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主题社群演变 - 从纯真时代到征服数字网络
(1.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州 510000
2. 暨南大学AGI智媒体应用研发中心, 广州 510000)
摘要: 全球秩序深受大国政治实力与话语权博弈的影响, 国际政治传播格局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 现有研究较少从大规模文献与长时间跨度的视角, 系统探讨国际政治传播的宏观演化逻辑及其微观主题的动态变迁。本文运用网络挖掘方法, 对WoS引文数据库中时间跨度长达28年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文献展开追踪分析, 围绕研究热点归纳出公众舆论、政治参与、媒介报道、虚假信息等主题。研究显示自1995年起, 随着互联网的扩张, “纯真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的优质成果比较丰富, 整体学术版图整体呈扩张趋势。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成熟, “民主的弥赛亚”逐渐破灭, 第二时代也称之为“幻灭时代”。随后步入社交网络黄金时代, 网络舆情与社交媒体 开始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当下所处以“高影响力政治人物节点”为中心的征服数字网络阶段, 大量新鲜议题涌现, 经典理论及概念的普适性研究相对放缓。四个时代的演进中, 持续的辩证与对话仍然存在, 政治传播领域依然在持续向前发展。
DOI: 10.48014/jcsb.20240908001
引用格式: 马诗雨, 韦宝媛, 赵甜芳. 四个时代国际政治传播的主题社群演变———从纯真时代到征服数字网络[J]. 新闻与传播科学通报, 2024, 1(2): 30-36.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4-09-08
接收日期: 2024-10-14
出版日期: 2024-12-28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年度报告指出，不断提升对外文化交流的亲和力、增强文化传播的辐射力、提高文化贸易的竞争力，更好地展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让中国形象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已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期，中国政治需要更为有力、具体、鲜活的政治传播论证[1]。而了解全球政治传播的进程与研究趋势，有助于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多的思考与借鉴，有助于理清楚学术与理论、发展与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创新之路。本文采用“政治传播第四时代”的概念，将既往收录在SSCI中的政治传播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运用LDA建模和TF-IDF方法，并借助Gephi的Yifan Hu布局可视化手段，结合关键主题演变图对其展开深度分析。同时通过四个时代数据之间的对比，凸显出既往研究中尚未发现的问题。
1 政治传播研究的四个时代与研究趋势
政治传播是整个传播研究领域中一个异常丰富、复杂、流动和重要的子领域[2]。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审视着这个涉及政治体系、媒体和公众的重要领域。伊利沙尔-马尔卡、阿里尔和魏曼[3]指出，政治传播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宣传传单。政治传播的研究初期侧重于选举和选民，但现已发展成为对整体政治行为、态度和影响的研究。埃瑟和普费奇[4]研究了政治传播涉及政治体系、媒体和公众的参与者之间创建、塑造、传播和处理信息，以及传播的效果、理解话语权的行使及其在知识和参与方面对公民的潜在影响。斯特罗巴克[5]认为政治传播既不以政治，也不以媒体为中心，而是有意地更加具有自我意识和平衡的观点。塞奥哈里斯和荣赫尔[6]认为，随着新政治信息环境的复杂性，理清政治传播过程及其影响的挑战也随之增加。在这个背景下，布西和埃文斯[7]进一步强调了政治传播研究的关键点，即政治传播研究的重点是应如何跟上不断变化的条件，为新闻界在政治中提供更大的结构性作用，并在公民身份的制定中提供新技术。瓦卡里[8]认为对于政治传播研究来说，将媒体视为边缘和辅助，是不可取的，同样政治传播系统地忽视或淡化政治制度和动态也是短视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学者们开始着手于揭示该领域的知识结构和演化规律。阿加德[9]划分了政治传播的四个时代:1)前现代阶段以集中式传播和报纸党报为主，政治主体为精英和老牌政党，受众是被动的;2)现代阶段则是两级传播、虽然大众媒体有所突破，但政治主体仍以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主;3)现代后期阶段传播分裂化、中介化，受众被视为个性化公民，媒体私有化程度、政治主体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4)第四阶段数字媒体和大数据时代兴起的时期，以交互性、碎片化、媒体化为主要特征，此时算法塑造公众意识，受众偏活跃且个性化。伊利沙尔-马尔卡等人[3]提出了政治传播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互联网对社会影响的准救世主观念的“纯真时代”，第二阶段是“民主的弥赛亚”逐渐破灭的“幻灭时代”，第三阶段是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的“社交网络黄金时代”，第四阶段是政治家和候选人“征服数字网络”阶段。塔森特[10]也对政治传播四个时代的特征进行归纳:一是报纸时代，信息访问量大，选民选择性参与，地方政党通过入户的直接宣传为政治传播中心;二是电视时代，电视成政治辩论主渠道，消除了记者的党派态度，扩大受众群体，短期影响力大;三是数字时代，意见领袖网络影响大，精确传播兴起，永久性竞选活动成不再是特征;四是新媒体时代，来源于媒体自由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加强了社会行动者和政治家的参与，三级传播兴起，带来异步同步传播的新阶段。加西亚-奥罗萨[11]从另一个角度划分了数字政治传播的四个阶段，分别是1990年代以网站为特色的第一波浪潮，2004年到2008年以社交网络开始蓬勃发展的第二浪潮，2008年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掀起第三波浪潮的开始，以及如今的以机器人、假新闻、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的使用的新的第四浪潮。
