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乡村塾师的生活叙事-以蒲松龄为例
(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2. 信阳学院中国庙学研究中心, 信阳 464000)
摘要: “聊斋先生”蒲松龄以塾师为终身职业, 他将相关的生命体验融入创作当中, 其作品也成为了底层学子科举和谋生状况的真实写照。蒲松龄的塾师生涯兼具谋生、备考与教育实践三重属性, 其作品中的“哭穷”叙事与教育书写, 既折射寒门士子因科举沉浮被迫于塾馆执教的无奈, 也暗含对师道尊严不存的讽刺。明清乡村塾师群体虽然普遍陷入了职业地位下降与经济困顿的困境, 但他们也会通过道德劝惩、文化传播和社会教化等方式, 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力量。从蒲松龄的个体经验切入, 有利于揭示科举制下乡村塾师的职业复杂性及其生存状态, 探讨传统教育体系下寒门士子的理想与现实处境的深刻张力。
DOI: 10.48014/tpcp.20250311002
引用格式: 龚羽盈, 赵国权. 明清乡村塾师的生活叙事———以蒲松龄为例[J]. 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 2025, 4(2): 83-91.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5-03-11
接收日期: 2025-05-18
出版日期: 2025-06-28
明清时期，中国私塾蓬勃发展。当时的国家文教政策、书籍供应及民众对教育的有效需求等因素相互作用，产生并维持了一个庞大的民间教育市场，带来私塾教育的繁荣，为明清文士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塾师队伍。[1]19-26这一群体主要由出身清寒的，既要以舌耕所得维持基本生计，又希冀借教职形成的缓冲空间保持科举备考状态的底层士子构成，“聊斋先生”蒲松龄便是其中一员。他在考场上蹉跎数十年，考场外从事塾师职业四十余年，其间创作了许多诸如《塾师四苦》《教书辞》《先生论》等和塾师生活相关的作品，这些文字，既是他为自己的职业生活做的记录，也是他给明清时期以乡村塾师为业的士子的写真。
1 身份与职业之间:从科场新秀到落魄塾师的矛盾心态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多以通过科举考试为终身之奋斗目标，一个极大的原因就在于科举能够给古代儒生提供进身之阶，尤其是对下层士人而言，通过科举考试就意味着叩开了通往上层社会的大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蒲松龄就对科举有着狂热的追求和幻想，在考场蹉跎了大半生。他十九岁“是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施闰章”[2]9，一时之间风头无两。但蒲松龄并不得功名眷顾，此后数十年间他屡应乡试，但均告不第。康熙五十年初冬，七十二岁的蒲松龄赴青州考贡，授例为岁贡生。蒲松龄在金榜题名后受到了朋友们的祝贺。他没有想象中的欢喜和欣慰，反而题诗一首，自嘲为蹉跎五十载、羞对妻友的“腐儒”。蒲松龄在底层社会挣扎了一辈子，在生命的尽头才又得一虚衔，万千辛酸与苦闷皆在诗中倒尽了。
“读书之家，率多寒士，必以教读为事。”[4]124读书和参加科举对家境普通甚至贫困的士子来说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经济问题，许多底层士子选择成为塾师，这从宋代以后便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至明清两代，科举制发展至成熟完备状态，私塾教育较之以往更为蓬勃兴盛。士子们主要选择以塾师为业，而不是其他，主要是因为当时民间对塾师的需求量极大，做塾师比从事其他职业更能便捷地解决就业问题。哪怕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许多家庭富裕的人家，或是村庄，也会设塾，为族中子弟开蒙，教书辨字，以望其在将来能够谋得更好的生计，如此便为底层士子提供了更大的就业市场。其次，对于传统读书人而言，考取功名踏入仕途是人生的终极目标，选择私塾教师这个职业，能够保证充足的备考时间。而且，其作为塾师的职业实践与士子身份的科举目标存在内在耦合性——教学内容往往就是科举考试的一部分——可通过训蒙活动来保持经义研习，以及制艺批改过程来训练科考能力。因此可以说，科举取士制度与民间蒙养需求的双向供需关系形成了底层士子的择业路径。
顺治十七年(1660年)与康熙二年(1663年)的两次乡试蒲松龄皆不中。康熙四年(1665年)蒲家兄弟析居，又逢天灾收成不佳，赋税严苛，蒲松龄家境愈落。在考场失意和养家糊口的双重压力下，蒲松龄不得不离家设馆教书，开启了“岁岁游学”的塾师生涯。
