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为何不能退场? ———为民营经济的长期存在而论辩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长期经济增长, 需要民营经济长期存在。在今后生产力发展的相当一段时期中, 公有制经济都不宜大范围长时期单独存在, 都需要大量民营经济与之形成基于所有制中性的长期竞争合作关系。因为公有制经济长期单独存在并不是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唯一动力。然而学界仍对民营经济是否应在长期存在这一问题存在分歧。本文对“消灭私有制”这一论调溯本求源, 阐明私有制消灭论都依赖于马克思对私有制四大趋势的论断, 本文一一指出四大趋势与当今经济事实的不符, 并不存在如马克思描述般导致民营经济将灭亡的内因, 私有制和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是可以共存的。反观单独存在的公有制经济, 由于人性的自利、认知的有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而不能长期地高质量发展。私有制批判者认为私有制会导致贫富极化, 资本无序扩张等诸多问题。即便出现了社会贫富差距, 也不必非要通过消除民营经济来解决问题,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制度和政策而得以缓解。
引用格式: 张旭昆. 民营经济为何不能退场?———为民营经济的长期存在而论辩[J]. 中国经济研究, 2023, 2(4): 53-62.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3-08-25
接收日期: 2023-09-07
出版日期: 2023-12-28
2018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新城教授发表论文《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其论据是170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同年9月，金融界人士吴小平又发表《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这些论点遭到了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李正图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蓝蔚青、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浙江财经大学李井奎教授和周冰教授等人的反驳。
晏智杰教授在“经济学家圈”公众号发表“‘消灭私有制’评议”，李正图研究员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微信公众号发表“新时代要消灭‘私有制’吗?”蓝蔚青研究员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回顾和前景展望”。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浙江财经大学李井奎教授和周冰教授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上发表“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所有制形式的唯一标准”。他们一致认为，在对待民营经济的问题上，不能唯书、唯上，只能唯实;认为“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不适合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只会引起人们对改革开放国策的猜测、怀疑和恐慌;认为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是不会也不应该消亡的。
本文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进一步论证民营经济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分析了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协同发展、弥补彼此经济与社会功能不足的原因;至于民营经济造成的一些问题，完全可以在不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其他制度安排加以解决。
本文定义民营经济为非政府经营管理的所有企业的总和，包括私有制企业、私人合作企业、私人合股企业。而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民营经济主要意味着私有制企业。因此，为私有制企业辩护，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为民营经济辩护。
1 关于私有制、公有制的理论溯源
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是非对错，一直存在争议。
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认为，理想的国家是按照严格的社会分工原则，由三个等级组成。第一个等级是执政的哲学家，负责制定法律和治理国家。第二个等级是武士，负责执行法律和保卫国家。第三个等级是生产者等级，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服从统治者的命令，负责生产生活资料。哲学家和武士都应当取消私有财产和个人家庭，实行共产共妻共子。在他看来，统治阶级实行共产制有助于优生、防止腐败和内部冲突。他关于统治阶级实行共产制的思想，对于以后的种种公有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1]。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elēs，公元前384—前322年)反对统治阶级共产制，他看到了后人所说的“公地悲剧”，指出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人们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其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他主张私有制，同时要求私有者慷慨捐赠从事慈善。他提出私有制的五大优越性:(1)私有制有更高的生产力，从而有助于进步;(2)财产共有会导致人们在报酬方面的攀比争执;(3)私有财产给人以愉快;(4)如果财产共有优于私有，那么它应该早就实行了。但是人类经验表明私有制更普遍;(5)财产私有有助于慈善活动。他批评柏拉图的共妻主张将导致乱伦和凶杀[2]。
古罗马思想家不再视私有制是一个问题，普通民众也并不反对私有制，只是围绕两种形式的私有制(少数人的大土地私有制和多数人的小土地私有制)展开数次激烈的斗争。著名的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3—前122年)就是典型事例。
基督教的传播再次导致了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论辩。在这方面，基督教的旧约和新约有所不同。旧约把人类看作是上帝托付的管家，要精心耕作土地，要勤劳工作以获得财富。但不能刻意追求财富，尤其是不能通过商业贸易和放债来追求财富。所以它禁止取息。另外，它还规定每过七年就要取消一切债务;每过五十年，所有土地的所有权都将归还其最初的所有者。新约不重视经济问题，要求信徒放弃财富甚至劳动，因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将要到来的千年王国中是无须考虑生产和物质福利的。耶稣在说教中毫不重视经济问题，追随耶稣的人放弃了职业和财产，当十二使徒被派去布道时不准带钱。
