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登第士人的群体性特征研究

陶承昊

(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

摘要: 唐宪宗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共取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徐晦、贾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吉宏宗十一人。以史学与文学视角将该年十一位士人置于核心位置并展开研究, 其实质属于傅璇琮先生“科举与文学”研究范式下的分支。应试该科不仅为这些士人提供了入朝的机会, 也持续影响着他们之后的政治生活与文学创作。受及第科目影响, 他们大多曾在仕途的前半程担任言谏类官职, 体现“直言极谏”的特征。其中部分士人参与党争, 部分士人与一代名臣裴度相交。“直言极谏”的品质伴随着他们仕宦生涯, 与当朝权贵的联系影响着他们的仕宦经历, 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相交点。以从政为主导的生活促使他们在创作上偏重政论文与言事赋, 私人话语多体现在以吟咏风景、记录琐事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创作中, 唱酬赠答诗亦是他们与白居易等文坛名流相交的佐证。相似的任官经历、政坛交往与接近的创作经历、文学交游最终构成了这些士人的群体性特征。

关键词: 元和三年,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政治活动, 文学活动

DOI: 10.48014/tpcp.20230907001

引用格式: 陶承昊.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的群体性特征研究[J]. 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 2024, 3(1): 1-11.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3-09-07

接收日期: 2023-12-27

出版日期: 2024-03-28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制举中第一次出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其之前，高宗永徽元年(650)曾设“贤良方正科”，同为以选拔正直敢谏的士人为要的制举科目。玄宗后该类科目名称多变，直至德宗建中元年(780)后定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宪宗李纯于元和三年(808)举行了其在位十五载间唯一一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这一年中书舍人卫次公知贡举，以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并列第一作为最终结果。因三人指斥时政过于直接，与之相关的杨于陵、韦贯之、裴垍、王涯等人被贬，是为“元和三年制举案”。牛僧孺、李宗闵二人后来成为“牛党”的代表人物，这场科举公案也因此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牛李党争”的切入点之一。

当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多以科举细支或文学背景的定位出现。在对唐代科举或制举进行宏观研究时，“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是其中的一部分，杨阳从历史学角度对唐代制举及第的士人情况进行了考证与梳理^[1]，“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也在其中。在论述唐代“言谏”之风^[2]与唐诗繁荣的成因^[3]时，“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也是学者参考的对象。总体上，将该科立于核心位置的研究仍具有充实的余地，该科登第士人在政治上的相似经历及与文学的关系也有待整理与考察。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选材的标准是“佇闻嘉言，无或隐讳”^[4]，以此为依据选出言官，文臣的仕宦生涯又往往与文学创作并存，故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的研究实际上是对“科举与文学”这一论题的细化，同时也是对具有直谏品质的人的研究。元和文坛的先锋者、领军者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的士人无法在文学创作上同他们匹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他们的创作可以真实反映当时较为普遍的士人文学情况。这些士人分别有其个性所在，寻求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群体性特征”并非是要将他们脸谱化为一个完全以相同性为主导的团体，而是希望以他们的实际活动为依据，从中提取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有关的部分，试图将这些士人与他们及第的科目联系起来。应试科举作为他们人生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意义不仅在于给他们提供了进入朝廷与晋升的机会，也有可能对他们之后的路径选择产生影响。

1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情况介绍

《册府元龟》和《唐会要》对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姓名有所记录，与《登科记考补证》进行对照，可确定元和三年该科共取11人。以下对每位士人的及第情况和史书记录情况做简要汇总。

表1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简表
Table 1　The scholars of “virtuous and outspoken”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he table

序号	姓名	是否曾应举常科	制科登第后 的任官情况	两唐书是否有传
				旧唐书	新唐书
1	牛僧孺	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及第	伊阙尉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二·牛僧孺传》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九十九·牛僧孺传》
2	皇甫湜	元和元年(806)进士及第	陆浑尉	无传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一百一·韩愈传附皇甫湜传》
3	李宗闵	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及第	洛阳尉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李宗闵传》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列传第九十九·李宗闵传》
4	李正封	元和二年(807)进士及第		无传	无传
5	吉宏宗			无传	无传
6	徐晦	贞元十八年(802)进士及第	栎阳尉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传一百一十五·徐晦传》	无传
7	贾餗	贞元十九年(803)进士及第	渭南尉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一十九·贾餗传》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四·贾餗传》
8	王起	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	蓝田尉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列传第一百一十四·王起传》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七·列传第九十二·王起传》
9	郭球[②]	元和二年(807)落第		无传	无传
10	姚衮			无传	无传
11	庾威	元和二年(807)进士及第		无传	无传

