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抗议” : “山东问题”下留美中国学生 “抵制日货”的价值选择
(1.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昆明 650500
2.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伯克利 94720 2318)
摘要: 1919年,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 一种激烈的民族意识迅速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群体, 留美生通过“抵制日货”这一“激情革命”的方式, 表达对这一事态的密切关注。就留学生对“抵制日货”的态度来看, 大部分留学生萌发了民族意识的情绪, 而以少数留学生为代表则对以上问题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趋于“民族自决”、更具有民族内在觉醒意识的自强方式。体现了书生报国的另一种面相。
关键词: 近代留学教育, “抵制日货”, “民族自决”, 留美中国学生, 价值选择
DOI: 10.48014/tpcp.20230206001
引用格式: 张睦楚. “激情抗议”: “山东问题”下留美中国学生“抵制日货”的价值选择[J]. 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 2023, 2(1): 62-71.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3-02-06
接收日期: 2023-03-07
出版日期: 2023-03-28
0 引言:在美中国留学生对“山东问题”的密切关注
近代中国面临最重要的议题即是如何摆脱国家的生存危机，如何在世界局势的变迁及胁迫中做出契合自身利益的恰当反应，任何时段均无例外。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次年一月，当英、法、美三个战胜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论时，以部分留美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团将一份争取中国国家主权的合约方案向大会提出，却遭到了驳回，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也将中华民族的全部尊严撕碎。中国虽为战胜国，但是在山东问题上却依然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神经。从总体上来讲，美国自“一战”后所坚持的是不卷入欧洲大陆的权力争斗之中，这样的政策有助于确保美国独善其身，免遭来自欧洲战场硝烟的“毒害”，这种价值选择也称“美国总统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合作式反帝国主义”，此后一直延续到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政府时期，这就使留学生不得不依靠起自身的力量，另寻救国之途[1]。留学生出于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肩负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虽远居海外，时临国家无端蒙辱，必不辱使命共赴国难。鉴于中国目前的危机，在美留学生无不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斗情绪，几乎所有在美的留学生愿“立即放弃原定的学习计划，请愿回国从戎，回国从军!保全国土!”[2]并立志“日本谋吞中国之毒计时，吾辈留学生誓死效力、力主征战愿为国捐躯万死不辞!”[3]过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相当荣光的，可是，近代开始，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却沦为边缘的地位，当留美学生面对着自己国家地位沦落的这一现实，他们该如何处理对自身民族的情感?是该愤慨，还是面对强大的敌国而自卑?是该怨天尤人，还是该卧薪尝胆?当曾经亚洲的“中央帝国”沦落到了边缘的现实，中国该如何奋起直追?留美学生又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来面对这一复杂情势?学生们须如何发奋中图强?对于以上这一系列问题，留学生或是通过刊文，或是通过充满深情的演说，给出了自身的解答:我们只有奋起而自强，才是对日最好的策略。因为“如果我们除了毁灭以外，没有任何一得，则所有拼命一搏的说法，都只是莽夫言勇!”[4]言毕，留美生则笔锋一转，进一步指出“最强的人或团体，任何事都可作，不必依靠战争获得自我独立，也是由于强有力的人——特别是强有力的国家，则处处亨通、凡事可做;而无力的人与无力的国家则无公理可讲，自然也不配谈公理。但是为了争夺自己的那份利益，于是只有挥舞拳头，只有大声号呼，也只能以暴力代替讲道理。”[5]基于此种观点，留美学生纷纷提出“自助式抗日救国”的一系列具体方式。
1 “激情抗议”:“民族斗士”的日货抵制运动
“山东问题”爆发下，为了探讨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的相关问题，留学生加大了抗日救国相关活动的频次，整个留美学界也被一种慷慨激昂的救国情绪所弥漫，其中在美中国学生群体中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即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激情抗议”行动。严格来讲，抵制日货或是抵制某国洋货，并非是一战前后的特殊产物，而是自有其长久的“民族意识”呈现，作为民族群体对待某一国家民族态度的外显形式，具有自身的逻辑理路。早期，中国民众对于洋货通常有虚荣之心，“明明是中国人，但表面虚荣爱国观念不强，贪小利爱买洋货”，只讲求表面满意而不考虑是否国货，商界也鲜有较为强烈的国家观念，国内亦少有民众关注商界民族主义活动，更无抵制洋货、抵制日货等罢市活动。从贸易差额上来看，欧战之后，日本对华输出贸易，比较数年千金额虽然无大差别，然而数量则大为减少，日货输出较前一年减少六百八十七万两，华货输出日本增加了一千三百零六万七百五十八两，全因大战之后物价暴涨，而中国因银价逐渐高涨，购买力又大为激增之故。