对于蒲松龄和家人来说，塾师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职业:为了那一点薪资，要俯首于“浊富之门”;甚至不惜背井离乡，以塾馆为家，视学生为亲子，而对自己的妻儿不管不顾。尽管工作如此艰辛，但所得的报酬对养家糊口而言，可能也只是杯水车薪。蒲松龄在文章中也有提到当塾师设帐“必无富有之期”，不如经商，还能“庶有归时。”[3]850但对于不擅务农、不会经商、徒有秀才功名(或连秀才都不是)的底层落魄士人来说，满肚子的学问并不值钱，甚至还可能是造成他们生活贫困艰苦的元凶之一，于是“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3]2416
王洪谋言蒲松龄“屡设帐于缙绅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3]3446。蒲松龄设帐教书诚然有补贴家用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给参加科举提供复习和缓冲的余地。他今年设帐于这家，明年设帐于那家，四处漂泊，背井离乡，一边要潜心备考，“三年复三年”地参加乡试，一边又要赚取束脩，费尽心力为村童授课。这种情况下，士子的身份和塾师的职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饱读诗书，怀揣着金榜题名的梦想，现实却是在科场上毫无建树，只能在蒙馆村童上浪费年华，蒲松龄不由感慨自己寒窗多年，虽怀经籍之才，但是“之乎者也”终究难济生存困厄，只能辗转异乡，饱尝世态炎凉。纵无经天纬地之能，亦有数载青灯黄卷之功。科举虽未登榜，给孩童启蒙已是绰绰有余。本是对教学工作满怀信心，但实际上，他要面对的却是“命运乖说什么文星耿耿，教几个村童赛如猴精。白日里费尽心机，到晚来依旧懵懂”[5]的痛苦与不堪。这种落差让他对自己的塾师身份充满了抗拒和抵触，这份工作能够带来的获得感和成就感之低可想而知。蒲松龄甚至对埋头苦读的自己也产生了抱怨，还不如早早学习一门手艺，而不是为了读书荒废半生，到头来仍是孤苦漂泊，一事无成。
年轻的蒲松龄并不安于以塾师为职，积极地寻找着其他谋生机会。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的淄川同邑至交孙蕙授宝应知县，邀蒲松龄帮办文牍，一是出于友情，二是出于暂别塾师职业、再谋出路的考量，蒲松龄应邀入幕。南游一年，见识过贵族官员们的醉生梦死，也见识过天灾人祸、民生疲敝，陈述苦情的家书从远方传来，蒲松龄深感幕宾生活亦是漂泊孤苦，一身才华也只是在为他人作嫁衣，实在有违其志，第二年便辞职归家，一边备考乡试，一边重操旧业。尽管在官场和塾馆之间蒲松龄最终选择了后者，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就甘心于身怀圣贤绝学却以乡村塾馆为归宿，他在诗文中表达了对处境的强烈不甘和愤慨，认为这书“实在难教”。[5]蒙师生活依旧让他苦不堪言，塾馆于他而言无异于“火坑”，他仍旧对自己的才华充满信心，期待着一个金榜题名的可能，带他一飞冲天，脱离苦海。面对现在贫困孤苦、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他举苏秦、大舜、百里奚等人为例，说这些先贤在获得远大前途前都曾度过一段十分艰辛的时光，以此来宽慰自己这是在苦难中磨炼心志。蒲松龄始终自己坚信总有一天能够状元及第，从此飞黄腾达，令人刮目相看。
蒲松龄的生存境遇在坐馆毕家时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平步青云的远大理想和屡试不中的现实落差一直在折磨着他，蒲松龄仍不放弃摆脱塾师职业的一丝可能。康熙二十年(1681年)，淄川县令汪如龙闻蒲松龄才名，有意结识。蒲松龄一面作诗表示秀才不入公门的清高之志，一面又曾上书表达希冀帮扶。他在信中提及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和期盼:“松……如或青眼窥人，谬荷栽培之眷;万一蓝衫利市，宁忘高恩之厚。”[3]1222他还呈上了自己的制艺文和《聊斋志异》部分篇章，期望汪县令能给予关于科考上的“栽培”。继汪如龙之后，蒲松龄又受到了县令张嵋的礼遇赏识，但这也只是对他名声的提升有所作用，在考场上，蒲松龄仍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名落孙山，[⑥]不得不继续回到塾馆，以教书为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又有一个进入官场、摆脱舌耕生涯的机会摆在蒲松龄的面前:山东按察使喻成龙久慕蒲松龄文名，要请其去做幕宾。许是曾经的入幕生活并未给蒲松龄带来很好的体验，加上他年事已高，性情越发耿直，不喜束缚逢迎，于是在礼貌性地应邀一段时间后，蒲松龄便上书喻成龙，委婉表示辞职回乡之意。此后，蒲松龄便彻底回归塾馆，专心创作和应试，直到晚年撤帐归家，才结束漫长的塾师生涯。