在十一位登第士人当中，吉宏宗和姚衮在元和三年制科考试前的应举经历未见文献佐证，余下九位士人的应举经历皆可考。其中八位都曾于贞元、元和年间进士及第。及第最早的是王起，元和三年应举制科时距其进士及第已逾十年。牛僧孺和李宗闵不仅是元和三年制科同年，也是贞元二十一年的同榜进士。元和二年，李正封与庾威同榜及第，郭球落第。在吉宏宗、姚衮二人经历不可考的情况下，余下九位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士人均曾有过应举常科的经历。这一数据表明虽然唐代的制举并未对科考经历有所限制，但至少在此年的制举该科中，及第士人绝大多数都有着应试常科的经验，他们在当年的进士考试中就是翘楚。

在这十一位士子中，有六人登第后所授官职明确有载。其中牛僧孺因其言辞过于激进直白，虽以该科榜首登第，却并未依照惯例授官，而是出之幕府，“赴河南尹水陆运使杜兼幕任水陆运判官，并兼伊阙尉”^[5]。余下五人都被授予县尉之职。县是唐代最基础的行政区划建制，其长官称县令，县尉是县令的下属职务，“别称‘少府’，分判众曹，催征课税，追捕盗贼”^[6]120。据《唐六典》，县尉一职的品阶受县所处的位置影响，自九品下至八品下不等，但总体而言属于官职中的末流。县尉是唐代士人释褐时的常任官职，之前的王无竞、孙逖等人制科及第后都曾任县尉一职。可见对于该科及第士人的授官整体遵循唐代释褐程序，由外放地方开始自己的仕宦生涯。

之所以考察这些士人在两《唐书》中是否有传，是为了寻找关于他们的官方记载，衡量他们在当时所处的位置。《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后晋，署名刘昫，距离唐朝灭亡不足半个世纪，几乎可以视作唐朝同时代作品。《新唐书》成书于北宋，由欧阳修和宋祁等人编纂，二者都名列“二十四史”当中，是有关唐代的官修正史。在这十一位及第士人中，牛僧孺、李宗闵、贾餗和王起四人两唐书均有传，徐晦仅有传于《旧唐书》，皇甫湜以附属于韩愈的形式被《新唐书》记录，余下李正封、吉宏宗、郭球、姚衮、庾威五人两唐书皆无传。正史的记录反映着这些士人在官方视角下的身份和评价，正史入传往往意味着传主或是政治成就颇高，或有言行值得记录，或在某一方面有过人之处，或与当时风潮联系紧密，诸如此类。故该科部分士人的入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于元和年间不容忽视的存在意义，同时，正史传记也是对他们进行研究的重要文献佐证。

通过对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的十一位士人的整理可以看出，与“牛李党争”关系密切的牛僧孺、李宗闵确实是其中留存资料较多、具有研究空间较大的士人，在他们之外，皇甫湜、李正封、徐晦、贾餗、王起也并非无名之辈，吉宏宗、郭球、姚衮、庾威虽然最终没有在正史上留下有关生平的记载，但参考其他文献，或许能够窥得与他们有关的只言片语。在此基础上，观照这十一位士人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看到他们人生选择与际遇的分立，也寻找其中的相似之处，勾勒出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者的概貌。

2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的政治活动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的十一位士人中，有关吉宏宗的史料最为少见，余下十人或多或少都曾留下关于政治活动的记载，其中大多数都曾在政坛据有显赫地位。这些士人在步入仕途之后产生人生的分化。一是与“牛李党争”关系非常密切的牛僧孺、李宗闵二人，他们历转多职，仕途起伏，参与党争是他们为官之路波折动荡的主要原因，其拔擢或黜落也与掌权者的派系理念相关。二是位居高位但与“牛李党争”关系较小的李正封、徐晦、贾餗、王起与姚衮，他们长期供职于中枢机构，偶有外放也大多属于正常调动，其中王起历官数量最多，身为李训座师，未被李训、郑注之事牵连，这有赖于其自身品性正直。第三则是曾有入朝经历但大多时候未得任用的皇甫湜、郭球与庾威。对该科士人进行仕途经历的梳理，在承认这种分化的基础上寻找他们相近的政治活动，这种接近更有可能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特质有关。

2.1　相似的任官经历

在唐代官制当中，主要担负言谏责任的有两个序列。一是谏官序列，他们隶属中书、门下两省，两省官员都可以上书谏言，同时两省也设有负责进谏的专职，如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二是监察序列，即御史台。二者的区别在于对象不同，谏官序列更多的是“上谏”，履行“谏言”职责，监察序列“职在按朝廷法规监察百官，百官违法，因而奏弹”^[6]77，履行“弹劾”职责。然而，无论是谏言还是弹劾，他们的主要职责都在于上奏皇帝禀明需要整改的问题，这就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要求直接相关。对元和三年该科登第的士人历任的部分官职进行统计如表2。