随着民族意识的弥漫，国人开始对日货产生了“应急式”的情绪抵制，并进而演变成国人某种“激情式”的抗议运动。中国对于日本的抵制，首次在光绪三十四年春之辰丸事件，第二次是在辰丸事件翌年。彼时，日本对安奉铁道自由行动之宣言，中国政府不得已需定中日协约，因此中国国民复愤起，东京之中国留学生尤其激昂，全体学生决定联袂返国，在北京天津一带，为力竭声嘶宣传，遂有第二次排斥日货运动。当年日本对华输出商品额度，虽然较之为前年较多，至此比前年尚且减少了八百万圆，中国对日输出之贸易额，比前年减少了五百万元，比前前年减退了一千二百万圆。第三次排斥日货，则发生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当年三月末至十月之间，上海、汉口、长沙、重庆、宜昌、天津、广东、山西、湖南等地的绅、商、学各界，均出现了排斥日货之运动，影响至全国范围，造成当年度日本对华输出共计减退二千万圆。此后五四运动继起，新加坡、马来西亚、夏威夷、暹罗、旧金山、南洋、沿海学界、北京、广东、汉口、南京、济南、杭州、南昌、苏州、青岛等地均有大规模排斥日货(如苏州、杭州之江大学学生有焚毁日货激进行为，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在“五四”当天迅速召开会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以“拿出良心来，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的宣传口号，向北京各高校人士宣传与倡议抵制日货)的大规模运动[6]。
事实上，京津地区率先发起的反日货运动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榜样，并直接带动其他地方排日风潮的兴起。1919年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也是纪念日本在1915年5月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一天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故而也是提倡抵制日货的绝佳时机，中国商会领导工商界迅速做出抵制反应。在一份号召于5月7日抵制日货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日本既占据我满洲，今又欲强占我商业市场，如此看来，日本真不是我中国的友邦了!商业也应爱国!我中国人民无论士、农、工、商行人士，应从民国八年五月七号起，速速齐心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银行钞票。若各人有日本钞票，应速去兑现，以求清出。银行钱业界也应立刻停止收付日本汇票、支票及商票，各主要街道商店应立刻罢市并速火烧日货!只有大家抵制日本，中国才或可望不亡也——此份传单，看完请再速交他人。”这一份报告掀开了民众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5月8日，济南美国总领事吉奥·毕克福德(Geo F.Bickford)致信美国驻京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 S.Reinsch)，提及“考虑到京津地区的反日货运动所造成的麻烦，并担心济南的学生以及其他爱国民众也会采取同样的反日货行动，故而济南官方在昨天出动了一部分警力驻扎在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附近，以便维持秩序。济南的日本领事馆代理领事显得惊慌失措，他甚至请求英国领事禁止中国游行队伍进入领事馆所在区域。”一天后，即5月9日—前美国驻华大臣保罗·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华盛顿为中国人“说了些话”，他当天在中国“屈辱日”群众大会上发言，纪念中国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最后通牒的五周年。他特地谈到了中国的商人与学生抵制日货运动，并说新中国的年轻人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在这个关键时期进一步侵犯中国。他说，在全国范围内的抵制日本商货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学生和商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民族运动，中国民众在这种意识的觉醒之下，未来很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中国利益的中央政府。
至此，各国留学生界随后正式提出对日货抵制的一系列主张，对日负面激昂的情绪不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更是下透至了具体行动之中。据政府经济处统计，自1919年9月底，当山东问题在凡尔赛会议上被联盟诸国拒绝的消息传到国内，一时间不仅引发了国内学生群体对日抵制之激烈情绪，愤慨情绪甚至突破国界，波及国外，如海参崴、新加坡、旧金山、南洋等地，国人无不对此深表痛恨。山东商界也立刻掀起抵制日货行动，近万人召开公民大会，通过罢市决议，检查焚烧日货，并组建学生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学界联合会、抗日救国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十人团、本地救国团等，除了开展各类抗争主题的讲演活动以外，更直接运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对国家外交活动声援支持，如组建国民外交后援会、学生外交后援会等，最终导致山东省内日货大减，有近乎绝迹之势态。