随着基督教逐步渗入富人阶层，对于财富和私有制就开始需要有个说法了。为了使基督教教义不再与财富和私有制冲突，公元四世纪40年代在里海沿岸举行过一次主教会议。会议宣称，富人不放弃一切财富就不能得救的观点是错误的。私有财产得到容忍，但并不神圣。此后，关于私有财产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一直是基督教神父们苦苦思索的问题。直到13世纪，这个问题才由西欧中世纪最著名的经院学者、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4—1274)做出回答。他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理性创造出来的，而理性则是出自上帝的意志。因此，私有财产不仅符合自然法观念，而且是人类生活所不可缺的基础。对此有三个理由:一，每个人对于获得仅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的关心，胜过对于所有人或许多别人的共同事务的关心。二，当各人有他自己的事务需要照料时，人世间的事务就处理得更有条理。三，这可以使人类处于一种比较和平的境地，如果各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的话。只有在那些共同占有某种东西的人们中间，才往往最容易发生纠纷。这基本上是重复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3]。
与阿奎那从神学角度论证私有制不同，17世纪末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现代西方文明的理论奠基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用世俗的眼光论证了私有财产的合理性。洛克生活的时代，蓬勃发展的私人商业活动与中世纪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传统观念认为地球上的一切资源都是上帝赐予所有人的，私有财产的观念与之相悖。而当时英国的保皇主义者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1588-1653)爵士在1642年写成，于1680年出版的《父权制:国王的自然权力》一书中，论证上帝把地球上的一切都给了亚当及其后继的统治者，否定一般民众的私有产权。洛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上帝把地球给予全体人民的观点与私人产权的主张相协调。在分析私有财产的起源时，他以自然法为依据，强调了劳动创造财富的作用，以此论证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他认为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因此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是正当地属于他的。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状态，他就已经在其中掺进自己的劳动，掺进了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由此可知，他虽然强调劳动创造价值，但这种劳动价值论是一种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更确切地讲是劳动财产论或劳动私产论[4]。在他看来，私有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表现就是个人可以自由对待和处理他所有的东西。他认为私有财产的重要意义在于当人们可以通过劳动而积累财产时，会更具有生产的积极性。他从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的观点出发，认为“君主不能以自己的权威来合法征税，他需要人民或者是他们的合法代表的同意。他认为，除非获得本人的同意，最高权力不能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这种观点就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的源头。当然他也承认财产权不是绝对的，要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4]。
洛克的劳动私产论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当时的英国还罕有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大企业，生产单位普遍较小，大量存在的是小私人企业，其所有者往往同时也是亲自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可以说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充满小私有者小业主的社会。这种状况到18世纪依然存在，直到该世纪末发生了工业革命。正是这样一种充满小业主的社会，使得亚当·斯密(1723—1790)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对于竞争性的市场充满信心，相信它作为一只无形之手，会把小业主们的私欲引导到有益于社会的方向上去。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它催生了工业大企业，其中的劳动者不再是企业所有者了。劳动者不再是他所生产的产品的所有者。洛克的劳动私产论显然不再能够为私有财产辩护了。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开山鼻祖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1840—1921)为私有财产的必然性合理性提出了新的论证，就是用稀缺性来论证私有财产。他于1871年明确指出，稀缺资源(他称之为经济财货)的存在，具有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作用，是财货私有权制度存在的根源。这就是说，经济财货是导致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实际上不过是对于经济财货的所有权的保护。他指出稀缺资源“无论怎样分配，都要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或虽得到满足而不完全，这样就使这部分人对于这类财货的利害关系与那些占有这类财货的人的利害关系发生矛盾。因而就使占有这类财货的人，感觉有通过社会法制，来对可能发生的他人暴力行为，保护其所占有财货的必要。在这里，我们就发现现代法律秩序的经济起源，而尤其是发现了为所有权之基础的财产保护的经济起源。”这就是说，稀缺资源是导致私有制的根源，私有制实际上不过是对于稀缺资源所有权的保护[5]。而不稀缺的资源，无论对于人的生存和幸福如何重要，是不需要建立任何产权的。例如低海拔地区的空气就没有任何产权。从这一见解出发，他进一步肯定，只要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没有消除。想废除所有权制度是不可能的。“因而一切社会改革方案，都只应朝着经济财货的合理分配的方向去努力，而不应企图废除所有制本身。”而且，当一种资源从不稀缺变为稀缺之后，就必须从无产权状态转变为有产权状态[5]。