蒲松龄矛盾心态充满了整个择业和就业过程，一方面他认识到塾师的职业能够给参加科举提供很大的便利，一方面又由于屡试不中只能在塾馆中浪费才华和时间而心怀不甘。他的痛苦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尽管他清楚地认识、犀利地批判科举的黑暗，但却从未想要与之割裂，并始终对科举心存幻想，总希望有一天能高中，扬眉吐气。高远的目标、丰满的理想和惨痛的现实产生的巨大落差，使蒲松龄对自己的塾师身份充满着抵触和愤慨，但后来他与东家、学生结下的深厚情谊，又使这段坐馆经历成为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这种微妙的拉扯贯穿了蒲松龄的大半生，构成其身为底层塾师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路历程。
2 窘迫孤苦的职业烙印:“哭穷”文字中的生活和经济状况
民谚道“家有半斗粮，不做孩子王”，此言虽夸张，但也无不犀利地道出塾师的贫苦。塾师群体普遍面临束脩微薄、职业不稳定的困境，其收入仅可维持基本生存需求，因此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颇为窘迫。蒲松龄并不缺乏“哭穷”的作品，他把自己作为塾师的生存状态都反映在他的创作当中，那些文字是给他自己与同行的真实写照，口吻幽默，辛辣的讽刺意味却不减分毫，只寥寥数语塾师贫困可怜的形象便跃然于纸上。
“乡愚凡事肯费钱，独至延师训子，偏十分吝惜。”[6]146-147蒲松龄专门作《塾师四苦》来为底层塾师的生活待遇鸣不平，强烈痛诉教书之苦:课业繁多累人，书费一直被拖欠;上课的环境也很恶劣，屋漏地湿，如同坐在泥地上，遇上严寒酷暑时堪比酷刑折磨;住处里夏天蚊虫无数，秋冬时霜雪飞溅入屋内，让人避无可避，一年四季就没有个好眠的时候;饭食简陋，饿着肚子也是常事。在《学究自嘲》中，蒲松龄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的景况，通过得一“穷酸”的绰号的塾师、如同鳏居的塾馆生活以及常年被拖欠的薪资展示为师之苦和为师之贱。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塾师舍妻儿、农田而去，忍受简陋的教学环境和食宿条件在塾馆里“破喉咙哑嗓”地舌耕，却只得“束脩数金”，全得了这钱尚不足以满足生计，更何况这钱还要打个折扣:“束脩钱四千正七折八扣，要白银有八分就算一钱……一年正三百零五十四日，出恭时在院内不许外颠，有一天不上学也要折算……书房中你使的笔墨砚纸，一件件自己买自己出钱。”[8]97-98到最后“总觅得一两五钱”。[7]四处奔波设帐，只是为了赚取束脩以养家糊口，结果微薄的薪资让塾师简衣缩食也只够清贫度日，难怪蒲松龄会作诗文以明为师之戒:“农工商贾莫非人，奚必教书为业，城市乡村皆有利，何须处馆营生。”[7]勤苦教书，徒劳无功，不如早日回头另谋他业;或是奋翼耕学，待鱼跃龙门游帝阙。短短几句，道尽了塾师之艰难苦楚。
馆谷不丰，加之连年天灾，蒲松龄肩上的养家担子越发沉重。他曾以一首《午中饭》记录家中吃午饭的情景，深刻描绘出了一个家徒四壁的底层塾师面对天灾、赋税时无奈又痛苦的状态:“黄沙眯眼骄风吹，六月奇热如笼炊。午食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3]1666 康熙十九年(1680年)蒲母去世，蒲松龄甚至无力安葬母亲，还是好友王如水慷慨解囊才得救急。后来王家因没钱婚嫁而起家庭纷争，蒲松龄愧疚万分却也实在还不起债，只得作诗一首以诉衷肠，既表达了对王如水的感激，又表达了自己经济之困难。诗中“国士重一饭，没齿结中肠。恨为啼号累，数载不能偿。……咨嗟述往事，妻子俱沾裳”[3]1708-1709几句，悔恨之情、清苦之状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闻之揪心，不忍细看。
许是对贫穷的体会过于深刻并唯恐避之不及，在除夕家家户户祭拜财神时蒲松龄竟作《除日祭穷神文》，追问“穷神”与他有何亲，为何时时刻刻不离身?财神与他有何仇，为何只有郑元和乞食、朱买臣休妻、吕蒙正住破窑、苏秦锥刺股的遭遇而全无他们后半生的时运?他焚香奠酒烧金银，由衷地恳求“穷神”离开他家，而不怪其“弃旧迎新”。
贫穷、孤苦是蒲松龄笔下塾师的身份烙印，他的“哭穷”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蒲松龄早期的职业生存状态和经济状况。而在坐馆毕家后，他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毕家为当地殷富之家，蒲松龄的经济收入是是束脩十六两之外，还有赠品。此外，毕家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为蒲松龄的读书、应考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笔、墨、纸、砚和书籍皆由东家提供，加之家中妻子勤俭节约，小辈有能力各自谋生，种种都为蒲松龄节省了一笔不菲的开销。是以后来蒲家的经济情况还算丰裕，“瓮中始有余粮。”[3]3440但塾师设馆终究是寄人篱下，自己舌耕在外而无暇顾及自己孩子的教育，蒲松龄感叹道:“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3]1746这属实是每一个为了养家糊口而背井离乡的塾师内心永远无法避免的隐痛。
3 交往与应酬:学生、馆东与塾师的复杂关系