对此，美国政府并不认同在日中国学生的此种价值抉择是“公义的”，美国政府批评道:“如果中国的帝国政府能够像暂时采取的行动那样制止对日本商品的抵制，那将证明两件事之一:要么它对臣民的控制力超过了通常的预期;要么中国实地的反日情绪并不像实地观察家所报道的那样苦涩或如此顽固。同时，需要各界注意的是，不管学生们抵制的其他动机是什么，学生阶级很大而且自然地有影响力，他们毫无疑问地对试图来这个国家完成学业的同僚所受到的实际待遇感到愤慨。”日商会也发声反抗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商会联合会召开联席会，通过相关议案如下: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确实违背中日条约，不顾国际义务，故而应当敦促日政府向中国当局提出打消此项运动之抗议，此项决议议案将正式呈递日本首相、日本外相及日本农商部大臣。
留学生界所盛行抵制日货的激烈主张与抗议，主要是出于一种爱国的理想，况且抵制日货不会损害学生界自身的利益，且抵制日货这类较为“泛化”且便于操作的工具性手段，遂成为了留美学生能够立即拾起的抗争“工具手段”。留学界清楚地意识到，抵制日货的关键是要得到商界的支持，进行民族情感动员以激发商人良心，而商界的态度又取决于商会与职业商人的立场，因此这其中较为活跃的群体乃为学生团体或职业商人，成为了留学生界争取的重要对象。为了取得商界的支持，留学生甚至组织起学生联合会借抵制日货机会以振兴国货。据统计，当年度日本之对外贸易总计二十九亿六千一百余万元，内输入与输出相互抵扣，计输入超过贰亿六百余万元，比去年计划输出减少了六百七十一万元，输出骤然减少的原因则在于5月后全国与海外联动的排拒日货运动，尤其以日本所生产的海产品、罐头、火柴、洋布、食糖、木料、火柴、洋罩灯、洋伞、东洋手帕等物品所受打击为最为巨大[7]。
在上述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深切地思索了“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这类问题，逐渐领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身份意义与国家保卫观念，在抵制日货中充当了“呼喊者”、“唤醒者”、“宣扬者”等各种角色，纷纷发表言论，并主张以实际行动一致抵抗日货。美国斐市那(亦称“费利蒙市”Fremont)留美中国学生立刻成立商货救亡团，呼吁留美学生“谓吾人求学，本为国用，国既沦亡，所学何用?今日救亡，非一份子之事，乃至全群之关系也，诚宜立刻抵制日货矣!”[8]留美学生的呼吁引发了华侨社会及华侨商会的广泛关注，后者大多认为留美学生“大都以爱国心为主，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者，则有联络华侨捐助资金创刊(战报)之举、有一致抗击日货之举。余若以个人名义通信同学，倡议种种办法者，亦不乏其人——如华盛顿钟某之提倡采用罗马字为普及教育门径，普士温尼亚大学黎某之著作国民救国十大政纲，皆为一时间议论风生，足以鼓张留学生之爱国精神者云云。”[9]同时，留学生主张抵制日货以应时期预定，以时期不过于太久为善。另外，他们提议抵制前应多加调查，应对日货精细分类，对卫生用品、奢侈品、日用品、必需品进行分类，提倡以欧美商品为代替，有志之士应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集合群力全力以赴[10]。此外，美国各大学教授也纷纷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有波士顿哈佛大学商学院主任哈斯教授抵制日货运动[11]。不少留学生以孔孟之道对此进行比拟，认同这一理念:“夫敌国之所以欺凌我、压制我，必窥我有自亡之机会，而后敢于一试也。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不其然哉?以吾国三万方里之河山，四万万众之人民，致区区三岛之倭寇，以武力逼迫我境，以二十一条之条件，其为羞耻也孰甚焉，是皆由于吾国人不能自奋之故耳。吾愿同胞自今岁始，终身誓用国货，则民国年至覆辙，或可勿蹈也，昔日勾践沼吴而浭忿，光武帝复汉以中兴，皆能自奋雪耻者也。”[12]由此亦可见，在美留学生将观念具体在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日本实际遭受到了经济、政治的双重压力。
2 “制造新国货”:激情主义的另一种替代方案
此外，留美学界也提出了“抵制日货”的替代方案，即“制造国货”，并组建了“国货维持会”以此大力推行国人买国货。“国货维持会”的组建是有特定因素的，彼时因日本增加奢侈品进口税案集合各业联席会议开会时，有一位爱国人士(范大璋)悲愤交集说:“鄙人愿意以身作则，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愿意持此字样四处游行，并愿意在日货代销处以激励之。”言时声泪俱下满座为之热忱动力令人钦佩。但是此方法依然有商量的余地，中国如此之大，人民又有四万万之多，类似范君此等爱国思想的人决不在少数，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此种爱国方式的妥当之处。早几年武昌即有学生向各商家下跪恳求其不售卖日货，其余各地方的人民演讲救国或者集合几千余人几万余人举行游街运动并手执“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旗帜高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口号，大声力呼“宁愿用粗笨之土货，不用灵巧轻便之日货”(否则会中了日人险恶毒计的用心，类似“乌木筷中装炸药”而炸伤士兵的情况也屡次发生)，至于日本经济上将如何，反之我国工业便能发达，人民能爱国，而竞相用土货，则我国经济界必盈绌。轰轰烈烈也不知道闹了多少次?轰轰烈烈不知施行了多少次运动?还有热血沸腾的人破指写血书，甚至于不惜牺牲性命抱石投江以激励人心的举动，但结果不过是“五分钟的热忱，而我国商人则蒙受损害”。