表2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历官简表
Table 2　The scholars of “virtuous and outspoken”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he Successive official positions table

士人姓名	曾担任的言谏类官职	担任言谏类官职后 第一次转任的其他官职	曾担任掌握实权的最高官职
牛僧孺	监察御史	礼部员外郎	同平章事
	台杂	考公员外郎
	御史中丞	户部侍郎
皇甫湜	无	\	工部郎中
李宗闵	监察御史	“累迁礼部员外郎”[7]4552	检校礼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正封	司勋员外郎兼侍御史	不详	中书舍人
	监察御史	不详
徐晦	殿中侍御史	尚书郎	尚书郎
贾餗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礼部尚书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王起	以监察充掌书记	“入朝为殿中”[③]	兴元尹兼同平章事
	“入朝为殿中”	起居郎

通过统计可以看出，除去材料稀见的吉宏宗，史书记载较详细的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徐晦、贾餗、王起七人中，只有皇甫湜没有与“言谏”相关的任官经历，文献材料较少的郭球、姚衮、庾威三人中，郭球曾任左拾遗一职。故依据现有资料，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的十一人当中，至少有七人曾担任谏官或御史台官职，超过一半，这体现出他们的任官经历与制举科目的关联性。

第二，牛僧孺、李正封、王起三人曾多次担任言谏类官职。牛僧孺制科登第后流转于地方，从河南被拔擢，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入朝，开始他第一段御史台经历，在其仕途的前半段三次担任言官，至长庆二年拜户部侍郎时止。而李正封则前后历司勋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8]，终官于监察御史。王起担任言谏类官职的时间也集中于他的前半生，他在蓝田尉任上被镇守淮南的李吉甫发掘，“以监察充掌书记”，之后“入朝为殿中”^[7]4287，历转多职，直至太和二年出为陕虢观察使兼御史大夫，两年后重回京拜尚书左丞，结束了他专任言官的仕宦阶段。对于多次担任言官的这三人，言谏经历是他们入朝的重要一环，或是从地方入中央前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或是入朝后的第一个官职。

第三，言谏之职可以被视为这些士人仕途晋升的台阶。由上表“担任言谏类官职后第一次转任的其他官职”一栏可以看出，他们在离开谏官序列或监察序列后所转任的其他官职在品阶上往往高于原任官职。其中最常见的是离御史台入尚书省，如进入六部担任握有实权的侍郎、员外郎，贾餗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入主礼部担任尚书，王起迁起居郎，郭球任太子左庶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自己的仕途走向更高。观察任官经历复杂的牛僧孺、李宗闵和王起可以看出，御史台经历出现在他们仕宦生涯的前半部分，在周转离开御史台后，牛僧孺平步青云，于敬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户。十二月，加金紫阶，进封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7]4470。李宗闵也累迁至礼部员外郎，进入中枢部门，直至因与李德裕相争被贬出京。王起在担任陕虢观察使兼御史大夫之后重新回京，先后历尚书左丞、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

由此可见，担任言谏类官职是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在仕途上的相似之处。制举及第是这些士人踏入仕途的知识证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因此成为他们身上的标签。事实上该科的开设本身就意味着朝廷对能言敢言的人才的需要，这一科目与朝中的谏官序列与监察序列是直接对应的。这些士人遵循唐代的任官制度先行外放，经过历练与上位者的欣赏，最终都回归到这两个序列当中。在担任言谏类官职后大多升迁的仕途经历也侧面彰显他们的确在这一位置上有所成就。可以说，这样相似的任官情况并非巧合，而是在该科开设时就想要达成的效果，是对需求的回应，与他们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的人生经历有关。

2.2　相似的政坛交往

元和中兴的一代名臣裴度于贞元十年(794)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其在相位期间，曾提携众多后辈，如韩愈、刘禹锡、李光颜、李愬等。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及第士人当中，有四位士人与裴度有直接的交往，分别是李宗闵、李正封、庾威和皇甫湜。

元和十二年，裴度时任宰相，奉命征讨吴元济，在其随行队伍中就有李宗闵和李正封。《旧唐书·宪宗纪下》中记载:“以司勋员外郎李正封、都官员外郎冯宿、礼部员外郎李宗闵皆兼侍御史，为判官书记，从度出征。”^[7]460他们跟随裴度平淮西乱后在仕途上也都有所进步。李宗闵与裴度的关系更为复杂，《新唐书》概括为:“初为裴度引拔，后度荐德裕可为相，宗闵遂与为怨。”^[9]5237他在跟随裴度征淮西返京后，“迁驾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诰。穆宗即位，拜中书舍人”^[7]4552。李宗闵最初由裴度举荐提拔得以进入中枢，因此其之于李宗闵来说有知遇之恩，然裴度后又举荐与李宗闵政见不合的李德裕，由此引发李宗闵不满，这也是李宗闵参与党争的一个缩影。庾威同样有赖于裴度的提携:“裴度在相日，威为郎中。”^[10]裴度在武元衡遇刺身亡后接任相位，拜相后提携了部分官员，庾威正是其中之一。据史料记载，庾威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地方，大和年间又接连被贬，入朝担任郎中是他在政坛上为数不多的得意时刻。

