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对了什么———评兰小欢《置身事内》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复旦大学兰小欢教授新著《置身事内》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有价值的窗口, 它强调要读懂中国经济, 必需首先读懂中国政府的作用。作为对该著作的简单评论, 本文认为, 我国的各级政府之所以有动力维护汲取与发展之间的平衡, 恰恰是因为它们“置身事内”的缘故。同时, 通过对比亚当· 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 行政当局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应该承担起不同的角色。
引用格式: 李井奎. 中国做对了什么———评兰小欢《置身事内》? [J]. 中国经济研究,2022,1(1): 9-12.
文章类型: 书评
收稿日期: 2022-05-10
接收日期: 2022-05-12
出版日期: 2022-09-28
2008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做了一次演讲，名字叫作:“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后来，这篇演讲收录在周其仁教授于第二年出版的一本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叫作——《中国做对了什么》[1,2]。
在这本书中，周其仁教授首先肯定，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足以使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而对于这项伟大成就的成因，人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对此，周其仁教授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2]
周其仁教授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一个曾经的上海青年，上山下乡时还曾在完达山打过猎的他，对于改革开放降低制度成本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说到底，以中国特有的方式界定了产权，重新迎回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企业家请回中国，是他心目中做对了的关键所在。
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仅有数千年的帝制时代的制度与精神遗产，而且还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体系这样的体制遗产，中国的发展，脱离不开具体的制度约束条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兰小欢教授2021年8月出版了一部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成果的科普著作——《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1]，清晰而客观地讲述了他眼中的中国发展故事。此书出版之后，各方好评如潮，它所牵涉的主题，正如它封面上的一句话所点出来的那样:“读懂中国经济，必需读懂中国政府。”
这本书共分两部分，分别是上篇的“微观机制”和下篇的“宏观现象”。微观机制篇主要从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财税与政府行为、政府再投融资中的角色以及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四个部分，对我国政府治理的特点以及相关的机制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宏观现象篇则主要着眼于城市化进程、债务与风险、国内国际失衡三个角度来阐发。本书的定位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一本通俗读物，应该说是非常贴切的，该书是目前了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和功能的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
无疑，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的各届政府的强力推动。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建立起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市场机制，缺少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推动，是很难想象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经济学达龙·艾西莫格鲁在研究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地区国家能力薄弱所带来的严重黑手党犯罪问题后，认为一个地区如果其国家能力太弱，就无法形成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所谓的发展也就是空中楼阁，不可企及[1,3]。但是，如果国家汲取过强，反而会侵害产权，从而危害发展。在这过强与太弱之间，存在着一个的平衡，只有在这样的平衡之下，才有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内，各种力量因缘际会，促成了这样的平衡局面的出现。而我国的各级政府之所以有动力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平衡，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因为它们“置身事内”的缘故。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他的名著《国富论》是古往今来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著作[1,4]。虽然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纵贯全书的却只有一个核心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斯密二十几岁就已经悟出的自然自由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们支配劳动权和财产权的自由，构成了商业繁荣与经济进步的基石，有限政府的正当职能仅限于为市场运行提供必要的司法正义、和平环境以及一些必要的公共设施。在这个体系中，自由竞争的市场可以有效地协调商业社会里的生产和贸易活动，福泽万民。
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学说对自然法理学做了重要拓展，尤其值得一提，这可以从他对洛克的政府理论的发展上一窥究竟。洛克的自然法理学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财产方面就会出现不平等，这就有了引入民政政府的必要，以解决社会成员或群体之间的冲突。斯密把这一学说放进了他关于人类社会多阶段演进的史学框架中，清晰界定了商业社会中政府职能的正当范围，从而大大扩展了洛克的政府理论。商业社会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农业社会，国家在维持和平与社会秩序、保护私有产权以及公共工程上的职能也相应增加，这就需要对国家行政力量所能介入的范围加以界定、分割和约束。在斯密的有限政府理论中，作为社会大分工的重要一环，司法权会从行政权中独立出来，与行政权分庭抗礼。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方能使自然自由秩序顺利运行与扩展，通过促进竞争，诱发社会分工上的收益，带来效率、繁荣与公平。
但不得不说，斯密时代的英国，与20世纪末叶的中国，在思想资源、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格局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天差地远的差别。斯密指出了英国繁荣的根基，也指出了一个良治下的市场体系中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而刚刚走出十年文革的中国，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却又很难具备斯密所要求的那些条件。一句话，市场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构建。而在当时一穷二白下的中国，构建这样的市场，以当时的制度约束条件，政府握有大量的资源，由中国政府来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似乎是逻辑的必然。
