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批判性评述
(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 新结构经济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理论之一, 但仍有许多经济学师生并不真正理解其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建议的本质, 因此对其客观描述和评价就显得极为必要。本文考察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析框架和政策理论, 从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上看, 新结构 经济学位于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向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过渡的中间形态; 由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制度环境的功能不是决定生产结构集, 而是通过交易费用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的实现, 因而在政策实践上, 新结构经济学只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高速增长, 无法识别中国何时应再次进行制度转轨以最终实现发达经济体的时机。
关键词: 新结构经济学, 要素禀赋, 生产结构, 制度变革时机
引用格式: 王智慧.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批判性评述[J]. 中国经济研究, 2022, 1(2): 27-35
文章类型: 评论
收稿日期: 2022-06-13
接收日期: 2022-11-29
出版日期: 2022-12-28
0 引言
林毅夫教授在1994年与蔡昉、李周共同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一书，基本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与理论框架。2019年，林毅夫与付才辉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后文简称《导论》)[2]，基本上系统总结了林毅夫三十年思考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成果，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目前最系统成熟的文本。依托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导论》已成为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学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进行理论提高的捷径。新结构经济学也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作为载体大力传播，近几年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全国多个高校都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所，这使得新结构经济学成为当今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但《导论》计1300页141万字，明显是一个大部头作品，估计很多经济学师生难以仔细阅读和领悟。即使很多经济学师生阅读过《导论》或新结构经济学其他作品，也不一定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政策本质有清晰的理解，因此对新结构经济学做一个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评价就极为必要。本文主要以《导论》作为依据，同时参考其他一些新结构经济学文献，主要从分析框架、研究对象和政策理论三个方面进行述评。
1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可以分为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两个部分，新结构经济学也不例外。一个经济学理论的实证部分通常是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表达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而规范分析部分通常是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价值评价，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们知道，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通常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均衡，或者只有静态一般均衡，或者只有动态一般均衡，可以说在一个模型中只存在一个层次的均衡。但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部分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明治模型”，其中一个或两个层次是均衡模型，剩下的层次是最优决策模型或方程组模型。以《导论》提供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为例，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要素市场均衡，在某一时点上，要素禀赋供给是固定常数，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所决定的要素需求相结合，形成均衡要素价格，其中关键结论是均衡要素价格是要素禀赋结构和生产函数的函数。中层是一个最优决策模型，底层要素市场均衡模型形成的均衡要素价格作为中层最优决策模型的参数。中层最优决策模型是由社会或厂商选择最优的生产函数，这通常是一个泛函极值问题，但新结构经济学将其参数化为一个已知生产函数形式选择其最优参数的函数极值问题，从而可得到已知生产函数系的最优参数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结论，新结构经济学把这一结果称为结构变迁方程，即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最优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已知生产函数系中的最优参数。这是新结构经济学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创新之处，即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任何问题时，总是假定企业生产函数是外生给定的，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企业生产函数是内生的。在中层模型内生企业生产函数之后，上层模型是产品市场均衡模型，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决策确定了产品需求函数，厂商根据最优生产函数(实际上是在某一生产函数系中选择一个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参数)的利润最大化决策确定了产品供给函数，然后产品需求函数与产品供给函数相结合形成产品市场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并进一步决定了均衡的消费者效用水平[2,3]。
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证分析部分的“三明治模型”中，要素市场比产品市场更加基本，具有不受产品市场影响的独立性，要素市场均衡单独决定了均衡要素价格，并为选择最优生产函数做准备。可见，底层的要素市场均衡不取决于产品市场均衡，但上层的产品市场均衡则取决于要素市场均衡和最优生产函数的选择。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虽然是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相互依赖同时达到均衡，但无法内生企业的生产函数;要内生企业生产函数，必须要构建类似于上述新结构经济学“三明治模型”的多层架构，其中必须在模型中的某一个层次用来选择最优生产函数。
《导论》在研究产业间结构时所介绍的鞠建东-林毅夫-王勇模型[4]，为了实现产业间动态变迁，也构建了一个“三明治模型”，底层模型是一个静态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层模型是一个资本动态方程模型，上层模型是一个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决策模型[2]。