皇甫湜与裴度的相交比起李宗闵、李正封和庾威而言更显生动。首先，裴度对皇甫湜亦有提携之恩。皇甫湜任工部侍郎时因“辨急使酒”^[9]5267与当时的同僚产生嫌隙，于是自请分司东都，后来被裴度征辟作判官。在这次征辟之外，《新唐书》中还记载了一段与二人有关的轶事:“度脩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为《顾况集序》，未常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羁之才也。’”^[9]5267-5268裴度整修福先寺的时候需要题碑，原属意于白居易，最终因皇甫湜自请而交付于他。记载侧重两人之间的对话，以皇甫湜“怒”与“大怒”来体现其“不羁”的性格，又用“斗酒，饮酣，援笔立就”来体现其过人的才气。事实上，皇甫湜的“不羁”本身也是其“直言”性格的体现，面对裴度舍近求远的行为，皇甫湜可以用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做出提醒，但他十分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这些士人同裴度生活在同一时期，都曾与裴度相交，或跟随裴度征讨吴元济，蒙实现平乱所带来的仕途之惠，或受裴度作为上位者的政治提携。裴度擢李正封、李宗闵为侍御史，掌判官书记之职，擢庾威为郎中，擢皇甫湜为判官，四人在官职上有所重合，都是辅佐政事之职，可见裴度对于他们的认可具有相似性。这也体现出这四位士人在仕途上某一阶段的相似性。中唐末期政坛变动频繁，这些士人的仕途经历与政治选择也各不相同，然而其中四位士人却都曾受裴度知遇，这也体现出一代重臣之于一个阶段的士人群体的影响。

对该科士人的仕宦生涯进行梳理可以看出，他们同榜登科，直面中唐后期长达四十年的党争，亦有亲身经历大和九年“甘露之变”者。王起或许是其中的“善终”者，去世后帝王曾废朝三日以示哀挽，并赐谥号“文懿”。贾餗受李训、郑注掌权影响，在“甘露之变”中被牵连身故。与党争牵扯较深的牛僧孺和李宗闵，最终因李德裕掌权而各自外放，故于他乡或返京的路上。皇甫湜、李正封等人在任官经历上不如牛僧孺辉煌，一生平平。郭球、姚衮等人则沉沦下僚多年，还有在姓名之外难以见到片语记载的吉宏宗。牛僧孺“志行修饰，词学优长。顷对策于庭，其词亮直”^[11]6722，李宗闵“行父事君，志存于嫉恶;皋陶承弼，道远于不仁”^[11]732，贾餗则“识达韵孤，学深行直，贞和自立，介特不群……守法制，平钧衡，贞王度以振国经，厘百工以凝庶绩，举直错枉，当官而行”^[11]733。他们受政坛变动影响较深，后世史书亦褒贬不一，然而，当时人并未抹去对他们“直言极谏”优秀品质的赞扬。由于中唐后期政治背景的复杂，于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的士人并没有在具体的执政理念上体现出统一倾向，但其中大部分在仕途上都曾担任能够体现及第科目特点的言谏类官职，同科及第后也纷纷进入政坛，或是自己争取政治高地，或在不同时间与当时如裴度这样的掌权者产生关系。“直言极谏”的品质伴随着他们仕宦生涯，与当朝权贵的联系影响着他们的仕宦经历，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相交点。

3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的文学活动

对政治活动的研究依据的是这十一位士人的官员身份，对文学活动的研究则着眼于他们的文人身份。应当承认，相较于从政，文学活动并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他们的文学活动一方面与当时的文坛相勾连，展现着以仕为主职和以文为主职的不同文人之间的沟通，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这些士人身上为“官”属性和非“官”属性的共存，为“官”属性影响了他们创作中与政治接近的部分，非“官”属性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又时而体现出个人实际情感的显露。

3.1　相似的文学创作特征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的部分士人有作品流传，其主要流传文体为文、赋和诗，在这三种文体上，该科士人有着接近的书写特征。