还有商会邀请棉织纱厂总经理演讲抵制日货问题，演讲中提到“国货不能振兴的缘故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提倡国货并抵制日货(无论哪一国的货，但凡一切剥夺我国权益，使得我国国货不得振兴的外货当然要统统抵制)，并不是上等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若舍此不图而空言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恐怕即是有一千个范大璋先生，也还是一曝十寒、无济于事，我国‘国货维持会’诸君热心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热血不要冤洒了，我们的救国精神不要枉费了——现在要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唯一方法只有提倡新国货、收回关税主权，但关税主权究竟该怎样才能收回?日本货品究竟如何不再风靡商界?如何倡导人人爱用国货?我们别无他法，只有国民团结起来澄清内政、打破环境的障碍而后可”。[13]此外，学生界也清醒地认识到，除了抵制日货，根本救国方法还需要振兴实业，更需要提倡国货的品格，商货的品格必须加以改良精益求精价廉物美，“要较之舶来品要高尚些、优美些，引起世人瞩目，国民就是不用的自然也用起来了，不购买的自然也购买起来了，如果这样不能断敌货之源，亦可转弱而为强，转贫为富有!只有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奋斗到底，断绝外货的来源是与振兴实业与提倡国货不可，深望海内志士留意国内实业者、国内商货制造者速起也!”[14]
彼时国人抵制日货风愈演愈烈，他们则在一份面向全体留学生刊发的关于山东问题宣传册中，援引了杜威先生对于抗日态度的观点:“倘若国内抵制日货的风潮愈演愈烈，其结果只能是对国内更为不利，因为现今手握日本货的商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中国人”。[15]这一观点是杜威先生1919年访华时候根据在华两年余的访华经历，撰写的《从内部视角看山东问题》一文(Shantung As Seen From Within)的所节选摘录而出的，大致能够代表这一派别的留学生的对日观点。其实，杜威教授对于留美学生们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早在当年4月27日杜威(Prof.John Dewey)教授在美国权威周刊《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真正之危机》(The Real Chinese Crisis)，文中就讨论了中国政府的衰弱、中国民族士气的激进以及中美、中日关系等问题，他尤为强调了中国今日的危机在于对日偏激的抵制冲突，当今中国轰轰烈烈的全民族的排外运动虽说“并无错误”，但却分明受了“种族的成见而蒙蔽双眼”，同时失却了“冷静之头脑、辨别之能力。”[16]
杜威的这一观点大致与他将战争视作“反对个人主义传统限制”的观点一脉相承，他在上述表态中也树立了“对抗需要超越一般是非属性、超越一般道德属性”的理念，针对当时国内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一现象，美国的著名期刊《瞭望》杂志(The Outlook该杂志又名《展望报》)[17]也刊登了一则漫画，警告中国民众现阶段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甚至是泛化到抵制美货，这些激进的抵制行为不仅对中国毫无益处，也是一种无知暴力且极端的“盲目行为”(Blind Activities)。漫画其意图在于使留美学生对抵制日货行为保持警醒态度，以抵制“某国商品”的不痛快，用以成就国家的大痛快的感情冲动、意气用事是无用的;这类心里觉得不痛快便“拿一两个日本人、拿一两件日本货来出气”的方式绝不是深谋远虑真心救国的爱国青年所应有的行为——即便这种形式上貌似是爱国的，但实际上却是误国的。随后，中华会所特聘律师约翰·麦克纳布(John L.McNab)于1919年6月27日发表声明称:“虽然考虑到商会与实际商人的具体处境，但作为海外中国人，不能淡忘民族屈辱，立志抗议日本对华提出侵略!吾辈系旧金山华人，宣布联合抵制所有日本企业和商店，拒绝购买日货!”《联合行动宣言》一经发布后，已快速通过广播传达到了美国当地所有的中华会所，居住在包括落基山山脉以西和墨西哥边境以南所有州的华侨，声称将积极响应商人会所的号召[18]。
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抵制日货这种方法实属下策，抵制日货是在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底下，求得自我保存的方法，是“令人可怜”的精神产物，是没有相当武力抗拒强日的掠夺，是于万无一法之中寻求一个较为有效的软弱方法。这种方法属于自卫的、防御的、抵抗的、保守的，并非是进攻的、袭击的、侵略的，是不甘心受日人的掠夺而图自己生存的，不是想掠夺日人而发展侵略主义的，是为日人的侵略主义压迫而生的，不是无端就显现出来的。中国国民尤其是包括留学生在内的群体，是想采用这种方法促使日本国民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令其政府抛弃对中国所实行的侵略政策，这种抗拒的方法可以说是消极的，也更是“国家主义的产物”，是“含着国家意图的情绪”——因此并不是留学生界一贯提倡的做法。据此，有留学生提出这种极端抵制的无知，并不是爱国，这是“可怕的撕裂”，只是行“正义和伟大”之名，行“蠢不可及的事”。而真正的“抵制日货”而应打破国的阶级，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向改造。