新结构经济学的“三明治模型”或类似多层模型，其功能相当于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内生专业化分工结构的(两层次)超边际分析模型。也就是说，要想内生结构，不可能采取新古典经济学的单层次一般均衡模型;只有一个层次的均衡模型，只能在这个层次中内生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无法内生结构，要内生结构必须在模型的另一个层次中进行。
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部分通过“三明治模型”或类似多层均衡模型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了企业的最优生产函数，然后做了一个扩展性表述，即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了最优生产结构，而生产结构在静态上从小到大又包括企业内投入产出结构(由生产函数代表)、产业内结构、产业间结构三个层次，在动态上又包括产业升级结构和经济增长结构。
然后新结构经济学进一步断定，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进一步内生决定了储蓄结构、分配结构、劳动结构、空间结构、国际经济结构、转型结构、经济周期结构，以及技术结构、创新结构、教育结构、金融结构、环境结构、政府行为结构、制度结构等。但实际上这些次生结构并没有在新结构经济学实证分析的数理模型中真正的内生，纯粹只是在思想上所做的扩展性表述。新结构经济学断定，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只是潜在的可能性，其要成为现实，必须有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配套。也就是说，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实际上是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在应然层面上所要求的结果，而非在实然层面上通过一般均衡模型由要素禀赋结构推导的结果。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所声称的最优生产结构进一步“内生”决定最优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以及相适的最优政府行为，实际上只是其规范分析的应然要求，并非真的在其实证分析的数理经济模型框架中“内生了”制度环境和政府行为。
2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结构
2.1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各种结构
按理说作为研究结构经济学的教材与专著，《导论》应该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经济结构的定义和分类，并概述各类结构之间的基本关系，但《导论》竟然没有这么做。那什么是经济结构?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结构的内涵是指具有异质性因素的组合，例如在单一部门的宏观模型中，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概念。所以，技术结构指各种异质技术的组合，产业结构指各种异质产业的组合，同样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结构也是指各种异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组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各种子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结构。”[5]据此，《导论》讲述了近二十种具体结构及其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导论》虽然图示了各章节之间的关系，但并未交代排列各种具体结构的思路是什么，这可能使读者对各种具体结构出场顺序的原因感到困惑，从而阻碍读者对新结构经济学整体思想的理解。
为此，我们认为《导论》讲述的结构可大致分为三组:(1)第1组包括生产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增长结构，这是广义的生产结构，体现的是经济体的生产活动，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其最优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直接决定;(2)第2组包括储蓄结构、分配结构、劳动结构、空间结构、国际经济结构、转型结构、经济周期结构、创新结构等，主要由第1组结构直接决定，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第1组结构在各方面的进一步体现，前两组结构大致构成经济基础;(3)第3组包括教育结构、金融结构、环境结构、政府行为结构、制度结构等，它们大致是第1组结构得以实现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或上层建筑，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第1组结构要求有恰当的第3组结构与之配套，第3组结构过于落后或过于超前都非最优。对这三组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构成《导论》的主要内容。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最优的第1组结构，第1组结构进一步内生决定第2组结构相对容易通过对新结构经济学实证分析框架的拓展而纳入其实证分析框架之中，但新结构经济学声称第1组结构进一步内生决定第3组结构，却很难纳入其实证分析的数理模型框架之中，在主流经济学实证分析框架中，第3组结构通常作为第1组结构的前提条件，或者在规范分析中第3组结构作为第1组结构的应然要求。
2.2 两类基本经济结构及其可计量性
林毅夫教授的结构定义虽然比较抽象和一般化，《导论》也分析了各种结构及其关系，看似内容全面又丰富，但我们认为他没有真正理解两类基本经济结构的区别和联系。我们认为，存在两类基本的经济结构，第一类是个人之间通过契约关系和经济关系形成的社会分工结构，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二类是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结构，下文通称数量关系结构。这两类经济结构的区别是，第一类结构在数学描述上是一个有权图或无权图(可用矩阵或二阶以上张量进行代数表示)，第二类结构在数学描述上主要是一个实向量或数量;在数学上其作为张量的阶数不同，第一类结构是二阶及以上张量，第二类结构是一阶及以下张量。即使用矩阵表示数量关系结构，矩阵的每一行或列可单独作为数量关系结构，但描述图的矩阵的每一行或列却不能单独表示一个图。两类结构的联系是，第一类结构是第二类结构的微观机制，第二类结构只是第一类结构上的数量指标。目前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只能处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是向量或数量的情况，从而目前计量经济学只能对第二类结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实证;要能够对第一类经济结构变量进行计量实证，计量经济学必须要发展能够处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是矩阵的计量工具(当解释变量是矩阵时，其数据集是三阶张量)[6]。杨小凯等[7]最大的误解是在用产品种类数等第二类结构指标作为分工结构的代理变量进行计量研究时，以为其计量方程表达了分工结构与数量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研究两类经济结构之间的映射关系远比研究第二类结构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更为重要，两类经济结构之间的映射关系目前只能通过数理经济模型来进行研究，无法通过目前的计量实证工具来研究;杨小凯只认识到目前的数据库缺乏反映第一类经济结构的数据，而没有认识到目前更缺乏处理第一类经济结构的计量方法和工具。
杨小凯定义的“一种分工结构”强调的是不同人的不同专业化模式之间的组合，异质要素是不同人的专业化模式，而林毅夫理解的分工结构则主要是“多种分工结构”在经济体中的组合(比例)关系，其异质要素是不同类的分工结构;林毅夫理解的分工结构，在杨小凯的理论体系中称为二元或多元结构，以与单种分工结构在描述上相区别。林毅夫理解的“分工结构”看似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层次体系，但却没有深入单个分工结构的定义和描述。