在文的写作上，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的十一位士人当中，有六位士人的作品于《全唐文》中可见，分别是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徐晦、贾餗和王起。他们所写的文多与政治活动有关，或为与工作直接相关的公文类作品，如制策，或为对政事话题的讨论，如论体文，或为奉命给重臣、同僚所作的碑铭。这里主要选取议论政治话题的作品作为接下来的分析对象，这主要是因为制策和碑铭受其功能影响，在写作上本身具有较为明确的要求，以其为研究对象固然能够看到不同创作者的不同作品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然而这种相似性是由文体和功能带来的，而非由作者带来。

牛僧孺和皇甫湜所存论体文数量最多，其主要话题为对观点的讨论或对两个问题的辨析。前者如牛僧孺《守在四夷论》与皇甫湜《夷惠清和论》，牛僧孺论述四夷与国家能否安定密切相关，皇甫湜论述清正和顺之于个人的重要意义。后者如牛僧孺的《辨名政论》与皇甫湜的《孟子荀子言性论》，牛僧孺比较有名与无名的政治举措所带来的不同，皇甫湜比较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不同。开篇都先引前人之事或史书典籍之言，如《守在四夷论》引《传》，《辨名政论》引《史记》中商鞅之举，《孟子荀子言性论》引孟子、荀子对“性”的判断。在具体论述上，二人多采用铺排与对比的写作手法。如牛僧孺《守在四夷论》言:“四夷之攻以白刃，国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国人之攻以秘隐;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国人之攻以矫相亲;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国人之攻以矫相益。”^[11]6971连用四句将“四夷之攻”与“国人之攻”形成对比，突出“国人之攻”更为隐秘但危害更大的问题。皇甫湜《夷惠清和论》云:“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乃至饿死而不顾……柳下惠辱其身，降其志，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乃至三黜而不去。”^[11]7029将伯夷与柳下惠全然不同的经历进行对比，说明“清”与“和”的涵义。此外，牛僧孺与皇甫湜论述时的共同点还体现在二人都常细数历史作为论据。如牛僧孺《辨名政论》自上古轩辕谈起:“帝如轩辕、虞舜乎，斩蚩尤而格有苗……王如夏启、周文乎，灭有扈而伐有崇……伯如齐桓、晋文乎，修内政而蒐被庐。”^[11]6972将帝、王、伯与历史上有所作为之人进行对应，指出他们的目的都是强国。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论》云:“黄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文王在母不忧，在师不烦;后稷不坼不副，克岐克嶷。”^[11]7031历数黄帝、文王、后稷之行为，表明他们都是品性上乘之人。

文较多地体现出他们所代表的士人阶级的创作取向。以韩愈为引领者的“古文运动”在中唐文坛上是不可忽视的存在，然而事实上中唐士人并未脱离骈文的写作。这一方面是由于元和三年制科及第的士人生活在“古文运动”发生发展的阶段，这于他们而言是当时文学领域内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次对于文体文风的改革，与后人所说的“古文运动”相比缺少了经典化的时间与实践的过程。这种情况导致“古文运动”对中唐时候生活重心主要在政坛的这些士人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对于士人来说，骈文本身是他们的常用文体，碑铭、制策等多为四六，科举试诗赋亦强调用韵与偶对。这就从实用的角度影响了这些士人的创作选择。六位士人当中，皇甫湜以散体创作居多，也正是因他同韩愈渊源匪浅有关。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及第士人的文的创作与政治生活有所关联。担任知制诰、集贤殿学士等官职是他们常写作制策文书的原因，这类文书在他们的文集当中占有不小篇幅。而论体文则与言官职权相关，上奏皇帝，秉公直言，探讨需要修正的问题或是表明自己的政治观念都是作为言官能够涉及的部分。因此，公文性、政论性作品在他们文学创作中占比较多。他们之所以在文的创作上能够有这些相近之处，主要还是受现实需要所影响。

在赋的写作上，在牛僧孺、贾餗和王起三人收于《全唐文》的作品中，赋的数量尤多。贾餗现存文16篇，其中赋12篇。王起在《全唐文》中占有三卷篇幅，仅八篇不是赋体。徐晦仅存一篇作品，亦为赋体，题为《海上生明月赋》。

