信号，不使这些信号传到大脑皮质，因此改变了觉醒与睡眠周期的节律。但是，这种具体的机理解释，仍然是在说“安眠能力”和“安眠结果”，这还是同“国家能力理论”很难不用“发展结果”来说明“国家能力”几乎一模一样。这背后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果分析中暗中存在的“结果依赖”(outcome-dependence)问题。
“结果依赖”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关于“市场机制有效性”或“市场机制决定经济发展”的因果分析。多数学者认同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如何知道市场机制的因能有经济发展的果呢?当然是通过观察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结果，或者通过观察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不同结果。我们也只能用经济发展的结果来定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同时用市场经济的能力来定义市场经济的结果。当我们断言市场机制的有效时，这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对市场机制的“结果认定”，考虑到市场过程的种种不完善和约束，对市场结果的确定就已经表明了“结果考虑”或“客观结果标准”在肯定市场机制作用上的重要。这意味着，分析“市场过程”和“市场作用”本身，实际上根本不可能避免依赖“市场结果”。同样道理，在分析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结果依赖”。至于说国家能力和市场机制哪个对经济发展更关键，那必须从“市场创造本身依赖于国家能力”去理解，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无政府的发达经济体的原因。
3 如何改进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
本文第一节的分析表明，对“国家能力解释”的案例误读来自一种“主体主义内因视角”“国家能力弹性”以及“协调主次因素的逻辑”等方面的“潜理论”缺失;第二节的分析则表明，“国家能力解释”存在“循环论证”的误断则来自“概念滑转”“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等不同含义的混淆(涉及是否概念相同、是否存在逻辑形式和逻辑内容的论证循环、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对“结果依赖”的忽视，这两种情况都是“潜理论”的偏差所导致的问题。
“国家能力决定经济发展”的结论符合我们对世界经济史的经验观察，我们从未看到过一个无政府的发达经济体，也从未看到过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发达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解释”是成功的。如果这样，理论改进的关键又在哪里呢?
可以认为，《发展研究中的“国家能力解释”》一文关于“国家权力”替代“国家能力”的主张无助于改进理论解释。权力同能力一样不能独立于结果，这正是该文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也要通过“权力影响”去界定权力定义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巴泽尔用“强加成本的能力”定义权力[9]，这个极具解释力的定义同样表明权力本身是“结果依赖”的。“山西王”阎锡山用“我们多多的、敌人少少的”定义权力，也显示了一种精彩的“结果依赖”。此外，在解释经济发展结果时，权力也不如能力更能直接表达权力的有效应用。因为有权力未必有能力，国家能力是国家权力和各级政府的主体素质的操作化体现。按照这种“效果论”的观点，把国家“基础权力”定义为“国家能力”[10]就是不恰当的。
改进理论解释的努力很可能要来自强化“国家能力”的概念框架和提高具体经验论证的技巧。按照因果分析存在“结果依赖”的“潜理论”和“概念滑转”的非循环论证性质，我们不能说用“发展结果”反向定义“国家能力”是必然无效的论证，问题只在于“国家能力理论”可以从“结果分析”更多地转向“过程分析”和“机理分析”，更多地发展出类似于“嵌入自主”[2]和“政府—企业产业关系”[11]那样的机制类型框架，并在“逻辑优先于量化”的观念下更多把这些概念体系进一步操作化，从而构成对“国家能力”的更丰满的定义。
机制分析的要点涉及国家能力背后的制度文化，只有深入到具体的制度文化背景，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国家能力的动态和历史;也只有深入到具体的制度文化，我们才能在原动力的意义上更好地把握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具体而言，要理解“国家能力”就必须先理解“国家政权”，故“国家能力”的定义还涉及“国家政权”的定义，也可以说是“国家能力理论”的“潜理论”。按照广被采用的韦伯定义，学界一般从“暴力垄断组织”方面理解国家政权[12]，故国家权力有迈克尔·曼的“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despotic power，infrastructural or organic power);前者指超越一般立法、司法和行政规例的权力，后者指能够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功能性权力的划分[13]，以及澳大利亚学者维斯、霍布森的“渗透性权力”“攫取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penetrative power，extractive power，infrastructural power)的划分[14]。
但是，国家其实是一种“双组织结构”，而不是一种韦伯式的“单组织结构”，国家是一个控制了科层集权组织的主权组织，科层组织是治道，主权组织是政道，政道决定治道[15]。如此，政道和治道都可以有自己的“渗透性权力”“攫取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而国家能力是权力和主体素质的综合体现，故政道能力和治道能力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体制和科层体制的制度形式和政治文化传统中得到理解(如首脑继承制度和任期制度的具体形式和文化传统对首脑能力再生产的决定作用)，国家能力因此不是治道能力(只是一个片面的普遍看法)，而是治道能力与政道能力的综合。