兰小欢教授的这本书，主要介绍我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具体做法，在介绍这些具体做法之前，也对我国政府和经济体制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的描述。这个国家的许多发展政策，都不是照搬欧美国家的模式，更不是按照教科书的范本在照抄。它既是摸着石头过河得到的宝贵经验，同时也不免包含着诸多失败的教训，但无论怎么样，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复沉思的历史性尝试。不过，对于中国经济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所积累的社会问题以及政府在这些方面的举措，本书并未涉足，事实上，这些方面如果处理不当，既有的经济成就也许会失去制度的保障，我们的社会也就无法像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体系那样实现更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正如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结尾处的一段话:一旦简单明了的自然自由秩序自发涌现，“行政当局就被完全解除了督导私人产业的运作、指点私人产业的资源配置，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职责。若旅行这种职责，行政当局很容易不陷入不计其数的失误。人世间也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可供行政当局使用，胜任这份工作。”[2,4]
历史如大河奔流，变动不居。正如兰小欢教授在这本书的总结一章中所写:“在经济发展早期，市场机制缺失，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培育各项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角色也需要继续调整。”[1,2]揆诸各个发达经济体，无论是于十九世纪后期崛起的德国，以及经历野蛮增长的“镀金时代”而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还是经由明治维新而国势大振的日本，虽然它们在起飞之时，各有各的特色，未必尽契亚当·斯密心目中的典范——大英帝国，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对权利的保护和对民生的关注，未尝有异。而对于我们国家这四十余年来之不易的平衡局面下形成的政府对产权保护的激励如何能够不被改变，自然也会成为我们时代接下来的重大政治经济课题。
兰小欢教授的这本书，于中国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做出了细致的阐发。这本书既讲述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精彩的成功，也有对各类政策后果所做的客观冷静的利弊分析，尤其是各章后的扩展阅读，更是可以令人一窥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的诸多文献。这本书的畅销，是很容易想见的。
当然，作为一本介绍性读物，本书并没有追求思考的全面性和分析的彻底性，在这种介绍过程中，也隐含着作者的某种方法论立场和价值取向。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被广为传扬的话:“我出生于1980年，长在内蒙古的边陲小镇，在北京、大连、上海、深圳、武汉都长期待过，除了在美国读书和生活的六七年，没离开过这片滚滚红尘。虽然见过的问题和麻烦可以再写几本书，但经历和见闻让我对中国悲观不起来。我可以用很多理论来分析和阐述这种乐观，但从根本上讲，我的乐观并不需要这些头头是道的逻辑支撑，它就是一种朴素的信念: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1,4]但我们要知道，就在四十多年前，同样是这个司马迁、杜甫、苏轼的国度，同样是这个高唱“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国家，同样是勤奋实干的中国人民，却生活在极度的贫穷之中。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一定做对了什么才会有这样了不起的成绩!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了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当年写作《国富论》的时候，同样洋溢着乐观的精神，对于商业社会的人类前景充满着期待。要知道，“国富论”的英文“Wealth of Nations”中的nation，是复数，也就是说，斯密乐观地认为，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将享有他所预想的那种美好的财富前景。与小欢教授不同的是，斯密是根据自然自由学说对人类进入商业社会之后的财富前景表达着乐观，而小欢教授是因为相信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有品质而相信她必然有着美好的未来。
我衷心地希望，这两种乐观最终会走到一起来。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②]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李井奎，ljk7811@163.com
收稿日期:2022-05-10; 录用日期:2022-05-12; 发表日期:2022-09-2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2] 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向未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Acemoglu,Daron,Giuseppe De Feo,and Giacomo Davide De Luca.Weakstates: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sicilian mafia[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0,87(2):537-581.
https://dx.doi.org/10.2139/ssrn.3083520
[4] 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What Has China Done Right? ———A Comment on Lan Xiaohuan's Involv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volv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book by Prof. Lan Xiaohuan of Fudan University emphasizing spelling o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ior to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economy, is a valuable window to learn abou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a brief commentary to the book, this paper deem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governments of our country at all levels have an incentive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is exactly because of their“deep involvement”, and with the reference of Adam Smith' s Natural Liberty System,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should also take on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phas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Government manage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ural liberty system
Citation: LI Jingkui. What has China done right? ———A comment on Lan Xiaohuan's Involv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y,2022,1(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