他们的赋作在题材内容上主要有两类，一是言事感发，二是咏物写景。其中言事感发所占比重更大。这类赋作往往以事件作为话题，有些是借赋体展现事件之正式，彰显国力强盛与盛世情怀，有些则将个人想法蕴于其中，依托赋体表现。前者如贾餗的《东郊迎气赋》，赋作首先书写阳和启蛰，万物更新，说明这是于东郊迎气的原因，而后用大量篇幅描写典仪的宏大场面，表现出尊崇五帝之教化与承继三代之正统的观念。通篇以铺排为法，语词庄重，体现迎气之肃穆，表达对朝代富强的祝愿。王起有同类作品《东郊迎春赋》，其与《东郊迎气赋》十分相似，同样按照陈述原因——描绘典仪——祈愿强盛这一模式结构整篇赋作。后者如贾餗《庄周梦为蝴蝶赋》，以庄周梦蝶这一经典故事为切入点，先言羽化忘魂之形态，在真与幻的交界处思考常与变，由一物之存推至万物之生，领会万物为一的精神，最终指出作此赋的目的是以古况今。又如王起《开冰赋》，赋作以开冰一事为话题，首先讲明开冰室取冰于仲春时节进行，前半部分对取冰的仪式进行铺排描写，从取冰一事联想到用藏有时的观点，与开篇即言取冰遵守时序形成照应，时序合适自然能够获得显材时机，由此宕开一笔，又回归至对风调雨顺、万事祥瑞的祈愿。

咏物写景之赋以具体物或景为写作对象，间杂个人思想。如贾餗《蜘蛛赋》描绘蜘蛛结网的过程，强调其并不发出声音，但也并不停歇，晚上开始，白天即成，由此联想到“积少者多，因微者大”与“有志业未骋，勤劳则多”^[11]7539的品质，这些品质显然不是对蜘蛛的形容，而是对人的描述。又如王起《秋潭赋》的主要写作对象是秋潭，首先写秋天之景，在萧瑟的氛围中描述潭水动与静的变化，但其视角并不停留于水本身，“性则纳污，能积小以成大;时方收潦，故沿浊而更清”^[11]6479，似在言潭水之性质，又似乎从水谈及人，讨论人的胸怀，推崇积小成大、清浊自明的处世态度，之后再次转入对潭水形态的描写。由此，个人的观点就蕴于其中，达到描绘景物又不局限于景物的效果。

以言事感发为题材的赋作时常与这些士人的本职工作有关，他们在朝为官，因此关注政事，具有以赋分辨政题的想法和空间，亦有机会参与典仪，以赋描摹庄重场合。而以咏物写景为主题的赋作则将视角从关注政治转向生活，由日常的景与物出发，以赋为文体进行创作。在对文学性要求较高的作品中，赋成为这些士人主要使用的文体，而更加能够体现个人化的文学创作则多见于诗歌当中。赋不仅在文体上是文和诗的过渡区域，在题材上也是这些士人创作的中间地带，既有和政论文较为接近的话题型作品，也有与诗歌较为接近的感物型作品。

在诗的创作上，唐时李善注陆机《文赋》言:“诗以言志，故曰缘情。”^[12]可见诗的“言志”与“缘情”是联系起来的，这样的文体特点决定了诗的用途与文不同。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的十一位士人当中，吉宏宗、徐晦、庾威未见有诗歌记载，其余八位士人均有诗歌传世，或直接被收集于《全唐诗》当中，或见于其他文献。其中不乏有一些应制或政治意味较重的诗歌，如牛僧孺的古体诗《享太庙乐章》，但更多的诗歌作品更显个人化，题材上更倾向于生活，表达上更生动自然。

这些士人的诗歌作品中较为常见的是以写景抒情为主体内容的感物即事诗。其与咏物赋的区别在于赋以喻人或喻己为目的，但这种“喻”往往不会直接表达出来，而是依靠读者的阅读体会，在字面上以写物为主。感物诗指向情，来源于生活的物与事是情的促发原因，情与感发往往会直接体现在其中。以李正封为例，其现存诗歌诗题分别为《牡丹诗》《月桂》《洛阳清明日雨霁》《咏露》《夏游招隐寺暴雨晚晴》，普遍给人以闲适之感。如《月桂》云:“片月转洪蒙，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西风。每向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令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丹霄日，应虚白兔宫。何时得羽化，细得问元宫。”^[13]999其写作对象是桂花，但并未停留在花这一植物的层面，同时引入传说中与之相关联的月宫，在景物描写之外将诗境提升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片月转洪蒙，扶疏万古同”“千门尚烟火，九陌无尘土”之句的表达又体现出其作诗时的文人气质。这种由眼前小事生发出更多感想的写作模式在姚衮的《洛塘泛舟》中也可以看到，其从出游时泛舟写起，描写春日景色，最后收束于“溪深地僻真遗世，何必桃源好避秦”^[14]，从景色的美丽与泛舟的轻松联想到“遗世”，引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桃花源内的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语，表达自己心情的愉悦和对出游经历的满意。《洛塘泛舟》同李正封的《月桂》一样都是从生活中常见的事或物写起，最终落点于更具有文学风味的前人作品或传说故事。类似的还有皇甫湜的《题浯溪石》，贾餗的《贡茶唱和(句)》。