2.3 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数量关系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所描述和研究的经济结构，主要是第二类结构(数量关系结构)。比如其内生生产函数的“三明治模型”中，代表企业生产结构的生产函数实际上只是表达企业投入产出数量关系的第二类结构，并非企业内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结构。自科斯[8]以来，企业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中用生产函数来表示企业生产的黑箱，通过研究企业内部生产中的契约关系结构来解释企业生产函数的形成机制。杨小凯-黄有光模型[9]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设想。很明显，新结构经济学虽然在已知企业生产函数系中内生了最优的参数，从而一定程度上内生了企业生产函数，但并没有用企业内分工结构来解释企业生产函数形成的微观机制。企业内分工结构实际上是把企业内个人生产函数综合而成企业内总量生产函数的微观机制，对此新结构经济学完全无视，因此可以说是从Coase[8]、Cheung[10]和Yang[9]用企业内分工结构来内生解释企业生产函数的理论倒退。但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第二类经济结构(数量关系结构)也有一个优势，容易使用目前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比如《导论》几乎每一章都使用统计和计量模型对所讲结构原理进行验证，这更容易使新结构经济学树立科学形象而吸引学者参与并增强其在学界的影响力。
新结构经济学只在少数情况下涉及第一类结构，比如在研究劳动结构时所提到的失业、空位等概念涉及第一类结构。但阅读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献发现，似乎其从没有试图对分工结构进行数学描述，当然更没有系统研究两类经济结构之间映射关系的计划;相反，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以研究两类经济结构之间的映射关系作为中心内容，制度环境决定交易费用结构，交易费用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等第二类结构决定社会分工结构(第一类结构)，社会分工结构则进一步决定产品种类数、贸易品种类数、生产的迂回链条长度(直接反映分工拓扑结构的数量指标)，贸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GDP结构(由分工拓扑结构决定的数量关系结构)，专业化水平、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人均真实收入或效用水平、人均消费量、GDP大小(非结构化数量指标)等数量关系结构变量[11-13]。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对第一类经济结构的描述和研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相比是一种理论倒退。新结构经济学如果想要系统地研究两类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那么其方法论就朝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向了，我们希望早日看到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可喜变化。至少在目前看来，“新结构经济学缺乏(社会分工)经济结构”将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常态和挥之不去的梦魇。
3 新结构经济学的政府行为理论和政策建议
3.1 新结构经济学的政府行为和政策理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大致推出其政策建议。新结构经济学把要素禀赋作为其经济分析的概念起点，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了最优生产结构，而最优生产结构要求有恰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与之配套。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只有竞争性市场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从而帮助企业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结构，市场如果能够选择出适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优生产结构，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的，否则市场就是无效的。但市场要选择出最优生产结构，需要政府提供恰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作为必要条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者无论成败都给后来者提供了生产结构试验的信息，因此具有正外部性，政府要对先行者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和对企业所需条件进行协调以鼓励企业进行经济组织结构的试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需要提供恰当的制度改革以减少经济扭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进行详细甄别和分类，分别提供不同的产业政策以帮助企业进入恰当的行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等等。可据此对政府行为进行分类，那些为市场根据要素禀赋结构选择最优生产结构提供恰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政府，称为“有为政府”，那些扰乱市场选择最优生产结构的政府，称为“乱为政府”，什么事也不做的称为“不作为政府”。由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应该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对立，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作为归依，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作为必要条件。
具体来说，发展中经济体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选择恰当的生产技术(生产函数)，超前的生产技术与落后的生产技术都非最优;发展中经济体应该根据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选择恰当的金融结构、教育结构等，超前与落后的金融结构与教育结构都非最优。同样道理，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函数要求有最优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超前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都非最优。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会限制最优生产结构的实现，从而无法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蕴含的生产潜力;超前的基础设施会增加社会成本，超前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会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而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对于要素禀赋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而言并非必要。因此，发展中经济体在向发达经济体转轨过程中，有为政府应该根据产业特点和发展阶段把所有产业分为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五类，然后对各个产业进行甄别，并根据各种产业的类型提供不同的因势利导方法，以使每类产业最优生产结构都拥有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与之配套。这就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GIFF(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框架和“两步六轨法”的基本思想[2][13]。比如对于追赶型产业，应该模仿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这是指在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集中，选择一个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优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以便实现快速增长与发展而取得“后发优势”，而非发展中经济体自己通过创新在前沿扩大生产技术集和生产结构集。[15]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提供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最优生产技术和最优生产结构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而非立即实行发达国家才有的制度环境，即实行渐进式转轨，而非一下子达到发达国家制度环境这样的激进式转轨[16]。