虽然有门格尔用资源稀缺性为私有财产做辩护，但是以工业大企业为代表的大私有制，在原来的小私有者中间分化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劳动者的处境极为悲惨，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引起众多富有正义感的人的愤怒，甚至引起了个别资本家企业主的不安。英国一流纺织厂主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就是其中之一。他依据劳动价值论，要求将企业归于在其中劳动的工人所有，也就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种诉求按照洛克的论证是正当的。同样身为企业家的恩格斯写下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揭露了英国工人的悲惨世界。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在《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论著中论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通过研究，他们概括出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期中的四大趋势:(1)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2)资本集聚与社会两极分化趋势。(3)无产阶级贫困化趋势。(4)生产力在资本主义限度内最大程度的社会化趋势。这四大趋势预示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国内目前一再出现的否定民营经济的论调，都是以他们所概括的这四大趋势为依据的。
2 四大趋势实现了么?
然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后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上述四大趋势并没有出现。在西方国家，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并没有直线下降，而是出现了上下波动。一方面是竞争引起企业利润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创新带来利润的上升。资本虽然不断集聚，但所有者则由于股份制而分散了。社会也没有两极分化为少数大资本家和大多数无产者，而是始终存在个体农户和大量为大企业配套的中小企业。第三产业的扩张使得白领职员人数不断上升，社会结构呈现出橄榄型，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中间阶层生存壮大。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并没有出现，在长期当中，即便是蓝领工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至于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也并不是一种单调的发展趋势，而是在长期中呈现时而严峻时而缓和的波动状况。
正是由于西方国家没有出现上述四大趋势，所以那些国家才没有发生无产阶级联合举行的暴力革命，没有建立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那些国家里，虽然时常会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也出现不少政府管理的企业，但从长期来看，私人企业依然表现出非常强的活力。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所痛恨的贫富差距，也在没有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其他制度而得到一定的管控。北欧诸国的情况表明，私有制和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是可以共存的，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平等共同富裕。消灭私有制并不是实现社会平等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认为是落后国家的俄罗斯，暴力革命虽然成功，但是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并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规定的理想特征。例如，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公社的领导人是通过普选产生的，但苏联的政治实践显然没有遵循他的意见。
苏联虽然建立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某种模式——斯大林模式，但是其长期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全面的公有制加上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要实现预期的理想效果，需要以下五个前提条件:(1)人性本善，或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可以变善，普通劳动者人人都变得像雷锋，所有管理者都变得像焦裕禄。这就意味着彻底解决了工作激励问题，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2)计划部门的认知能力无限，可以准确了解所有人的所有偏好和欲望，准确了解所有人对社会的劳动贡献，从而以所有人的劳动贡献为约束，按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计算出所有人对于各种消费品的需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3)计划部门可以准确了解所有生产单位的全部生产能力，从而可以制订出高度完善的计划，保障所有部门所有生产单位的投入-产出平衡、整个社会所有产品供求平衡、资源实现最优配置。从而不需要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4)资源无限，而人的欲望有限，尤其是不会产生新的欲望。于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最终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可以充分满足所有人的所有欲望，完全实现按需分配;(5)制订计划、管理经济的工作非常简单，人人都能够胜任，因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工将不再固化，彻底实现人人平等。
然而，上述五个条件都不是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全社会的公有制也存在自身的缺陷，需要私有制经济来弥补其经济与社会功能上的不足，除非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而强制维持这一局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公有制无法完全替代私有制最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永久改变所有人的自利心理，并消灭一切不确定性和资源及产品的稀缺性。
