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招异地借考:晚清顺天与山西乡试借闱的历史启示
(浙江大学 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 杭州 310058. )
摘要: 晚清壬寅、癸卯二科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两场乡试。然而, 在内忧外患的侵扰之下, 清廷为延续科举取士之传统, 实现拔擢人才之目的, 不得不采取折中之法, 借河南贡院举行顺天乡试, 借陕西贡院举行山西乡试, 由此出现了千年科举时代少有的借闱现象。比较两省乡试借闱的实施过程, 发现二者在时间优先级、录送复杂性、官员派遣以及考试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但是从借闱之目标、原则等考试理念层面来看, 两省乡试又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 包括注重乡试组织的简便性、尊重各省乡试的独立性、坚守科举取士的公平性。鉴古知今, 晚清乡试借闱与当今研招异地借考可谓异曲同工, 其实践经验对提高研招现代化治理水平与能力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应加强研招异地借考国家制度建设, 二应重视各省区研招标准化考场建设, 三应健全研招异地借考资源协调机制。
DOI: 10.48014/tpcp.20230522001
引用格式: 傅冠华, 李木洲. 研招异地借考: 晚清顺天与山西乡试借闱的历史启示[J]. 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 2023, 2(4): 97-105.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3-05-23
接收日期: 2023-07-07
出版日期: 2023-12-28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简称“研招”)是我国当前规模仅次于高考的国家教育考试，也是我国各级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选拔机制，其考试组织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不仅关乎百万考生的切身利益和国家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检验我国教育考试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2022年12月，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要求，为进一步做好2023年研究生考试组织工作，实现“如期考试”“应考尽考”“平安考试”的工作目标，尤其是帮助部分考生解决跨省赴考的实际困难，教育部指出对于当前仍滞留在报考点所在地以外省份且返回报考点确有困难的考生，可申请异地借考[1]。此次研招异地借考，可谓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研招异地借考之先河，在国家大规模教育考试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展望未来，在当今世界包括自然灾害、不明疫情等不确定因素不断触发的背景下，未雨绸缪，积极探索如何提高研招组织工作应对不确定性干扰因素的能力，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鉴古可以知今，我国早在科举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借用异地科场集中办理乡试或会试的科举现象——借闱[②]。科举时代的借闱与当代研招的借考，不管是在考试目的，还是在考试组织等方面，都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考察总结科举借闱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研招异地借考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1 晚清乡试借闱之历史缘由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京城后烧毁城中大量建筑。据史料记载，“京师贡院，庚子之役，燬于兵燹”[2]，也即顺天贡院亦未能幸免。然而，列强对顺天、山西等义和团运动激烈之地的惩罚不止于此。在议和条款中还增加“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3]一项，逼迫清廷停止部分地区的科举，“绝其少年入仕之路”[4]，“藉中国向来自用之罚，以禁士人附和之习”[5]，企图利用禁考的手段进一步打击中国人的心气。经各国公使与李鸿章等谈判大臣议定，直隶省、东三省、山西省、河南省、浙江省、陕西省、湖南省等部分地区停止文武考试五年[6]87。禁考的府县大半位于直隶省和山西省。这意味着此后五年之内顺天和山西乡试、会试的停滞。