在一篇名为《读了十六篇抵制日货的讨论以后》的批评抵制日货的文章中，留学生指出“中国民众对日货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性质上不大相同，至于中国现在的政治改造与经济改造，应不应采取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制度?只是许多留学生反对抵制日货的意见除了像弹棉花似的声浪以外，找不出有一个更好的代替抵制日货这种下策的主张罢了，对日货态度的意见不但应该以事实为上策，而诚应当遵循现存的经济互利原则与法律”。[19]事后，留美学生发表了名为《学术救国》的册子，文章指出组织义勇军、刺杀汉奸、散发请愿单、举行罢工、抵制日货、呼吁国联等等活动，均有助于救国，但是这些活动并不彻底，也只是昙花一现、片刻的群情激奋，救国最为关键的方法乃是提倡学术。所谓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技术落后，而更在于道德弱点，追求学术不应该只是出于抵抗外国侵略的需要而盲目抵制某国商品，即使没有外国侵略，中国也需要科学知识，因为它对人类进步有益，因此学者的首要责任在于始终从事学术研究，而不在于通过一商一货而掀起对立情绪[20]。
于是，留学生界抗议声音再起，有学生提出吾国近年来之国耻，何止一二，国人自命爱国，不甘静默而息，于国事不加研究，轻举妄动，提倡抵制日货之好事者，附和为之，因此事影响尚少。今日风潮渐渐及乎海上，狂论出现于报纸，国人仅知道有“世界”或“天下”的观念，不懂得什么是国家或国家不是什么，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国家主义”的人，好似一些“爱国贼”，开口闭口一个“爱国”，开口闭口一个“抵制”，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卖来的劣货——这班留日、留美学生别的道义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极端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危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我们对于眼前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的日本、侵略别国的商货，怎样处置他呢?我以为应该根据人道主义、爱公理主义，和全人类讲公理不讲强权的人，来减灭那一切讲强权不讲公理的人，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哪一国，若是根据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来排斥日货，来要求朝鲜独立，未免带着几分人类分裂生活的彩色，这是思想的不彻底[21]。
从近代的许多国家论所持有的“成熟理性国家观”来看，早已战胜了历史上的一些虚无派政治思想，更与情绪中的“精神惨状”划清了界限。有事实证明，仅仅依靠“抵制”手段，徒是一种想象的非科学主张，绝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合理办法，于是爱国人士转向可立即执行的层面进行国家观念的阐发。君主时代的人民和民主时代的人民自然要不同，彼时人民只知道有君而不知道有国，所谓天下兴亡，也不过就是改换皇帝变个朝代名称，和人民很少有生命和财产的冲突。因为没有受到国家恩待，所以也有不想报效国家——唯独这次战争才把我辈中华民族从睡梦中惊醒，把过去的误谬观念给纠正了。世界上的战争是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抑或是阶级之间的战争?关于国家的本质，柏拉图说过“国家乃为最高道德之存在”，亚里士多德谓“国家为自然生长物”，霍布斯谓“国家为人人战争的结果”、卢梭、斯宾诺莎、洛克等则谓“国家为社会契约的结果”，黑格尔则谓“国家为法律的道德的政治的自由实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证国家的本质是如何的尊严而具有最高价值的组织体。国家是由人民而形成，人民是依存着国家才能生存的，所以作为构成国家有机体之每个细胞的国民，必须得尽到做国民的义务，然后才能换来在国家里应享有的权利。也只有在国家的保障之下，才能把人生的高度欲望满足，这是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家所确信的铁则。在美留学生群体中种种爱国形式的展现，包括对某国商货的非理性抵制，或是对某国商货的非理性接纳，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是一种“激情澎湃”的现实操作，因为在狭隘民族主义通常的道德感中，“利己主义”比“利他主义”更为高尚。由此可推导:若是将爱国主义视为“他爱”或“利他”的衍生物，那么它在道德上至少是可疑的。所以有人对此断言，爱国或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在本质上是自私的，虽然难以抑制和消除，但并不是一种值得标举的美德。
3 现实的逼迫:“实践主义”爱国观的价值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曾经兴起了一阵和平主义的热潮，胡适、蔡元培等人在这股热潮当中发挥了相当作用，人们普遍以“公立战胜强权”的心情和思考方式来感受和看待欧战的结果，乐观地相信未来的世界即将是公理的天下，中国亦将由此获得民族和国家的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公理主义”的高度简化了思考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方式。然而，当中国公众还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并期待着享受“公理”所带来的更多公义时，巴黎和会所议定的《凡尔赛合约》给了中国当头一棒，过去中国与德国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即将转让给日本。对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实际上为收回中国的山东主权而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抗争，然而收效却甚微。虽然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协约国的胜利、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及国家平等的国际联盟、巴黎和会的“和会”之和目的等，均使中国公众对世界“即将到来”的“正义、公道、平等”等未来世界公理秩序产生了信心和期待，但这一“美丽的期待”却在现实中破灭，这一现实犹如一记重拳，狠狠地敲打在每一位国家公民心中，对任何一位有“精神洁癖”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侮辱[22]。