全面普遍的公有制肯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当然不排除少数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这是由于那些国有企业拥有德才兼备的企业家。有人据此认为，只要调整好领导班子，就能够使大多数原先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扭亏增盈。但这实在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因为一个社会中德才兼备的企业家，即那些既有经营管理能力，又大公无私或先公后私的企业家，实在是一种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源。若国有企业的数量较小，与这类企业家的人数大抵持平;并且组织部门能够准确及时地发现他们，并委以重任;则这些国有企业都会有不俗的表现。但若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这类企业家的人数，则许多国有企业势必要由那些虽有经营才能但私欲过重的人领导，或者由那些有德无才的人领导，或者由那些既无德又无才的人领导。这样，数量过多的国有企业必然经营不善，难以承担保值增值国有资产的重任[6]。
德才兼备的企业家人数是建设好大量国有企业的最大约束条件。它一方面说明了为何大量的国有企业不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也说明了为何还会有一些国有企业表现不俗。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只有当国有企业的数量有限，不超出全社会潜在的优秀企业家人数时，国有资产才可能得到保值增值。而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国有资产数量过于庞大，恰恰是大多数国有资产不能有效保值增值的原因。上述解释可称之为优秀企业家数量有限假设。除了优秀企业家数量有限这个根本原因之外，公有制经济中难以制定一套有效监督考核激励企业领导人的制度，也是导致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6]。且不说斯大林模式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兰格模式也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7]。
所以，从整个社会来看，是不能指望大范围的国有企业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民营经济必须长时期大范围地存在。为什么必须依靠民营经济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这是因为民营经济是符合大多数人本性的一项制度安排。人的本性表现为各种行为动机，而行为动机通常由根本性动机及其具体表现或者说具体动机组成。根本动机由人的生物本能——个体生存和群体延续——决定，是追求自身各种生物性本能欲望的满足。它往往表现为人的自利动机，具有超历史超制度的性质。具体动机由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决定[8,9]。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且还是社会意义上的人。而社会又总是按一定的制度把单个人结合起来的，这些特定制度就制约了人们各种生物性本能欲望的具体表现形式，使各种生物性本能欲望表现为特定的行为目的或需要。具体动机则随制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于是同一种生物性本能欲望在不同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这往往使人们误以为具体动机完全由制度决定，忽略了它只是根本动机的特定表现。根本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而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则大多由环境、社会和文化(包括教育)诸因素决定。因此通常所谓的人性是否可变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者“否”[10]。而应当区分不同层次的人性。
由人的生物性本能欲望所决定的自利倾向是不可能随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它只会随制度变化而改变其表现方式。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表现为追求货币财富，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则表现为工作中的偷懒。苏联和中国都曾经想改变人的自利倾向，发动了那么多次改造人的运动，效果如何?人人皆知。当然会有一些高尚无私的人，像中国的雷锋、焦裕禄，西方的特雷莎女士。但是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有本事让所有普通百姓变成雷锋、让所有官员变成焦裕禄。可以使少数人始终不自利，也可以使大多数人在短时间里不自利，但永远不可能使大多数人在长时期中始终不自利。
私有制实际上就是认可人的自利心，运用这种不可改造的人性来建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只要回顾一下当年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农民被调动起来的生产热情，浙江温州认可民营经济以后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从事工商业的积极性，就可以了解实行善用巧用人的自利心的制度，将会形成多么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性。今天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更加需要善用巧用人的自利心，更加要注重能够善用巧用人的自利心的一系列制度，其中就包括尊重人们以正当手段获取并积累私人财富的制度。
民营经济中企业家的自利心通常表现为对于企业利润的追求。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正是这种追求，促使他们在竞争压力之下，不断改进生产经营，提升资源配置利用效率，不断进行各种创新，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经济的效率，推进了经济增长。
不过民营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离不开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们对于长期保存自己私有财产有稳定的预期。没有这种预期，他们将懒于追求利润，更不愿意将追求到的利润积累成生产性资产，将更愿意把已经积累的存量财富转移至境外安全之处。而那种要消灭私有制的论调，就是在毁掉民营企业家们对于私有财产的这种稳定预期，促使他们把本来可以用于积累生产性财富的精力，用于转移财富上。只要看看自2018年以来有多少民营企业家建立了离岸信托基金，再看看今天有多少民营企业家选择“躺平”，就可以知道毁掉这种预期的严重性了。
当然，民营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也可能导致不良的行为，这些不良行为大体可以概括为四大类:(1)对内盘剥压榨企业雇员;(2)对外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损害消费者和顾客的合法权益;(3)对同行搞不正当竞争;(4)恶化环境，掠夺自然资源。这些不良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定阶段上可以说司空见惯，即便在今天，虽然大有收敛，但也并没有绝迹。正是这些不良行为，使得19世纪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要求消灭私有制。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要克服这些不良行为，未必就一定要消灭私有制，而是也可以完全能够制定一系列制度来约束民营企业家可能出现的这些不良行为倾向。
3 私有制必然导致贫富悬殊么?