“私塾”虽然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相对细微的组成部分，但却是塾师与外界进行沟通、交往的一个重要媒介。在由塾师、生徒与家主所构成的这一微观社会结构中，基于彼此之间的利益需求与互动，而确立起了以“塾师”为核心的、彼此间的基本权利、义务与社会关系。私塾结构中的这种社会关系之特征，大略可概括为“师严、子顺、亲善”。[9]186从中私塾结构中的人际关系可分为师生关系和宾主关系。对于师生关系来说，最具有典范性的、理想的莫过于“师严生顺”;而宾主关系，则包含着基于“道”与“礼”之上的宾主之谊，也包含着化“谊”为“情”的友朋之交。[9]201遗憾的是，在蒲松龄早期的塾师职业生涯中，这种具有礼法性质的师生和宾主关系基本处于解构的状态。
事实上，在明代中叶以后师道在民间的地位便已经大不如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观念的异动，导致了实用主义与功利思潮的泛生，也使民间社会对童蒙教育之价值需求，渐由重“德”转向了重“利”[9]181;其次，塾师群体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职业竞争加剧也是导致师道日降的重要原因。若是名门望族或有志于科举的人家，必然以极高的待遇和诚意延请名师，但作为只需要孩子识些字、会算数将来好谋生的乡野村民，自然会对塾师有所怠慢，更何况这种师资在民间并不稀缺，诚如学者张履祥云:“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10]1072上课少了，会被东家责骂懒惰;课时和作业多了，又会被学生记恨。塾师被夹在学生和馆东之间左右为难，以至于陷入相对弱势的地位:一方面，师之严没能体现出来，另一方面，道之尊亦荡然无存。教严则护短，低效则责师，塾师在处理师生和宾主关系时的尴尬正来源于此，师道的地位得不到尊重和支持，教师既失去教刑威慑手段，又需承担教育失效的全部道义责任。加之底层塾师与馆东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一个是除了教书之外无路可走的落魄士人，一个是开设塾馆、掌握财政和聘任大权的主家，如《闹馆》中的塾师“和为贵”为了能够被聘请，不仅答应了馆东“礼之用”所有过分的条件，更额外赠送劳动:“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3]2418为了能够长久地获得这份工作，很多塾师不得不低声下气讨好于馆东，他们已然成为了馆东的仆人，全然不顾斯文扫地。蒲松龄还提供了一个能够帮助任职的“良方”和“至宝”:“今而后揣东君之意:爱的是学生朴野，莫粗暴也;训诲淳淳(谆)，弗惮劳也;杯瓶痛绝，戒醇醪也;菜羹疏食，忌嘉(佳)肴也;终身监守，坐囚牢也，束脩薄取，价不高也;家常便饭，终岁熬也;搬送车马，一笔消也;担簦负笈，往来跑也;下气柔声，休发珍也;虽极无理，犯不校也。以上数条，师范要也。苟能如是，方才好也。斯诚当令师道之良方，而贫儒煳口之至宝也。”[5]既真实又讽刺的“师范”之要，令为师者不忍卒读。
再微薄的束脩也是一座大山，足以压弯一个失意士子的腰，碾碎他们的傲气和尊严。师道日渐沦丧，难怪蒲松龄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行坐皆在人前，分明是上宾模样;志气落于人后，毕竟是末等生涯。”[7]他在《聊斋志异·爱奴》中描绘出了另一番塾师生活的景象:鬼夫人对徐生敬重有加，徐生因她溺爱儿子以至于妨碍了教学而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她也毫不生气，奉上丰厚的礼金不说，更是因徐生不嫌弃他们都是已死之人而让他喜爱的婢女相陪作为报答。篇末蒲松龄点评道:“夫人教子，无异人世，而所以待师之厚也，不亦贤乎!”[3]868 在狐鬼世界中的幸福，再结合现实中底层塾师的待遇和地位，可以说《爱奴》表达出了落魄书生们内心最隐秘的而难以企及的期盼。
后来蒲松龄又到丰泉乡王家和西铺村毕家坐馆，这两段坐馆经历与他在《爱奴》中的幻想倒是较为契合。他与王、毕前后两位东家的关系都很好。蒲松龄在王家坐馆时，因慕蒲松龄才名，王家众人对这位老师礼遇有加，蒲松龄更是和王如水结为知己，两人时常聚谈吟诗。蒲松龄十分感念于王家不因他落魄潦倒而歧视他，更给予了他作为一位老师、朋友应有的尊重和优待。而毕家更不用说，家底丰厚，少东家毕盛矩与蒲松龄年龄相仿，二人推心置腹，亲如兄弟;东家毕际有更是生性洒脱，散漫风雅。毕家上下都是志怪小说的爱好者，他们并不认为蒲松龄作为一个塾师却谈鬼说狐是离经叛道之事，反而十分支持和欣赏。毕家丰富的藏书为蒲松龄完成《聊斋志异》提供了方便，毕际有不仅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甚至亲自撰写了其中的某些篇目，蒲松龄也有在篇末注明是“毕载绩先生记”和“毕载绩先生著”。毕际有去世后，蒲松龄在悼诗中写道:“海内更谁容放我?泉台无路望人归。”“最悼十年同食友，不曾言别已分襟。”[3]1758-1759二人的情谊早已超出了一般的主雇之情，对蒲松龄来说，毕际有是主家，更是挚友知音。