3.2 新结构经济学未系统研究如何保证政府有为
新结构经济学在对“有为政府”推崇备至的同时，却没有研究如何才能保证政府有为而不是乱为，这使得其“有为政府理论”成为一个柏拉图式的乌托邦。林毅夫所设想的使“政府有为”的各种良政措施，仍然无法打消我们的疑虑——在缺乏宪政约束时，如何保证政府更大可能会实施他所设想的良政措施?
政府官员如果出于“公心”，那么必须评估其政策行为对每个人的价值并将其加总成社会福利，这对理性能力的要求远高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政府官员如果出于“私心”，在缺乏宪政约束时，其行为更可能通过权力寻租而不是提供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相适合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权力垄断、官员行为负外部性、信息不完全等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同样可引发政府失灵。在缺乏判决性实验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大小进行比较时，直观逻辑和历史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政府官员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在没有宪政约束时，政府失灵的可能性远大于市场失灵的可能性。
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理论能够成立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假定:“政府领导人的愿望也是一样的，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受世人尊敬的国家”[2] (《导论》P1231)。很明显，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假定与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官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假定相违背，也不符合历史与现实。
3.3 新结构经济学没有认识到制度环境的主要功能是决定生产结构集
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生产结构集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集合，而非由制度环境所内生决定的集合[2,17]，比如在《导论》第2.6节和第3、4、12章所提供的数理经济模型中，最优生产函数来自于一个外生假定的生产函数集，如在式(2-46)和(3-6)所表达的以生产函数为自变函数的泛函极值问题中，定义域是一个外生假定的生产函数集。至少在《导论》这一本较为成熟的教材中，没有看到作者分析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生产函数集，他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一个外生假定的生产函数集中，内生最优生产函数而已;新结构经济学者可能把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发展战略，要素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相互影响循环累积误认为是由制度环境内生生产结构集，这不能不说是对其模型本质的重大误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框架中，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对适当制度安排的需求，只是要求适当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最优生产结构的实现，并非要求适当的制度环境以产生适当的生产结构(生产函数)集。
由于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生产结构集是外生给定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无法理解制度环境变革的主要功能是改变生产结构集，新结构经济学只是把制度环境的主要功能理解为通过交易费用影响最优生产结构的实现。新结构经济学正确的观察到经过宪政转轨的发展中国家，不一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相反，没有经过宪政转轨的国家，也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宪政转轨既非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2,14,15]。新结构经济学无法理解，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向发达国家的制度转轨，只是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集，从而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上限与前景[18]，但要实现生产结构集中最优的生产结构，还需要交易费用下降、充分利用要素禀赋所蕴含的比较优势等条件;或者说，制度变革只是扩大生产结构集的必要条件，而非实现最优生产结构的充分条件。新结构经济学只是看到了实现最优生产结构所需要的交易费用和要素禀赋条件，而没有看到制度转轨扩大了生产结构集，在根本上决定了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的潜在可能性、上限和前景。在后进国家通过局部的制度变革和开放扩大生产结构集之后，模仿先进国家的科技教育，充分利用本国要素禀赋，取得相当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如果在某些行业出现自主创新的潮流甚至个别行业达到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但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却出现无法突破的瓶颈，这就说明原有的制度环境所提供的生产结构集已探索完毕，或者说，原有制度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潜力即将耗尽，这时必须要再次进行制度转轨以再次扩大生产结构集，以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的层次和革新经济发展的阶段。但新结构经济学只专注于局部制度转轨(从而生产结构集局部扩大)后模仿先进技术充分利用本国要素禀赋来实现高速发展，而忽略了什么时候应该再次进行制度变革以完成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时机[19]。新结构经济学在主张渐近式制度转轨的同时，应该提出而没有提出制度转轨时机理论，没有提出一套便于监测制度转轨时机的指标体系，从而完全忽视及时监测制度转轨状况以便发现再次制度转轨的时机。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只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局部制度转轨)四十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不能理解中国再次改革或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除非中国的制度已达人类最优)。