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需要肯定私有制。但是必须承认，私有制在一定条件下确实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会引起严重的贫富分化。这往往是许多人反对私有制的主要原因。值得探讨的问题是，私有制必然引起贫富差距么?如果它引起了贫富差距，只能通过公有制来解决么?
3.1 私有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引起悬殊的贫富差距
从影响贫富差距的维度，可以把私有制企业分为两种类型:小私有企业和大私有企业。前者就是那种家庭作坊或只雇佣少量员工的企业，后者则是那种雇佣大量员工的企业。如果一个社会，充满小私有企业，几乎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业主，它们相互之间通过竞争性市场进行交换，那么这个社会不太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就比较接近这种情况，没有听说那时的温州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主要由大私有企业构成，几乎没有小私有企业，那么社会将分化为少数拥有大企业的资本家和大多数被雇佣的劳动者，贫富差距问题往往非常严重。英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某个阶段，就是这种情况。看看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海涅、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日本的夏目漱石，从这些作家描绘各自国家工业化某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那么，决定一个国家的大多数私有企业规模大小的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技术类型和与企业管理成本相比较的市场交易成本。
从技术是否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角度，可以把技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规模报酬递增型和规模报酬递减型。前者意味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引起单位产出生产成本的下降，如现今技术条件下的钢铁、石化等行业;后者则正好相反，如以手工操作的传统农业。
当一个行业或一个社会的主导技术是规模报酬递减类型时，这个行业或这个社会不可能出现大企业，只会出现大量的小企业。而当一个行业或一个社会的主导技术是规模报酬递增类型时，情况将相反。
与企业管理成本相比较的市场交易成本对企业规模的影响在于，两者之比(可以记为EC/MC)越大，市场交易将越扩展，生产分工将越表现为企业之间的分工。两者之比(EC/MC)越小，市场交易将越难以扩展，生产分工将越表现为企业内部的分工。
企业管理成本的大小又与企业规模扩大的类型有关。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是横向的或水平的，即同一种操作的规模扩大;也可以是纵向的或垂直的，即把与生产最终出售产品有关的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和配套服务都囊括进来。显然纵向或垂直的规模扩张往往会引起管理成本更快的上升。因此，当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企业往往愿意实行中间产品、配套产品配套服务的外供外包，而不是自己生产。
当技术类型是规模报酬递减时，若EC/MC很大，即交易便利，管理困难，将出现大量互相交易的小企业;若EC/MC很小，即交易困难，则将出现许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当技术类型是规模报酬递增时，若EC/MC很大，即交易便利但管理困难，则企业规模将因此而不能充分扩大以充分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若EC/MC很小，即交易困难，则将出现自给自足的大生产单位。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的技术类型都是规模报酬递减，且交易成本较低之时，将出现大量互相交易的小企业。这时，整个社会不会由于私有制企业的存在而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这恰好就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之前一个世纪左右时间里出现的局面。那段时间里，整个英国社会的技术基本上都是规模报酬递减型的，同时光荣革命所带来的对私人产权的尊重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充斥着小业主。那时大多数人考虑的都是如何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就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但是这种局面被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的工业革命所中断。
蒸汽机技术是规模报酬递增型的，再加上航海技术的进步所引起的运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降低，社会开始出现了通过市场交易以谋求利润的大型私人企业。原来的私人手工纺织作坊大批破产，成为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社会贫富分化开始加剧，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其严重程度触怒了以欧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诸多正直人士，刺激了他们去考虑各种解救之道。
以蒸汽机为出发点的工业革命，之所以引起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不仅仅在于当时的纺织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而且为纺织业配套的棉花种植业、机械制造业、冶金业，都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当时英国的大多数产业都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局面，在这些行业里，中小企业几无立足之地。这种情况延续到20世纪，“在这个时期中，甚至比技术上出现新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技术总是要求大量资本的投资和建立巨大的生产单位。代表这种变化的主要发展，已在钢铁、电力、化学工业和石油工业中出现。”[11]
一直到工业革命后期，约近半个世纪之后，为新兴产业配套的各种中小企业逐渐形成，尤其是中小企业占有很大比重的第三产业的兴起，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才开始有所缓解。当然导致这种缓解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工业革命过程当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会逐步改变劳动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然而产品市场的竞争所导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使得劳动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难以很快改变。所以，若没有新型中小企业的兴起，没有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动市场上的剩余劳动将无法被充分吸收，劳动者的状况将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以蒸汽机为动力，以纺织业为核心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的第一次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局面，但是随后又会出现贫富差距缓和的过程。在此之后的大多数重大技术进步(铁路、汽车、石油、电机等)，似乎都引起贫富差距首先扩大，而后逐步缓解的过程。以至于有经济学家将该过程概括为社会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