禁考一事，清廷一方面派谈判大臣斡旋，寄希望于列强的通融退让，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其他解决办法——借闱考试。实施借闱的首要问题是当局须确定借何处贡院开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由于英国使臣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双方谈判困难重重，李鸿章、奕劻等虽致电军机处时曾提到“乡、会试或可借闱举行”，但当时并未商议何处借闱[7]234-235。四月二十日，张之洞在致江宁刘制台电文中，提议借闱考试，建议“直隶可借山东之闱，山西可借河南之闱”[8]8589-8590。该建议得到刘坤一的支持。为了维护与刘、张的友好关系以保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萨道义未反对顺天乡试、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的建议[9]247。然而，五月六日，李鸿章致电军机处，主张借河南贡院举行礼部会试[7]291。六月，军机大臣奕劻上奏，“会试为抡才大典，各直省士子齐集应试，碍难易地举行”，认为会试借闱并非易事[10]1077。此时和议尚未签订，清廷仍将希望寄托于谈判协商，“着奕劻、李鸿章再与各使切实磋商，务期议明仍在京办理会试”[10]1077。七月廿五日，《辛丑条约》签订，禁考之事无法转圜。清廷只能通过借闱解决顺天乡试和次年会试的问题。十月，政务处妥议变通乡、会试事宜。“借闱考试一节，河南地居适中，毗连直隶，所有顺天乡试，着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间举行。次年会试仍暂就河南贡院办理，其乡会试内外场各事宜，着礼部一并妥议具奏。”[6]87到此，顺天乡试借豫闱一事正式确定下来。
山西方面，早在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巡抚岑春煊听闻禁考条款后便求救于李鸿章:“省城为通省乡试之地，所杀洋人最多，乡试应由何处举行?……此条关系合约大纲，直晋事同一律，办理未便两歧。拟请咨示直省停考章程查照妥办。”[7]197他认为顺天和山西都面临禁考的困境，想了解顺天乡试的处理办法，以期循例解决山西乡试的问题。到十月，在清廷决定借豫闱举办顺天乡试后，岑春煊上奏中央，试图仿照顺天办法将壬寅科山西乡试也安排在河南举行，“今顺天既借闱豫省，山西事同一律，自应一体举行，以免向隅”[11]。他建议将顺天和河南的乡试均提前一个月，使原定于八月的顺天乡试于七月举行，原定于十月的河南乡试于九月举行，腾出十月举行山西乡试，“三省分期当无严脞拥挤之虑”[11]。然而，清廷未同意此请求。之后，岑春煊又上奏借闱陕西。从地理位置考虑，与山西毗邻的省份中可以借用当地贡院开考的只有河南省和陕西省。在排除河南省之后，只剩下陕西省这一个选择项。该提议得到了清廷的同意。作为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必须向清廷争取到这唯一结果，而面对山西的无奈和清廷的压力，陕西巡抚升允无法推辞，只能担起重任。至此，山西乡试借秦闱之事也得到落实。
壬寅科乡试借闱事宜均已落定，第二年的癸卯恩科乡试也近在眼前。五年禁考之期未过，清廷依然不能在北京、太原举行乡试。期间，山西巡抚赵尔巽曾提议将山西癸卯科乡试归并下届丙午科，将空余时间用来推广学堂、培养人才，但未得到清廷同意[12]。癸卯恩科乡试照前例而行: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谕，本年顺天乡试仍在河南举行[13]。闰五月，护理山西巡抚吴廷斌上奏:“本年癸卯恩科乡试，请援照上科成案，秦晋合闱，借闱陕省。”[14]清廷准奏。
壬寅、癸卯两科乡试借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事件。其一，两省借闱与庚子事变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有着莫大关系。由于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最为激烈，京津、山西等地区最终受到西方列强停试五年的惩罚。这使得顺天乡试和山西乡试不得不借闱考试，以规避与列强的冲突，免去不必要的外交纠纷。“在庚子事变后，清廷的确在西方国家面前已经没有了话语权，几乎事事听人摆布而不能争取到自身的利益。”[15]其二，顺天乡试有着诸多备选地，清廷可以权衡得失选择最有利之处;而山西方面的选择寥寥无几，借闱陕西是地方政府与清廷谈判博弈后的无奈之举。这不仅显示了顺天乡试的特殊性及其在政治环境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微妙关系。
2 顺天与山西乡试借闱之异
晚清顺天和山西乡试借闱，虽是清廷为规避与西方列强冲突的无奈之举，但借闱地点的确定过程却体现了顺天乡试和山西乡试在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悬殊地位。从两地借闱的施考过程来看，在时间优先级、录送复杂性、官员派遣以及考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1)时间优先级:先行开科与合闱开科
借豫闱是清廷权衡利弊的结果，但政务处妥议顺天乡试借闱事宜后，旋即确定了具体的考试时间，“所有顺天乡试，着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着于十月间举行，次年会试，仍暂就河南贡院办理。”[6]87。顺天乡试安排在八月举行，河南乡试则推迟至十月举行。
至于山西乡试，清廷原拟用分闱办法，安排陕西乡试于八月举行，山西乡试于十月举行。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岑春煊和升允联合向清廷上奏，请求“两省合闱”，将八月和十月的考试合并一次举行[16]。升允从贡院号舍、体恤士子、行政效率、关防保密等四个角度分析了两省合闱的优势，这“便利而省繁费”[17]的建议得到清廷的采纳。最终结果是秦晋合闱开科。
同是借闱异地，顺天乡试早于承办地河南乡试，优先开科。山西乡试则要承办地陕西乡试结束后，才得借用贡院施考。只是陕西贡院的号舍数足以支持两省同时开考而确定秦晋合闱。可见，顺天乡试的时间优先级在其他直省乡试之上。
(2)录送复杂性:颁布章程与因地制宜