这些士人的诗歌中占比较多的还有赠答酬唱诗，这是他们与友人往来的记录和证明。其中，李宗闵和王起有同题《赠毛仙翁》。毛仙翁是中唐时期的一位道士，名于，字鸿渐，外貌看起来远少于实际年龄，擅长术法，尤其是医术。杜光庭作有《毛仙翁传》，与二十一位文人赠别毛仙翁的作品集为一本，题为《毛仙翁赠行诗》。《赠毛仙翁》是《全唐诗》中李宗闵名下唯一一首诗，后人对《全唐诗》的增补中也未见李宗闵的其他作品。此诗云:“不知仙客占青春，肌骨才教称两旬。俗眼暂惊相见日，疑心未测几时人。闲推甲子经何代，笑说浮生老此身。残药傥能沾朽质，愿将霄汉永为邻。”^[15]5373诗歌的核心内容是对毛仙翁容貌年轻表达惊讶，对他飞升成仙表示感慨。王起的同题之作也与李宗闵大同小异，亦是从毛仙翁童颜一事写起，通过“羽驾”“仙宫”^[15]5272等代表性词语反复突出毛仙翁“仙”的身份，最后用“若许随师去尘网，愿陪鸾鹤向三山”^[15]5272两句比李宗闵更为直白地表达自己对脱俗成仙的向往。无论是从寄赠诗的题材上还是从与道士相交的行为上，这样的诗歌内容与他们的为官之作都相去甚远。

可以看出，这些士人的创作在文体上分为文、赋、诗三种，其中蕴含的文学性与个人化表达也沿着这三种文体的顺序逐渐增多。这是他们在文学创作宏观书写上的共同之处，这既与每种文体各自的特征有关，也与占据他们生活主体的政治经历有关。作为不以文为主职的群体，这些士人的创作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工作带来的文字书写，这种书写以文章的形式呈现，但内容上未必具有十分卓越的文学性，二是在工作之余记录生活韵事、日常点滴的书写，其中的个人色彩更为鲜明。

3.2　相似的文学交游

元和年间的唐代文坛具有标志性的文人是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他们在文和诗的领域影响着元和文人。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的士人也与他们有文学上的交流。这种交流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唱酬上。

《全唐诗》中牛僧孺有诗歌四首，其中三首都与刘禹锡、白居易有关。《乐天梦得有岁夜诗聊以奉和》谈及年华老去的担忧，“暗减一身力，潜添满鬓丝”^[15]5291，用词与感情都十分私人。《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席上赠梦得》两诗都称赞了刘禹锡、白居易的文学成就。此外《全唐诗》亦录其残句五句，其中三句都为赠白而作。皇甫湜与韩愈关系最为密切，曾作《韩愈神道碑》《韩文公墓志铭》《祭柳子厚文》，神道碑、墓志铭和祭文意义非凡，这是他们关系深厚的明证。贾餗存诗仅一首及一句，《春池泛舟联句》与裴度、刘禹锡、崔群、张籍同作，句“殷勤为报春风道，不贡新茶只贡心”^[13]394是与白居易“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13]394的唱和。王起曾“与刘禹锡、白居易联句，长达数十韵，称为勍敌”^[16]，《赋花》一诗是为白居易分司东都的赠别之作。郭球虽未见与韩、柳、白等人的直接唱和赠答之作，但白居易在《吟四虽》中有句:“家虽贫，犹富于郭庶子”^[17]，“郭庶子”指的就是郭球，此诗作于大和九年，此时郭球以庶子分司东都，生活较为窘迫，可以看出二人相识并且有所联系。

在这些士人当中，皇甫湜发展了韩愈文章尚奇崛的一面，是韩愈所倡导的文学倾向的支持者。然而对于皇甫湜之外的其他人而言，这些诗歌往来并不能说明他们与韩愈、白居易等人曾有文学观念方面的交流沟通，这只是他们曾以诗歌相互联系的佐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游与韩、柳共同引领“古文运动”及元、白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不同，韩、柳和元、白的交往以人的相识为起点，以共同的文学观念为纽带，而这些士人与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交游因同代或同僚为友而产生，其意义不在于与中唐文坛产生联系，而仅隶属于私人范畴。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的士人在文学活动上的共同点一方面体现在具体文学创作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们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韩愈、白居易等人有所往来。对于这些士人而言，他们的主业在于仕途发展，因此文学之于他们是展现、记录生活的工具。他们未必有心于将自己与文坛的新变联系起来，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态度使他们的作品真实地体现出各自的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所寻找到的共同点则更能够反映出这种状态对于出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士人阶层的群体意义。