当前的互联网技术革命，对于企业规模的影响似乎是双重的。它一方面催生了少数大型门户网站互联网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它降低了交易成本，允许许多以它作为信息工具的行业产生许多中小企业。整个社会出现了少数大私有企业与众多的小私有企业并存的局面，所以这次技术革命对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是非互联网行业的贫富差距有可能缩小。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变化方向大概要取决于这两种趋势的对冲。
3.2 公有制克服贫富差距需要适当借助私有制的力量
公有制是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公平的一种可选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前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密洛凡·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又译为吉拉斯，1911—1995)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新阶级》中就已经指出，“苏联的一个工人在1935年的薪金平均一年是1800卢布，而一个人造丝委员会秘书的薪金和津贴则每年高达45000卢布”[12]。因此，他把在苏联掌握所有权力的官僚们称作是“新阶级”，一个享有各种特权的新阶级。可以说，国有制形式的公有制在长期中往往会滋生出一个官僚特权阶级[12]。他们往往比普通劳动者享有高得多的薪金和各种特供专供的稀缺物资。
公有制未必一定能够消除贫富差距。而私有制社会的贫富差距则可以通过一系列配套制度得以缓解。过去常说，私有制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万恶之源。其实，单凭私有制并不会导致如此结果，只有当私有制与垄断性市场、没有法制约束的强权、普遍的文盲和专制政治结合在一起，才成为万恶之源。一旦私有制与竞争性市场、真正的法制、普遍义务教育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成为繁荣之源。对此有怀疑者，不妨去考察一下北欧[6]。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一定时期所引起的贫富悬殊，都不是通过消灭私有制，而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其他一些法规措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首先，针对工业化初期私人厂主对工人的过度压榨，制定了工厂法，初步限制了劳动市场所谓的契约自由，约束了厂主的欺压行为。标志性事件是在工人不断反抗的压力下，通过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大力推动，英国于1819年颁发全世界第一部“工厂法”。其他一些卷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也先后制定了类似的工厂法。其次，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前期，西方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激发了越来越强大的工人运动，由于通过斗争所实现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工人运动往往表现为组建工会和争取普选权。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下，在工人运动和定期选举的压力下，各国政府陆续开始实行收入和遗产的累进税，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实行义务教育。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阶级矛盾。最初的标志就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在全世界首先建立了主要由政府主导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第三，1929年大萧条之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二次大战之后，在凯恩斯《通论》的影响下，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刺激就业。这就使得最引起贫富分化的失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13]。
当然，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并不是直线式不断缩小的，而是会出现反复波动。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14]就揭示了这一点。2019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也表明了这一点。不过由于这些国家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最主要是拥有选择政府领导人的权力，因此20世纪中期以降，这些国家的下层民众对于贫富差距扩大的反抗方式，已经不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更多通过选举更换政府改变政策。
因此，今天那些希望缩小甚至消灭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的正直人士，不必再像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那样，把眼光局限于消灭私有制上。而应当更多考虑如何在民营企业大量长期存在的经济中，通过其他制度的改革完善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6]。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已经提供了50%以上财政收入;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面对如此状况，要求消灭私有制、让民营经济退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是有害的，是会吓坏民营企业家，迫使他们携款外流的，选择“躺平”的，因而是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那种把消灭私有制当成念念不忘的初心的意识形态观念，已经是严重不适应当下的经济基础了。
当前更应当想方设法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要为公有制企业保留一席之地，需要从理论上探讨、从实践中摸索公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最佳分工边界，两者或是按照行业，或是按照规模，或是按照市场性质进行分工。这个最佳边界是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还要按照自愿原则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与各类公有制企业实行两个维度上的混合:资金产权方面的混合和经营管理权方面的混合。可以根据需要，实行上述两个维度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混合;可以实现共时性的混合，也可以实行历时性、周期性的混合，即企业的公有和民有在时间上交替更换;还可以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不同部分分工合作;还应当可以在同一产品的市场上良性竞争互相提携。总之，民营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下，是可以相得益彰比翼齐飞的[③]。