蒲松龄在毕家的绰然堂内开设私塾，教授毕际有的八位孙子。他曾作《绰然堂会食赋》，谓学生们“每食情状可哂”[3]2052，因而记录下与学生们共食的场景。赋中运用比喻、对偶、夸张等修辞，通过“僮跄跄兮登台，碗铮铮兮饭来”“小者飞忙而跃舞，大者矜持而徘徊”“脍如拳而下咽，噎类鹅而伸颈”“至拄颡而撑肠，始哄然而一散”[3]2052-2053之类生动且形象，夸张而不失真的描写，蒲松龄把学生们开饭时争先恐后、面对不同口味的饭菜或抢夺或嫌弃、吃饱喝足后捧着肚子一哄而散的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令读者阅之亦不免动容。此“可哂”之情与“教几个村童赛如猴精”的抱怨和烦躁有本质的区别，字里行间全然是对童趣活泼的学生们的爱怜，如果没有对学生们的细致观察和喜爱，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蒲松龄与好友、弟子们还会在课余时间到石隐园中漫步散心，吟诗作对，共享石隐园中的清凉好景，他的许多游园诗便是创作于此期间。毕家聘请蒲松龄教其子弟，蒲松龄也曾在《聊斋志异·叶生》中写叶生怀才不遇，抱憾而死后又魂从知己，教出了一个进士及第的弟子，最终释怀道:“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3]88可惜他如叶生一般寄托在弟子身上为自己的才华正名的愿望终究是落空了:他在教学上并无多大成就。[⑦]不过这并未影响到蒲松龄与毕家的主雇和师生关系，除了毕家父子生性豁达乐观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比起教学水平，毕家人更欣赏蒲松龄的文学水平。首先，蒲松龄在毕家完善《聊斋志异》，无疑是给毕家书友们提供了一个直接和作者交流的机会，他们经常找蒲松龄借阅书稿并交流想法，无形之间也增进了他们的感情。其次，也是最直接的一点，蒲松龄除了教书外，还能代馆东做大量的应酬等杂务。
对以“处馆”为生的塾师而言，几乎完全生活于家主家中，有的甚至几与家人无异，闲暇时为家主进行适当的文化或生活服务，往往也成为其馆塾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职责。因此，塾师于私塾中亦多少带有了一定的“门客”之色彩，并时常扮演着“清客”抑或“帮闲”的角色。[9]205毕家乃淄川名门望族，家族底蕴深厚，与其他缙绅之家多有交往与联姻，因此少不了社会应酬。缙绅名流的来访，当地官吏的拜谒，让谈吐风雅的蒲松龄迎送、作陪，也会显得主人高贵，至少可以让主人省却些不必亲躬的俗务。新县令、学师莅任、离任，或者受亲友请托要到县衙里说项、打点，让蒲松龄以其家西宾的身份出面，主人免于奔波，也不失大家的气概。这样，蒲松龄便成了毕际有所倚重的、不可离之的西宾。[11]102-103文采斐然的蒲松龄亦是代馆东作应酬文字的不二人选，其《聊斋文集》收录的多是他替老、少馆东为地方官吏、乡绅撰写的传记、序文、书启、婚启、祭文等作品，且随着文名远扬，慕名前来索文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其实代笔捉刀之事在蒲松龄的早期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他对此深感厌烦:“又搭上寄居三年五载，乡党邻里相烦，通启回启不少，请帖求帖多端，分书文书犹可，还有那休单冤单。有心不与人写，惹的人骂穷酸;一旦俱要应承，何日是个清闲?”[3]3346-3347频繁的应酬让蒲松龄不堪其扰，他甚至怒而作《戒应酬文》，表达对“无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为笑啼”[3]1382的深恶痛绝。但和以前的乡野邻居不同，与蒲松龄在毕家来往文章的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各界人士，也正是毕家提供的这个平台和蒲松龄自身的才华让他得以结识到诸如文学名士王士禛、淄川县令汪如龙和张嵋等人物。
4 执教与化民:塾馆内外的教育实践
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蒲松龄主要承担的是蒙师的工作，通过他的诗文可以了解他如何为儿童开蒙，如“《三字经》嚎的俺喉咙疼，‘上大人’使的我手腕肿。”[5]“初上学《三字经》口教口念，《百家姓》《干字文》随念随添，上下《论》共两《孟》五经三传，详训诂明句读作文三篇。学写字手拿手一撇一点，一个字分八法回后回先。字四音要念出乎上去入，开口呼合口呼也得学全;平仄里必得是分外清楚，久以后作诗句免得犯难。”[3]2416可以看出，蒲松龄和同时代的其他塾师一样，对学生进行诵读、描字、写作、学习“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的常规启蒙教育。蒲松龄对教导学生之事亦颇为上心，他担忧为师者“年高则昏倦，年少则嬉游，不知教法”，故作《训蒙诀》以勉之。他强调教导儿童要细心耐心、循序渐进:“教他书，须识字，不要慌张直念去。声声字音念清真，不论遍数教会驻。”要求学生认真对待布置的任务:“教完书，看写字，撇捻钩画要端祥，不许胡涂写草字。”鼓励学生自由创作和发挥:“字写完，教对句，见景生情不必奇，只要说来有意趣。”重视基本功和行文规律:“平仄调，虚实异，做完对句有余工，写个破承教他记。”教师上课时要时刻关注学生的行为，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念书口不住，时常两眼看着他，怕他手里做把戏。”学生的礼节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深深一揖走出门，彬彬有礼循规矩。”[7]