由于各省乡试均有入场定额，应乡试者必须提前经过考试获得资格方可入场，即录送乡试。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四日，从考试时间和体恤士子的角度出发，顺天学政陆宝忠提议将“顺、直所属一律改为岁科并考”[10]1077，建议“条款所开停考各府州县，从权借棚调考”[10]1077。该奏折得到清廷的同意。十月廿六，清廷颁布的《顺天借闱乡试变通章程》(下称《借闱章程》)明确了不同身份考生的录送办法:南、北、中皿贡监生依照惯例，由国子监录送办理;其余顺天各属考生，由顺天学政选择该省适中之地，借棚考录;奉天生员则由奉天学政提前录送[17]。光绪二十八年，国子监制定《变通顺天乡试借闱河南录科新章》(下称《录科新章》)，详细拟定了录科的变通条款[18]。为免士子跋涉，《录科新章》规定考生前往河南录科，由本籍地方官或游幕地方各衙门出具印文，自督抚至府、州、县的正印官均准送考，并且对于京官子弟、外官子弟、八旗子弟的印结事项做了区分。为严格防止重复考试，《录科新章》禁止已参加上一年五省[③]乡试的贡监生再次参加顺天乡试，也禁止应考此科顺天乡试而未中式的贡监生再次参加两个月后的河南乡试。
山西乡试的录送需要学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光绪二十八年，山西学政刘嘉琛上奏山西北路合棚调考及变通岁、科并行事宜[20]，提出采取借棚调考的方式进行岁、科考试，得到清廷的同意。三月，山西学政将岚县及保德州属的考生调至岢岚州考试，将朔平府不停考各属、口外不停考各厅及忻州静乐县考生调至宁武府考试，大同府不停考各属及忻州定襄县考生调至代州考试。此外，学政还建议将岢岚州与调考的保德州岁、科并行，在原地举行考试，以免士子奔波跋涉。宁武府的情况也与岢岚州相似，原本岁、科两考不过隔一两月，多则两三月，若依惯例，士子将“两番跋涉，旷时糜费，学业并荒”[20]，不如“岁科并行，以归简便”[20]。至于山西南路的录科事宜，学政参考顺天办法，选取省内适中之地开考，拟于七月十五日以前在解州就近办理录科，便于赴试者顺道就试乡试[10]1085。
由于禁考府县众多，加之乡试借闱的临近，顺天和山西乡试的录送均采取了“借棚调考”“ 岁科并行”等措施。不同的是，前者有较为细致的章程规定，而后者依赖学政就地变通。如上原因除了顺天具有“首善之地”的特殊政治地位外，还在于顺天乡试的考生更为复杂多元。按制，各直省乡试一般只允许本省户籍考生参加。顺天乡试的考生既有直隶各府、州、县官学生员和东北奉天府学生员，还有八旗生员、规定品级以上的在京官员亲属生员、大量的书院生员以及国子监贡监生。这不仅增加了顺天乡试的考生数量，而且还潜藏“冒籍”“寄籍”及其他作弊形式的隐患。因此，清廷制定章程规范借闱施考，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3)官员派遣:地方巡抚担任场官与临时增派同考官
科举乡试官员可分为专门负责阅卷，决定去取，核定名次的考官[19]79，以及考场中负责各项考务管理工作的场官[19]103。依制，各省乡试主考官一律由京官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是一正三副，共四人[21]168。而包括山西在内的各直省是一正一副，共二人[21]174。至于场官，顺天乡试的设置与选派多和会试相同。由皇帝选派满、汉监临各一，汉监临照例由顺天府尹担任，满监临由二、三品官担任[21]215。自乾隆五十九年后，各直省的监临都由巡抚担任(四川以总督为监临，江南则以江苏、安徽两省巡抚按科轮派)[19]105。
然而，光绪二十七年制定的《借闱章程》，对既行《科场条例》中官员选派的内容做了适当调整。顺天乡试考官在数量上依然是正、副考官四员，同考官十八员。不同的是，该科顺天考官须离京赴豫，这造成了外派至河南省官员人数较多的局面。由于火车无法直抵开封且沿途的车马、驿站资源紧张，清廷在《借闱章程》中便规定赴豫官员可分批启程。同时，清廷还以河南考官的标准为顺天考官设置期限、支给路费。此外，顺天乡试的场官监临由河南巡抚担任，无须顺天府尹亲赴豫省。如临时出现急需商讨的事宜，可由当地官员电报咨询礼部后斟酌办理。
至于山西乡试。山西省本无借闱他省的先例，陕西省自陕甘分闱后也多年未合闱考试。鉴于山西乡试的场官由陕西酌派而非山西调取，秦晋两省须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提前制定好相应方案。考官依旧例选放一正一副两员。有别以往，同考官人数略有调整。光绪年间，陕西省的同考官照例是十人，山西为九人。由于两省合闱，阅卷工作量加大，若只按陕西之数选派，必定耽误出榜时间;因此，清廷下令“简放山西、陕西正副各二员分省校阅，以昭慎重……应请添派四房，共十四房，每省七房，分校试卷，以期精密”[22]。选派十四房考官，两省各占一半。癸卯恩科顺天和山西乡试的正、副考官选派遵循上科成例。
清廷以河南巡抚担任场官监临，其原因有三:一是兼尹、府尹在顺天有地方之责，若亲临河南，必会耽误日常事务的处理。二是相比于其他官员，河南巡抚更熟悉本省考场情况，处理相应事务也更得心应手，不至于产生隔阂，能保证借闱顺利进行。三是京官驰豫须支给路费，外派官员愈多，朝廷的经济负担愈重。在财政上已捉襟见肘的清廷自然会减少外派职能替代性强的场官。清廷增加秦晋两省同考官的数量多出于阅卷效率和考试公平的考量。
(4)考试内容:参酌中外与注重本土