当然对于民营企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劳资纠纷、环境污染、损害消费者和顾客权益、同行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等，也要通过各种配套制度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以防止，不能简单地通过消灭私有制让民营经济退场来解决。即便是特别招致民怨民愤的当前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也不宜通过消灭私有制来解决[④]。只要彻底根除官员的腐败，逐步完善收入累进税和消费性遗产(如豪华别墅等)累进税(不宜对生产性遗产如厂房设备等征税)，逐步实现全民12年义务教育，逐步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大力实施精准脱贫的措施(当前及今后要特别重视城市贫民问题)，等等，就一定会缩小贫富差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②]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张旭昆，3281314241@qq.com
收稿日期:2023-08-25; 录用日期:2023-09-07; 发表日期:2023-12-28
[③]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本人在《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上有专文探讨，本文不再赘述。
[④]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本人在《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上有专文探讨，本文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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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哈里·马格多夫. 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5: 23.
[12] 密洛凡·德热拉斯. 新阶级[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 社, 1963.
[13] 张旭昆. 混合所有制企业:有节制的干预———克服私有制市场失灵和公有制计划失灵的一种选择[J]. 探索与争鸣, 2016(08): 99-104.
[14]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Why can't the Private Economy Retire? ———Argument for the Longevity of the Private Econom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the long-term presence of the private economy.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to exist alone on a wide scal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it needs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economies to form. a long-term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it based on the neutrality of ownership. Because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th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alone is not the only driving force for sustaine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circles on whether the private economy should exist in the long term.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the argument of "eliminating private ownership", and clarifies that the theory of eliminating private ownership relies on Marx's assertion of the four major trends of private ownership. This paper points out one by one that each of the four major trends is inconsistent with today's economic facts, and there is no internal cause that will lead to the demise of the private economy, as described by Marx. Private ownership and social equality and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can co-exist. On the contrary, the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which exists on its own, can’t develop with high quality for a long time due to human self-interest, cognitive limitations and scarcity of resources. Critics of private ownership argue that private ownership leads to polarization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uncontrolled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many other problems. Even if there is a soci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t is not necessary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eliminating the private economy, but can be alleviated through other systems and policies.
Keywords: Private economy,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public ownership
Citation: ZHANG Kunxu. Historical review and prospec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y, 2023, 2(4): 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