在残酷事实面前，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陡然发现了“公理”的苍白无力，颓废且萎靡。一名署名“陈冷血”的作者猛然警醒，则以尖锐的口气质问中国所遭遇的不公:“欧洲和会之始，所谓公理之战胜也、所谓密约之废弃也、所谓弱小国之权利也、所谓永久和平之同盟也。今和会之草约已宣示矣，其结果如何?其效果如何?所谓中国之主张者，今犹有丝毫存在者耶?由此可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有成，其作其孽者，终不能幸免……若不能自谋、自助而欲望诸人，则终归于空想而已。呜呼!国人当其自奋也!”[23]对此，全体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同仇敌忾，认为有必要尽学生的一份责任以向世界说明真相，留学生主张美国不应加入国联，同时呼吁美国国会驳回巴黎和约，与此同时更要尽学生之力，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至此留学生界奔走呼号以伸张正义的精神，可谓一时间弥漫在美留学界。留美学生在巴黎和会后在国家观念指引之下的具体行动，包含留美学生对国家主权的极力维护、对抵制日货的多重态度，均体现出了国家观念从上位到具体实践抉择的下移，不能仅仅“游移于概念游戏”。在这其中可见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留美学生在具体行为中实践的国家观念主义指向了具体的行动自我，意味着留美学生在此类“实践主义”国家观念之下的种种选择，亦意味着留美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无法仅仅限制于“精神层面”，必须将其落实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之中。留美学生洪业就以“实际”的精神号呼留学生应立刻拾起武器报效国家，他曾在各类学生聚会场合中提到“从1919年到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落选之间，我至少演说过一百多次(我个人能在演讲中做出实际贡献);我不仅到过美国的扶轮社(Rotary Clubs)、共济会(Kiwanis Clubs)、缝纫妇女会(Ladies Sewing Circles)等公众场合，还在各类留学生团体中演讲过，可以说什么地方有人肯听，我就去讲‘山东问题’，谁也不能否认，山东半岛上的中国人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每一位中国人的国家观念生成应具有其实践，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命运交到日本人手中，口号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呼号上，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尽快落实身为中国人自决自强的意识，只是大家都快动起来罢!”[24]“我们是在真实行动着救国，而非搞党派政治，更不是追逐概念游戏”，成为了此刻留美学生最为真实的价值选择与精神标签。不可否认，观念生成的变迁史，不仅指向自身完善观念结构建设及意识再塑，也指向增强自我意识，更指向情感下位的具体行动抉择，以便更好地进行情感的自我定位。在对日货的抵制行动方面以实际体现其国家观念，呈现出了这一群体所特有的一种行动主义的“道德激情”与“真实落地的”观念[25]。
其次，留美中国学生在实际中的种种选择，也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吊诡”的现象，即既要求自身对国家毫无区别的爱，又要求对他国具备“有区别”、“有要求”的爱，这体现在从“观念”的某种世界性、大同特性下移到具体的实践操作方面的一种“游移现象”，更意味着一个声称“爱国主义者”的群体，在实际上并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祖国和别的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推定为留美学生在国家观念的具体抉择上具有某种并不公平的实用的“利己主义”观念，而书生报国的取向与方式如何，无疑也是需要放置在近代中国深刻的环境下进行考虑的。近代的国人脑中长时间激荡的民族自决意识是每一个中国人未能绕过的显命题，胡适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并言:“当今民族士气与民族自决的声音已经获得了压倒性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第一要义，在现在当下的中国里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26]追根究底，中国近代的民族自决意识是一种情感性的关联，这种情感性关联投射于由故土转移到新大陆的留学生身上，则体现为一种轻微程度的“不安感”。在部分留学生群体上则外化为刚强的、武力的、冲动的爱国情绪。透过中国近代的历史来看，民族士气正切合时下中国之所需，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逼迫之下，无论是国人的精神塑造还是民族国家的建立都亟须民族自决来“帮一个大忙”，因此整个社会不能失却民族士气的存在[27]。当然，民族意识往往与民族共同的历史遭遇息息相关，民族意识的形成也与民族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基于此，民族主义的情绪也通常有两个来源:第一类的民族意识是来自于外部的压迫及侵袭，属于一种应激性的自我防卫心理。对于一个群体而言，越是受到外部打击，就越是向内部寻求支持。