壬寅、癸卯二科乡试是科举改革的实验之举，改变了以往考题形式，采用了新的考试方法。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张之洞等人就曾上奏光绪帝提议改革科举，提出废止八股改试策论[23]209-219及“先博后约，随场去取”[24]1307之法。礼部还曾颁布《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25]。然而，变法失败导致科举改革的流产，废八股改试策论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直到光绪二十六年，受庚子事变的影响，慈禧太后下决心改革。由于当时倡新罢旧矛盾的集中点就在于科举制度，且罢旧学、废科举非一朝可为。故慈禧权衡再三，采取折中办法——不废科举，但废八股。七月，上谕规定，从翌年开始，改变乡、会试三场试题的内容和体裁。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考《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6]152。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这些改革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乡试与会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和体现[26]。各省的乡试试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教育、军事等许多方面，已出现向现代文官考试转化之特点[27]。
顺天乡试的论题覆盖了从西汉初期到北宋中叶的史事，牵涉范围广，时间跨度长，旨在考察士子对中国政治史实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历史进程中事物客观规律性变化和发展的认识，为此前八股考试所无法比拟。试题内容难易不一，增加了对比题和综合题的比重。应试者既要有学富五车的深厚底蕴，也要有与时俱进的独到眼光。
山西乡试基本遵循了清廷的改制规定。如壬寅科首场试题涉及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教育、农业等方面，“注重考察举子的知识范围及运用新知解答现实问题的能力”[28]，既有“士之致远者，先器识而后才艺”等关乎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辨类问题，也有“种谷者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等贴近具体生活的实用类问题。
相比而言，顺天乡试的试题参酌中外，关注西方的经济、政治、农业、教育等，极具实用价值。山西乡试的试题立足山西的区域特色。如谈农业则言“晋省土厚水深，广浚泉源”，讲商业则言“晋商素善经营”[29]。此外，通过对比两科的试题发现，癸卯科的内容更加灵活多样，范围有所扩大，视野也更为开阔。一改以往因循守旧的思想和程式，已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进步。
3 顺天与山西乡试借闱之同
尽管顺天和山西乡试借闱在实际操作层面因地缘和政治等差异而存在上述不同，但从借闱之目标、原则等考试理念层面来看，两地乡试借闱的施考过程又具有诸多共同特征。
(1)注重乡试组织的简便性
因借闱牵涉多方，若严格按照《科场条例》组织乡试，清廷将消耗过多的人力、财力及物力，这就背离其以借闱应急的初衷。因此，清廷基于旧例做出灵活调整。一是时间安排因地制宜。顺天乡试和山西乡试同是借闱，前者先于承办地乡试举行，而后者与承办地合闱考试。这是根据两地应试士子人数和承办地贡院规模所做出的客观调整。河南贡院的号舍仅能承担顺天乡试，而无法支持顺天和河南两个地区的考生同时应试。陕甘分闱之前，陕西贡院一直承担着陕西和甘肃两个地区的乡试，有一万余间号舍。分闱之后，每科乡试都会空留大半号舍。陕西考生数在五千人左右，而山西考生又少于陕西考生，两省合计不过万人。因此，秦晋合闱开考，两省士子分坐东西。二是乡试录送打破惯例。按例，各省府州已建考棚者，学政俱应亲临，不得任意调考[19]46。然而，直隶和山西具有较多的禁考府县。囿于禁考条款的限制，两地均变通惯例，采取借棚调考、岁科并行等特殊方式开展乡试前的录送工作，以保证乡试借闱的顺利开展。三是官员选派一切从简。除了负责阅卷录取的考官照例由京师派出外，提供后勤服务等执事官员则由承办地官员担任。这既节省了开销，也减少了非必要官员跨省奔波的麻烦。
(2)尊重各省乡试的独立性
无论是顺天乡试和河南乡试分别举行，还是山西乡试和陕西乡试合闱施考，清廷在两次借闱事件中充分尊重各省乡试的独立性。虽然参加顺天和山西乡试的士子们奔波跋涉前往异地借考，但是各省出题和阅卷自成一体，借闱方和承办方互不干涉。只是为避免花费过多，清廷才决定顺天乡试“由河南巡抚充当监临，毋庸另行奏派。俾场内外一应事宜不至隔阂，其办考、执事各员亦由该抚查照本省乡试章程分别委派”[17]，山西乡试“执事人员均由陕西酌派，毋庸由山西调取”[22]。
(3)坚守科举取士的公平性
“科举时代在长期的考试实践中形成了在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观念”，“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30]。即使在借闱的特殊情况下，确保取士之公平仍是科举考试组织的基本原则。其一，严格防止重复考录。在辛丑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甘肃五省已举办乡试，而定于壬寅年举办的顺天乡试和河南乡试又存在两个月的时间差。由于贡监生既可在本省参加乡试，亦可应顺天乡试。这就容易产生下列两种情况:已于辛丑年在本省应试的贡监生蒙混参加顺天乡试的考录，已应顺天乡试但未中式的贡监生再次参加河南乡试的考录。对此可能存在的“重考”弊端，清廷在《录科新章》中制定了详细而严格的应对措施。其二，出台《借闱章程》等规范考试秩序，维护考试公平。借闱本是权宜之计，但政务处仍妥议变通乡试事宜，斟酌办法，制定章程，将修改后的标准和实施程序以具体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以起到规范监督的作用。此外，为保障山西乡试合闱阅卷的公正严密，清廷还特派十四房同考分校秦晋两省试卷，以确保各自取士之公平。
4 晚清乡试借闱之历史启示