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传统士人的内心，而出身贫寒、品行端正，且有着丰富阅历的蒲松龄更加重视美好品德的修养。受朋友王永印之邀，蒲松龄设帐王家时，融合自身关于修身和处世的观念，编纂了十二则修身箴言，以教其子弟。在坐馆毕家之后，除了必学的四书五经和制艺文，蒲松龄还会编选教材:如将《小学》进行删减，编成《小学节要》，以便那些年老体迈，但仍在“童子之业”上拼搏的“老蒙士”[3]1117来记诵。而且蒲松龄不只重视科举要学的内容，他还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引导弟子阅读和作诗，比如他编了《宋七律诗选》以教门人;“于绰然堂得尤侗《帝京景物略》，去其复繁，精选是书”，[3]3390编成《帝京景物略选》;也因好《庄子》，谓之“千古之奇文”，于是“猎狐而取其白”，编成《庄列选略》，“惟与弟子辈闭门叹赏”。[3]1032此外，他还借助毕家的众多藏书，编成《历字文》作为科普读物。
在塾馆之外，出身贫苦的蒲松龄从未断绝与劳动人民的联系，尽管他因对科举抱有幻想而热衷于科举，但一次次的落榜打击和丰富的游历，让他对学问和生活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认识。在教学和完善《聊斋志异》的闲暇之余，蒲松龄逐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百姓生活和日用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他曾选辑《齐民要术》，介绍百工技艺，他认为贵族子弟和读书人五谷不分，对日用之事习而不察，而“蚕政之重，所从来矣”，[3]1042因此作《家政外编》与《家政内编》以简明之;蒲松龄以七言韵语的形式，将家常日用俗字编入行文之中，而且除了识字的功能外，此书还涵盖了社会上各行各业、人、物百货的科普，对某些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劝讽也使其具有深刻的现实认知意义;“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3]1041基于对农村生活的实际体验，蒲松龄编了兼具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农桑经》，介绍山东一带农民耕作、植桑养蚕、御灾的经验;为“备乡邻之急”，[3]1041蒲松龄撰《药崇书》《伤寒药性赋》等收录了一些常用药和单方、偏方的简便医书，以供乡民随时自查;还有《婚嫁全书》和《玩象观占》，则分别介绍了风俗人文和自然天文，便于百姓查阅。在民生日用之书外，蒲松龄还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类书籍的编撰。他作《省身语录》“用以自省，用以示后”，[3]1039望能继承和发扬先人之盛德;又作《怀刑录》，收录常见的罪行，并谓之“使读礼者知爱，读律者知敬，其有裨于风化非浅矣”;[3]2365袁愚山作《师服考》，他为之作序，说:“此有关于人心风俗，则聋之钟鼓，亦不可不隍聒之也。”[3]1044
当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蒲松龄的劝惩思想。所谓劝惩就是劝恶扬善，出于宣扬道德教化、化民易俗的目的，蒲松龄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此类内容在《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中数量颇多、范围广泛，故事性与形象性相结合，劝惩的教育性与文学的娱乐性水乳交融在一起，蒲松龄按照他文学的天性去结撰劝惩的故事，使读者在“情真辞切韵缠绵”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教育。[12]劝惩的目的在于使人为善去恶。如《聊斋便曲·墙头记》中张大怪、张二怪不孝养父亲，张老追溯原因，发现是过去对孩子过度溺爱，不在他们犯错时及时纠正导致的。结尾写到张大怪的儿子小瓦瓦用父辈对待张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时，蒲松龄道:“望上看有双亲，往下看有儿孙。我不好后代越发甚。小瓦瓦不过才十来多岁，已下手把样子描下两对。想是那小心眼诸般学会。”[8]89其中的劝诫意味可见一斑。后天的环境和教育能够起到有效的榜样作用，为了让世人见贤思齐，在蒲松龄的笔下，“榜样”也和“报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聊斋志异·褚生》的结尾，蒲松龄评论道:“作善于人，而降祥于己，一间也哉!”[3]348因为吕老待学生如亲子，所以褚生死后为了报答师恩，当真投胎吕老家中成为他的儿子，并在科举中考取功名，光耀门楣。《聊斋志异·细柳》中，蒲松龄通过细致生动的人物心理和动作描写，深刻地描绘出母亲的惩戒之严厉和孩子的痛悔之深切，展现了一个人因不善而遭受惩戒和遭受过惩戒后痛改前非的自新过程。作恶会受到惩罚、为善会得到福报的劝惩观念与“因果报应”“地狱酷刑”相互联系，虽然有封建迷信的成分，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不可谓不是弃恶从善的“良药”。这是中国士子劝善之心的体现，也是蒲松龄作为一个儒生和教师对道德及其教化的执着和追求的真实反映。