因此，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之间容易生成这种具有血统凝聚特质的向心力，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当国家遭遇危难时，即使身在大洋彼岸远离故邦，但留美中国学生依然“抱团取暖”式地团结一致抗日保卫国家尊严;第二种民族意识则是来源于自身的优越感，这是由于优越而衍生出的群体自豪感、认同感。通常而言，一个群体越是出类拔萃，这种民族意识就越强烈。在这种民族意识的影响下，最倡导民族自决的往往是社会精英人士，因为中国未来的好坏与他们的生活前途息息相关，他们需要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前途联系起来，用“士气”“自决”与“国家”抱团取暖，用民族自豪感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对于中国倍受屈辱的现状来讲，这种民族义气恐怕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法得以延伸。因此，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决的真正意义，在于“以民族自决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具体来看，第一步是以全体民族积极的奋斗，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脱除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第二步是努力求得中华民国内部的人人平等;第三步是进而发挥济弱扶贫的精神，辅助弱小民族，使其均能够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以促进世界大同之实现，发扬出中华民族‘治国平天下’的理想。”[28]
在近现代社会，在美留学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了，他们成为了中国革命文化的“普罗米修斯”，他们不再是专制的辩护者，而是民主的先行者，更是新国度的开创者，更是理性观念的辩护者。留美学生大多沐浴了欧风美雨，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弊端的认识，比国内的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要深刻的多，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也在实际行动中陷入自觉或不自觉的“盲区”;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显然具有较为深厚的感情，但他们同时也是世界主义者、大同主义者，与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不同，留美学生更加富于忧国意识，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也更具有批判意识，忧国是因为爱国，爱国是为了救国，所谓爱之愈切、恨之愈深。
但是在本研究中，笼统地以在美中国留学生对待日货的反对态度，均缺乏充分的理据，我们需要鉴别不同形态的爱国观念、国家主义情愫，以便相应做出差异化的道德评价。在国家场域之下，观念之下所包含的热爱，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关怀、忠诚与奉献这些值得称道的品质。但什么是爱呢?有人倾向于将爱描述为纯粹盲目的、完全非理性的、无须任何理由的狂热激情，但这是一种过度“文艺化”甚至是“煽情化”的表述，表面上或许有助于探究人性深渊的幽暗之处，但却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种认知仅仅是源自情感与理性极端对立的二元论，更是无从揭示人类关系的真相。在宽泛的意义上说，所有可持存的亲密关系都无法排除理性、判断和反思的维度。与父母之爱相比，留美学生观念中所持续的爱国主义应当更有可能容纳理性判断的维度，因为国家并不具有像家庭(以及宗族、部落、村落、地方社区甚至城市)那样的经验具体性和直接可感性。人们对国家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养成的”。因此，爱国并非一种“自然的本能”，而是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情感，教育是一种话语(论述)依赖的活动，也就无法排斥论述的内在要求、理由与判断。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问题。很显然，这几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危难之际“爱国”的忠诚与观念下的具体行动，均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意义之下，在美留学生的具体抉择显然有着某种可疑的限度，其国家观念中的“祖国”不是一个“超自然的”国度，而是一种现实困境之下“未竟的理想”。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⑧]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张睦楚，muchuchiang@163.com
收稿日期:2023-02-06; 录用日期:2023-03-07; 发表日期:2023-03-28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近代留美中国学生在美政治活动研究(1909—1937)”(资助编号:2019M662094)、浙江省博士后项目择优资助“‘世界性’与‘本土性’的互动:浙籍留美学人与浙江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编号:222485/一等资助)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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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onate Protest”:The Value Choice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Resist Japanese Goods” under the“Shandong Issue”
(1.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Education, Kunming 65050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94720 2318, USA)
Abstract: After the failure of China's negotiat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 a fierc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quickly spread to the entir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especiall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remained intensely national even though they w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ifficulties, the call for national salvation is increasingly rising,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scholar” and“national salvation” has become close, and many students consciously take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to themselves.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d their close attention to this situation through the“passionate revolution” of“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For th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they liv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the number is not large compared with the vigorous protests in China, but they inevitably participate in the tide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ces for national salvation. In terms of the attitude of foreign students to“boycott Japanese goods”, most of them have a deep-root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while a minority of them, as representatives, are more inclined to adopt a way of self-improvement that tends to“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has more internal awareness of the nation. Reflects the scholar to serve the country another fac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value choices an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activities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riven by patriotic spirit reflect the dual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in modern times, and shine the light of pure patriotic ideals of overseas students on the other side.
Keywords: Study abroad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boycott Japanese goods”,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value choice
DOI: 10.48014/tpcp.20230206001
Citation: ZHANG Muchu. “Passionate Protest”: The value choice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Resist Japanese Goods” under the“Shandong Issue” [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edagogy, 2023, 2(1): 6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