中国科举学首倡者刘海峰教授研究指出，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选官制度，也是一种学位考试制度，进士、举人、秀才三级科名与现代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制度有所对应，代表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一种学术头衔[31];因此，古代选拔举人的乡试与当今选拔培养硕士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亦有对应之功。而与晚清为保障乡试顺利举行实施借闱类似，近年来因新冠肺炎疫情，教育部出台了研招异地借考政策。如在2022年的研招工作中，浙江省通过跨省和省内调卷，为400多名考生实现了异地借考，包括省内异地隔离需要就近借考的228人，以及因隔离滞留在浙江省需借考的省外考生188人[32]。陕西省也启用过异地借考模式，还专门发布了《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参加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滞留在陕考生申请借考的公告》[33]，以规范研招异地借考顺利实施。2023年是首次全国范围内试行研招异地借考年。面对研招借考省份多和借考应试人数多的复杂新局面，制定科学的研招异地借考政策，既是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干扰研招的必要举措，也是全面提高研招现代化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根本要求。鉴古知今，晚清乡试借闱的实践，不仅表明研招异地借考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34]，而且对当今优化研招异地借考政策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其一，加强研招异地借考国家制度建设。研招异地借考国家制度建设是全面提高研招现代化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目的在于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的局限和人的能力之不足。考试制度是考试运作的依据，当前研招异地借考只作了初步尝试，在制度层面尚存在许多问题。如未出台明确的应急预案，可能导致各地区和高校在研招异地借考方面的实践存在差异，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协调机制不健全，可能导致不同地区和高校之间的合作和沟通不畅，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不够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可能导致考试管理不够严密，存在作弊和不当行为的风险。在晚清乡试借闱实践中，清廷从多个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和整合资源，如合理运用贡院承载力、妥善选派借闱省的考官与场官、公平办理乡试考卷等，并拟定了相关章程以保障乡试借闱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为两科乡试借闱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借鉴晚清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异地借考可能存在的主要矛盾来看，研招异地借考国家制度建设应包含出台研招异地借考应急预案、健全研招异地借考全国统筹机制等。研招异地借考应急预案是针对需要启动研招异地借考以及异地借考施考过程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而制定的预防性措施与操作规范，它是研招管理部门提高应急处置效率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异地借考工作能够快速、高效响应的主要手段，对保障研招异地借考顺利举行具有重要意义。研招异地借考全国统筹机制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筹协调的研招考试管理标准和信息共享平台，以减少异地借考省际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与纠纷，是保障全国范围内研招异地借考快速、高效响应的根本保证。此外，为促进研招异地借考工作的可持续化，还应注重研招系统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考务工作质量监督与评估等，以保障研招异地借考任务能按需启动和高质量完成。
其二，重视各省区研招标准化考场建设。研招标准化考场建设是优化考试管理、维护考试公平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提高教育部门研招异地借考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研招异地借考高效、安全与公平地实施。当前各省区研招标准化考场建设可能存在建设标准不一致、设施供需不平衡、应急准备不充分，以及监督管理机制薄弱等问题，这些可能影响到研招考试的公平、稳定、安全和规范。在科举时代，贡院作为士子考试的场所，为中央选拔人才创造一定条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趋向公平。如每位考生占据一个号舍，以减少来自外界的干扰。号舍的连排设计也是为了相对公平地选拔人才，谨防作弊。在借闱实践中，贡院号舍数量也影响了中央政策的制定——号舍不足，借闱省与承办省的乡试便分期先后进行;号舍充足，借闱省与承办省便合闱同时开科。