布鲁姆勒(Blumler)在1999年[12]与2016年[2]的作品中，均对将政治传播进行时段的划分。他在1999年的作品的基础对的政治传播的三个时期进行更新，提出了政治传播的四个阶段，分别是二战后的二十年、电视为主要媒介的阶段、依赖传播专家阶段和依赖数字媒介阶段的四个时代。伊利沙尔-马尔卡等人和加西亚-奥罗萨也对“政治传播的第四时代”概念进行阐述，但却是提供了另外一种视野，即对数字时代的政治传播进行时代划分，将时间线缩短至1990年至今[3,11]。
政治传播的发展与演变，无疑受到了科技革新和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随着政治传播的时代演进，该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地守正与创新。结合可收集的数据，本研究使用伊利沙尔-马尔卡等人和加西亚-奥罗萨所定义的政治传播的四个时代，即将政治传播研究的演化图谱按“1990—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5年，2016年至今”四个阶段展开分析。
2 大规模文献数据收集与计量方法
为收集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政治传播研究文献，本文首先在Web of science中分别搜寻政治学和传播学的SSCI-Q1区期刊。随后在政治学SSCI-Q1期刊以Communication为关键词检索文献，对收集到的2，348篇文章的关键字进行词频分析，在前100个高词频词汇中进行人工筛选较为贴合研究的关于传播学的关键词。同理，在传播学SSCI-Q1期刊中搜寻所有的有关于political science主题的文献，人工筛选关于传播学的关键词。对筛选好的关键词分别在传播学和政治学领域进行公式搜寻，剔除与政治传播不相关的其他领域后筛选到14，330条原始数据集合。根据文献的标题、关键字和摘要进行筛选，剔除与政治传播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后的保留37，614条数据用于研究。
网络分析是一种融合了社会统计学、复杂网络科学以及数学图论的综合性研究范式[13]，既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理论。本文构建的引文网络中，将文献数据集中的每一篇文章记为节点，如果两篇文献存在引用关系则记录一条连边。去掉孤立节点后，整个联通网络保留13，617个文章节点和7，974条边。随后采用Yifan Hu算法进行布局，以及Louvain算法进行模块化处理，结果见图1。通过网络分析，可识别出政治传播在不同时代呈现出的特点，辅助展开政治传播研究的历时性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每个阶段的研究热点。
图1 1995—2023年WoS数据库中政治传播研究的引文网络图
Fig.1 Citation networ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WoS Database from 1995 to 2023
3 研究图谱的演化与脉络
(1)学术版图扩张:文献年发表量逐年稳步增长
学术年发文量的统计结果的见图2。图中显示，1995—2003年的28年间，政治传播研究的年发文量逐年增加。其中2023年发文量最多，达到1493篇;1995年发文量最少，仅有1篇。从政治传播年发文量情况来看，当前，政治传播长期处于发展阶段，不断有新的研究内容出现。瑟曼特克和沃肯伯格(Semetko，H.A.，& Valkenburg，P.M)在2000年研究欧洲政治中报刊和电视新闻的内容分析，被引次数为224。兹兹·帕帕克瑞斯(Papacharissi，Z)研究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达万·沙(V.Shah)等人重点阐述了公民生活中互联网使用模式与社会资本的产生。这些文章在政治传播研究演进中获得持续关注。
(2)主题迅速更新:多元化主题中的公众舆论与社交媒体发展成为两大研究焦点
使用TF-IDF方法计算出的摘要文本间相似性作为引用关系的权重，采用Louvain算法，研究将13，617篇文章划分为233个社区，将社区包含文献数量500作为划分标准，其中边缘社区222个，核心社区11个。随后采用LDA对11个核心社区内的文章摘要进行主题建模，挖掘出的关键词包括公众舆论、政治参与、媒介报道、虚假信息、社交媒体、政治活动、选举、政治广告、公共关系、意识形态、政治讨论，并绘制出了11个研究关键词随年份的变化图，结果如图3所示。11个主题随着四个时代的发展不断演进，不断迭代。
整体趋势上，“公众舆论”主题发文量连年攀升，“社交媒体”研究在2020年之后骤然增多，仅次于“公众舆论”。“政治广告”主题下的文献在2014年的发表量为23篇，较2013年(37)下降37.8%。
图2 四个时代政治传播研究发文量树状图
Fig.2 Dendrogram of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our eras
图3 11个主题下的年文献发表量
Fig.3 Annual publication quantity of literature under 11 themes
(3)研究空白期:部分研究主题越过政治传播的第二时代