按照“双组织结构”理解国家，国家能力自然要包括上文讨论到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国际环境的能力”和“宏微观经济管理能力”(包括财政能力和资本市场管理能力)。但由于制度文化的视角具有涵盖性更广的特征，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不仅涉及狭义的国家能力，而且涉及广义的国家能力或“政府禀赋”。“政府禀赋”包括政府能力、政府秩序、政府限度、政府作为，故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取决于有能政府、有序政府、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程度。如此，政府能力与制度效率息息相关，更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
如果国家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必须从政府克服社会合作困境以及政府确立市场秩序的角度去理解，国家能力或“政府禀赋”的内部主因又必须与其他内部次因和外部次因进行“要素推移叠加”的逻辑协调，那么，更一般地解释经济发展就必须确立一个“以政府禀赋为中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整个“理论逻辑链条”如下所示(限于篇幅，地理环境与制度文化的关系问题暂不讨论):
以政府禀赋为中心的要素推移叠加增长论(新统一增长论):地理环境——经济剩余——制度文化——国家政权(政道治道)——政府禀赋(政府能力、政府秩序、政府限度、政府作为)——要素推移叠加(产权、市场、资本、人力、财政、货币、技术、产业、贸易、资源、区位、国际因素、文化宗教、企业家精神、收入分配)——制度效率(广义配置效率)——经济发展。
本文把发展看成后进国家的增长或广义的增长。发展所需的条件非常苛刻，故发展在整个世界经济史上往往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发展也往往不是国家政权的主要目标，除非发展的目标碰巧与政权的核心目标重叠。政权利益原则优先于增长原则，碰巧是这两者的碰巧，这个碰巧说明的是政府推动经济的力量，其他主体无此力量。经济发展的原因显然是复杂的，如果简单的理论无法完成解释的任务，我们就不能因为简单的美学需要而放弃提高解释力的要求。当然，详细讨论新理论不是本文的主题，希望这里的概述能够初步展示这个研究方向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由于“循环论证”的问题也是新理论所必然涉及的，故本文的讨论可以看成是为新理论的逻辑自洽所提前进行的一个消除疑问的工作。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①]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方绍伟，franksfang@yahoo.com
收稿日期:2022-04-07; 录用日期:2022-05-13; 发表日期:202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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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re A Circular Argument for the “State Capacity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hicago)
Abstract: The“state capacity explanation” of the“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is an important doctrin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s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ecomer countries. Recently, this theory has been questioned in terms of both case and logical demonstration. This paper supports the case explanation of this doctrine from three“latent theories” : the“internal caus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sm” , “the flexibility of state capacity” , and“the coordin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actors” , and the non-circular argu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conceptual slippage” and the“outcome dependence” of“state capacity” support the case explanation of the doctrin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state power” cannot replace the concept of“state capacity” and that the“state capacity explanation” can be further refined by introducing“government endowment” , and“logic of factor shifting and combining” , and by strengthening the mastery of specific“institutional cultures” , so that the doctrine can be developed into a more general theory to expl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rejection of the“circular argument” can be regarded as a prepa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heory.
Keywords: State capacity, latent theory, government endowment, factor shifting and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culture
Citation: FANG Shaowei. Is there a circular argument for the“state capacity explanation”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y,202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