由此可见，考场建设在考试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为重视各省区研招标准化考场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首先，建立符合国家标准的研招考场，确保考场能够满足研招异地借考的规模需求与质量要求，包括考场面积的规划、考场座位的排布、灯光及空调等配套设备。其次，升级研招考场技术系统，与时俱进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识别技术等提高研招运行效率尤其是防作弊等能力。再次，注重考场管理与维护，建立完善的异地借考考场管理与维护制度，对研招异地借考的考场设备与环境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以确保不时之需的异地借考能正常运行。简言之，研招标准化考场建设，不仅是研招异地借考的物质保障，也是实现研招现代化的必要举措。
其三，健全研招异地借考资源协调机制。研招异地借考资源协调机制是指对研招异地借考中的考试资源进行统筹、协调和优化，目的在于最大化地利用各地考试资源，降低考试成本，提高考试效率，保障考试安全与公平。当前不同地区和高校之间可能存在信息孤岛和资源壁垒，缺乏有效的资源共享机制和合作模式，缺乏统一的资源分配方案。这对教育和招生领域的协同发展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在研招异地借考的情境下，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互通显得至关重要。在科举借闱时，清廷能采取灵活的任命方式，实现场官资源的合理利用。因为相比于考官阅卷定级的职能，场官负责考试的具体组织和管理工作，其工作替代性较强。所以，清廷因地制宜，克服人浮于事之弊，选择从承办省调取借闱省的乡试场官，保证考试的高效管理和顺利进行。在研招异地借考中，相关部门应重视借考资源协调问题，遵循大规模考试的组织规律，利用数字时代的优势，进一步健全研招异地借考资源协调机制，一应建立研招异地借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研招异地借考场地、设备、监考人员等人力、物力资源的异地共享，确保借考资源的公平配置和合理使用;二应制定研招异地借考资源分配方案，结合各地研招考试资源的实际与特点，明晰借考资源分配标准、借考条件等权责利问题，以实现借考资源的有效监督与科学管理;三应建立研招异地考试信息互通机制，包括利用大数据技术，统计借考数据和试卷调换信息，快速高效地实现调换、寄送、复核等环节，确保试卷调换寄送工作无虞;借助区块链技术，建立去中心化的研招异地借考信息共享平台等。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研招的深度融合，既能有效防止信息被篡改、泄露或丢失，保护考生隐私，又可实现各类研招信息的全过程公开、透明与及时协调、交互等。
总之，晚清乡试借闱的经验从历史层面论证了异地考试的可行性，也为当今研招异地借考提供了诸多启示。研招异地借考政策或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研招异地借考成功实施的基础。标准化考场建设的高效性和稳定性，是研招异地借考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资源协调机制的完善，是解决跨省赴考实际困难的有效途径。当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研招异地借考的政策和机制也需要不断地更新与优化，以应对“风险时代”可能给研招带来的新挑战。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①]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傅冠华，ghfu@zju.edu.cn
收稿日期:2023-05-23; 录用日期:2023-07-07; 发表日期:2023-12-2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溯源研究”(21JZDW002)
[②] 科举借闱现象时见于清代乡、会试。以乡试为例，康熙十六年丁巳科、咸丰九年己未恩科、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科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均存在部分直省借闱举行乡试的情况。以会试为例，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和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清廷均借河南贡院举行礼部会试。
[③] 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省，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顺天、山西、河南、江南等十二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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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regional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Graduate Admission Examination: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Shuntian and Shan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enter for Stud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Research,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nyin and Guimao rural examinations were the last two rural examin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However, under the intrusion of domestic troubles and foreign invaders, the Qing Court had to adopt a compromise method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selecting scholars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pick out and promote talent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ere held in Shuntian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and in Shanxi Province in Shaanxi Province, which led to the rare phenomenon of borrowing Wei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Whe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two provinces of the provincial exams borrowed exams are compare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rovinces in terms of the time priority, the complexity of admission and delivery, the dispatch of official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examination.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amination concepts such as the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borrowed exams, the two provinces have obvious common features, includ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implicity of the township examination organization, respecting the independence of provincial township examin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fairnes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st, the practice experi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present.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revelation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abilit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Firstl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ystem of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secondl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ized examination center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regions, and third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provincial-level examination-in-charge, postgraduate entrance, taking examination in a different place
DOI: 10.48014/tpcp.20230522001
Citation: FU Guanhua, LI Muzhou. Cross-regional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graduate admission examination: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Shuntian and Shanxi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edagogy, 2023, 2(4): 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