撤帐归家后，蒲松龄由于德高望重、博学多识，被县学推为学长。尽管他作《力辞学长呈》以推辞，但从《聊斋文集》中的《请表彰贤迹呈》《请表一门三烈呈》《又投县呈》《公举孝子呈》《请禁巫风呈》《请清漕弊呈》《求科试广额呈》《又投学宪呈》《请惩无品生员呈》等看，蒲松龄确实做了秀才班主，决断大小事务、为人指点迷津，尽职尽责，影响甚广。正如其子所说:“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而我父亦力为剖决，晓以大义，俾各帖然钦服以去。虽有村无赖刚愎不仁，亦不敢自执己见，以相悖謑。盖义无偏徇，则坦白自足以服众也。”[3]3440
“暑往寒来冬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8]10蒲松龄的此语既是对自身坐馆生涯的生动刻画，亦深刻揭示了明清塾师群体职业生态的共性特征。虽然当塾师是一个被逼无奈的选择，蒲松龄也在多篇作品中表达以塾师为业的愤慨之辞，但他并非对这份伴随了他大半生的职业没有一丝正向的感情，他的整个人生和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塾师”的烙印。除了直接描写塾师生活的诗文外，蒲松龄还有不少以儿童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若非他以塾师的身份长期和儿童生活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以及行为举动有着深入的了解，是难以将他们古灵精怪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的。
明清两代皆不乏迫于生存压力而教授生徒的士子，他们留下的诗文亦多有记载其作为乡村塾师的亲身经历和生命体验，譬如明代文征明《馆师叹》和清代郑板桥的《教馆诗》都表达了他们对这个职业的负面印象和抵触情绪。透过塾师们夸张而不失真实的文字，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士子们被夹在远大志向和现实生活的落差和矛盾之间的微妙心态和困顿窘迫的经济状况，他们在处理师生和宾主关系的同时，还要面对在利益冲击下“师严道尊”的沦丧。尽管在他们的笔下塾师的形象总是穷酸、孤苦的，但不可否认他们是负有文化传播、道德教化、社会治理的责任且望重于本乡的乡贤主要构成人员，[13]发挥着维持基层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非官方作用，甚至在其文化身份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下，成为基层民众的精神领袖。尽管这些儒生们没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的确实现了传统读书人在社会治理与教化上的抱负与志向。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⑤]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龚羽盈，1344646077@qq.com
收稿日期:2025-03-11; 录用日期:2025-05-18; 发表日期:2025-06-28
基金项目:2021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一般项目)“中国历代庙学史料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BOA210051)。
[⑥] 比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蒲松龄在作文时犯了“越幅”的错误，被勒令出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蒲松龄又因出现了违规的情况，再次被黜。(袁世硕.蒲松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78.)
[⑦] 毕际有的八个孙子进学情况:毕世洎(字公远)，雍正甲寅首贡;毕世演(字公范)，增生;毕世渡(字公筏)，增生;毕世浣(字公衣)，附生;毕世澄(字公见)，附监生，候选州同知;毕世涵(字公纳)，早卒;毕世
(字公雨)，监生;毕世汸(字公舟)，附生。(袁世硕.蒲松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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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 Narrative of Rural Private Teach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king Pu Songling as an Example
(1.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Temple Studies of Xinyang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Mr. Liaozhai”, Pu Songling' s lifelong career was as a rural private teacher. He integrated relevant life experiences into his creations, and his works have become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livelihood situation of lower class students. . Pu Songling’s career as a rural private teacher wa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attributes: livelihood, exam preparation,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narrative of "crying for poverty" and educational writing in his works not only reflect the helplessness of poor scholars who were forced to teach in private schools due to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but also imply a satire on the lack of dignity in teaching. Under the pressur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group of village schoolteacher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enerally faced declining professional status and economic hardship. Nevertheless, through moral guidanc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they beca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local governance. Examining Pu Songling’s individual experience helps unveil the complexity of the village schoolteacher profession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profound tens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aspirations of lower-class scholars and their harsh realities within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frameworks.
Keywords: Pu Songling, rural private teacher, professional survival status
DOI: 10.48014/tpcp.20250311002
Citation: GONG Yuying, ZHAO Guoquan. The life narrative of rural private teache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aking Pu Songling as an example[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edagogy, 2025, 4(2): 8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