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某些行业出现自主创新的潮流，甚至出现华为等个别企业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但在基础科学、影视文艺、新闻出版和芯片制造等需要更多自由思想和核心技术的领域无法突破甚至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现象说明，四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制度潜力已趋耗尽，这时中国已到了再次进行制度变革(再次扩大生产结构集)以最终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时机。这时如果不再次进行制度变革，基础科学和核心技术就无法突破，从而永远无法真正实现发达经济体。当然，我们更无法想象制度与开放倒退导致生产结构集缩小，从而逆转前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但此时新结构经济学仍然沉浸在解释中国过去四十年辉煌的成功喜悦之中而不可自拔，无法正确识别再次进行制度变革以扩大生产结构集的时机，这说明其理论分析框架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注定了它在经济学理论发展长河中只是一个过客。
4 结论
从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来看，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研究数量关系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很难发现新结构经济学有研究两类基本经济结构(社会分工结构与数量关系结构)之间映射关系的计划，这相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三十年来以研究两类基本经济结构之间映射关系作为中心内容是一种理论倒退，更不要说其数学组织化程度严重不足，远低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因此，从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上看，新结构经济学位于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向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过渡的中间形态。但新结构经济学以数量关系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恰好适合于目前计量工具的描述能力而容易使用现有计量工具进行实证，相反，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两类结构之间的映射关系超前于现有计量工具的描述能力而无法使用目前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总体上讲，目前计量经济学发展落后于理论经济学的需要，发展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是矩阵的计量方法是计量经济学未来最重要的努力方向。
在政策理论上，由于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制度环境主要是影响交易费用，从而影响最优生产结构的实现，从而新结构经济学无法正确认识到制度环境的主要功能是决定生产结构集，这就使得其无法正确认识制度转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意义和正确识别制度转轨的时机。因此在政策实践上，新结构经济学只能解释中国上一次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高速增长，无法识别中国何时应该再次进行制度转轨以最终实现发达经济体的时机。中国经济在上次改革开放后经过四十年高速增长，在不需要太多个人思想自由创新的产品领域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在严重依赖于个人思想自由创新的基础科学、影视文艺、新闻出版和核心技术领域与世界前沿还有相当差距，这说明中国已到了再次进行制度变革以再次扩大生产结构集，从而再创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时机。具体来讲，中国应该在思想生产领域再次放开，以使中国更好地在需要个人思想自由创新的基础科学、影视文艺、新闻出版和高科技领域步入世界前沿，使中国的生产结构集在所有领域都与发达经济体基本一致，最终使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对此新结构经济学无法有效识别，这注定了在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理论领域，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②]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王智慧，witswang@126.com
收稿日期:2022-06-13; 录用日期:2022-11-29; 发表日期:202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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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Review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 theories in China toda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economics who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its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hich make it necessary to describe and evaluate it objective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object of stud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olicy theory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hich, in terms of object of study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lies in an intermediary form.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o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by Xiaokai Yang. Since the fun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s not to determine the set of production structures, but to realize the optimal production structure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through transaction costs, in terms of policy practic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ould only explain the rapid growth rat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40 years, and cannot identify when China should again undergo a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iming of an advanced economy eventually.
Keyword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ndowment of factors, production structure, timing of institutional chang
Citation: WANG Zhihui. A critical review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y, 2022, 1(2): 2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