研究主题随着时代演进不断更新与迭代，整体脉络并未发生变化。从图4中，能明显观察到第二时代成为政治传播的空白时期，除了一些新的理论被提出外，多数的研究未有新的进展，而是直接在第三时代和第四时代出现新的进展。数据显示第二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共识别出65个社区，第一时代与第三时代分别识别出84个与101个社区，这意味相较于第一时代，第二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减少了22.6%的社区，即研究话题更为聚焦。通过更为细致的观测，共有11个擎始于第一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主题越过第二时代，直接进入第三时代的研究，这些研究主题大致包括:性别议题、爱尔兰国家的相关议题。张敬婕在2011年的一篇报告中通过对17种新闻传播类权威和核心期刊1995—2009年发表的传播/媒介与性别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在2004—2008的五年内，国内攻击发表性别相关的传播学研究83篇，其中2008年发表31篇，占五年总发表量的37.3%，从论文数量的波动幅度来看，并未出现稳步增长的态势，表明了传播/媒介与性别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体系中的出现具有随意性，该研究领域尚未成为稳定的期刊内容，也未成为新闻与传播期刊的重点或常设栏目[14]。这一报告的结果也佐证了包括性别议题在内的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些话题研究在第二时代出现了空白。
(4)主题网络社区:议题趋新但普适性降低
通过观察图4可以发现，第四时代内部的文章与文章之间的引用增多，尤其是与第一时代和第二时代对比，在第三时代与第四时代中的研究内部之间的引用量增高。这意味相较于前三个时代，第四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传播研究陷入缺乏创新点”的困境。
图4 政治传播研究关键主题演进图
Fig.4 Evolution diagram of key theme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主题社区划分结果显示，有55个社区是在第四时代开始出现，同时代占比为46.2%。通过主题建模与人工编码结合，研究生成了第四时代政治传播研究中的新主题，结果显示，第四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比较突出的是“新”——新的研究对象，以及分布式对话等新模式。新的研究对象范围大到国家地区，南苏丹共和国，南非、尼日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著、穆斯林，小到媒体，宗教媒体、脱口秀节目、无烟政策、祖鲁语小报(iSolezwe)，都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但第四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所呈现出的“新”，又带来一种逼仄的感觉。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到少数群体与新兴事物，普适性的理论与概念的创新性发展则略显不足。
(5)持续的辩证与对话:政治传播的健康发展道路
尽管第四时代中普适性的理论与概念的创新发展有所减缓，但是历遍四个时代，政治传播中仍然存在持续的辩论和对话，没有党派路线，而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这被称之为健康学科的标志[15]。结合前文的主题建模，研究挖掘到政治传播研究中始终存在的一条充满争议与辩论的道路——媒体究竟促进还是阻碍了民主?这一问题虽然并不会总是直接出现，而是作为一种传统，隐藏在政治参与、获取信息的平等、制度信任、监督权威等概念当中[16]。
以政治参与为例，在各种新媒介出现的初期，研究者预想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新媒介的出现会使得原本缺乏金钱、手段或能力的群体有机会接触到政治信息，从而降低政治信息获取的不平等，提高整体的政治参与率。但随后的研究又在不断打破这些“幻想”。查菲(Chaffee)和卡尼半(Kanihan)的研究发现个人可以从新闻广播中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电视新闻观看对解决精英和非精英之间的“知识差距”几乎没有帮助[17]，甚至增加了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在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差距[18]。但非传统的、“软性”的政治信息来源-晚间喜剧和政治谈话节目又在随后的研究中被证实能够显著增强政治参与度，尽管并非对所有选民阶层都如此[19]。同样，对于互联网媒介，有学者预测互联网将加强而不是改革现有的政治沟通模式，加剧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之间的差距，只会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提供新的信息来源[20]。而巴克(Bakker)等人聚焦政治参与关注的重点对象——年轻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上的冲浪活动能够积极促进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21]。同样，在建构公众对民主及民主机构信任层面与监督政治权力层面，研究者们也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而是不断地展开思想交锋，从不同角度出发阐述和证明自己所持观点的正确性。
4 结语
本文结合LDA主题建模和TF-IDF算法，对1995—2023年间发表在SSCI-Q1区期刊中的政治传播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网络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28年间的政治传播研究成果数量庞大、主题多元，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展开研究。从演进趋势来看，从第一阶段到第四阶段，传统研究议题持续深化与拓展，同时新概念和新主题不断加入，部分研究主题跳过第二阶段，直接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在最近的第四阶段，政治传播研究的经典议题依然有持续对话与辩证，但大量新议题涌现，也面临普适性不足的局限。展望未来，政治传播研究需要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通过引入新话题、新概念、新观点和新理论，进一步推动领域的发展与学术繁荣。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④]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赵甜芳，tianfang09@foxmail.com