4　余论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共十一位，吉宏宗无考，余下的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李正封、徐晦、贾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十人都能够见到或多或少的史料记载。中唐后期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体现在这些士人身上，他们在仕途上形成分化，由于牛僧孺、李宗闵二人的身份，是否深陷党争也是分化的标志之一。因此，他们虽然同榜中举，具有一定群体性，却未形成标志性的同年关系。在这种分化的基础上，“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出身带给他们的影响反而更加明显，这尤其体现在这些士人中的大多数都曾担任与言谏相关的官职，发挥着自己“直言极谏”的特质。仕宦生涯对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其多政论多公文。此外的私人话语体现在诗歌的写作上，既有对眼前景色、生活琐事的抒写，也有与友人的赠答酬唱。尽管这些士人的政治立场未必相同，相近的知识背景与相似的任官经历都为他们呈现群体性特征提供了条件。同时，他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元和三年制举及第的士人，他们与当时政坛和文坛的活跃者、引领者也都有所往来，相似的交游是群体特征形成的条件之二。以“直言极谏”为原点，向内探求政治上的任官经历和文学上的创作经历，向外分析与裴度在政坛的相识和与韩愈、白居易在文坛的交往，整合他们在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上的共同点，以此构建出群体特征。

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是宪宗在位期间唯一一次开此科取士。这一年所取的十一位士人生活在“元和中兴”这一安史之乱后难得的繁荣局面，也切身体会了元和文坛的风貌与氛围，然而他们当中有人开启了唐代中后期长久的党争倾轧，有人身故于同样影响中央政权至深的宦官干政，成为唐代由尚可一争的复兴时代走向无可转圜的败落结局的见证者。

事实上，对元和三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登第士人的群体性特征的探索与勾勒只是唐代该科士人情况的一个切面，这属于傅璇琮先生“科举与文学”范式下的研究分支。唐代科举分常科与制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是制科的常设名目之一，与之并列的还有“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孝弟力田闻于乡里科”等。据《登科记考补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首次开科是在玄宗开元二年(714)，王邱知贡举，取梁昇卿、袁楚客、王翰、席豫四人，于天宝十五年(756)再次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为名开科。在开元二年之前与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五年之间，有十二次开“贤良方正科”。“贤良方正”之名源于汉代察举，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18]，此后多次出现将“贤良方正”与“能直言极谏”相连的情况。故唐代的“贤良方正科”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存在内在关联，如此可将高宗永徽元年(650)“贤良方正科”视作该科在唐代的开端。德宗即位后，于建中元年(780)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之后该科名目确定下来，“贤良方正”不再单独出现。直至文宗大和二年(828)最后一次开此制科，唐代该科在11位皇帝在位期间共开设23次，取151人^[④]。德宗以前及德宗建中元年(780)此科所取士人较少，除中宗神龙三年(707)录七人外，其余均未超过五人，部分年份仅取一人，自德宗贞元元年(785)取十七人后，以此科登第的士人数量呈现显著增长。故建中元年之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登第士人更多情况下以个体出现，贞元元年之后的该科士人才具备形成同年关系的规模。因此，围绕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两个方面，对这23次取士的情况展开研究，在数量上占据主体的是生活在中唐阶段的士人，这一研究的核心是人，其背后是唐代制举中的一个科目的发展流脉，也是中唐人对初盛唐人的接受、继承与创新。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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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lars of “virtuous and outspoken”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he

TAO Chenghao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he of Emperor Xi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eleven scholars including Niu Shengru, Huangfu Chik, Li Zongmin, Li Zhengfeng, Xu Xi, Jia Jin, Wang Qi, Guo Qiu, Yao Gun, Yu Wei, and Ji Hongzong were admitted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virtuous and outspok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leven scholars in that year were placed at the core and studied, which in essence belonged to a branch of Mr. Fu Xuancong's research paradig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Literatur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not only provided these schola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enter the imperial court, but also continued to influence their political life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fluenced by the subjects, most of them serv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ir careers as officials who criticized and admonished, embo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aking out and remonstrating extremely”. Among them, some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e party struggle, and some scholars intersected with a generation of famous minister Pei Du. The quality of “speaking frankly and remonstrating extremely” accompanied their official career,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dignitaries of the current dynasty influenced their career experience and became the intersection of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life dominated by politics prompted them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litical essays and words and things in their creation. Private words were mostly reflected in the poetry creation with chanting scenery and recording trivial matters as the main theme, and the poems given as a reward were also evidence of their intersection with literary celebrities such as Bai Juyi. , Similar official experiences and close literary experiences eventually constituted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cholars.  

Keywords: The third year of Yuanhe, virtuous and outspoken, political activities, literary activities

DOI: 10.48014/tpcp.20230907001

Citation: TAO Chenghao. The study of 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olars of “virtuous and outspoken”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he[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edagogy, 2024, 3(1):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