收稿日期:2024-09-08; 录用日期:2024-10-14; 发表日期:2024-12-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社交媒体大数据挖掘的信息社会分层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D22XXW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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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matic Comm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cross Four Eras:From the Age of Innocence to the Conquest of Digital Networks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2. AGI Media Center,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order is shaped by the power dynamics and discours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nations. Within this contex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pivotal in shaping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evolution and them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large-scale literature and long-term temporal analysis. This study employs network mining methods to conduc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panning 28 years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It identifies 11 key themes, including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edia coverage, and disinform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ince 1995,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ntered an “Age of Innocence, ” characterized by an abundance of high-quality studies and an expanding academic landscape. A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atured, the initial optimism about “the Messiah of Democracy” began to wane, marking the transition to a second phas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Age of Disillusionment. ” The third Age is claimed as “the golden age of social networks”,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media emerged as primary focus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s to the “Conquest of the Digital Network Era”, a surge of novel topics has emerged, although research on the universality of classical theories and concepts has comparatively slowed. Across these four eras, persistent dialectics and dialogues highlight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digit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OI: 10.48014/jcsb.20240908001
Citation: MA Shiyu, WEI Baoyuan, ZHAO Tianfang. Theevolution of thematic comm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cross four eras: from the age of innocence to the conquest of digital networks[J] .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Bulletin, 2024, 1(2): 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