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文化基因中的元代码符号

季宏

(汉滨区五里高级中学, 安康 725000)

摘要: 在教育过程中, 复制文化基因与学习科学知识是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科学知识需要在验证中学习, 而文化基因则需要拷贝复制。比照生物基因的染色体和DNA双螺旋结构,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共有六对“染色体”, 其中五对是常染色体, 一对是性染色体。五对常染色体由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调组成, 语音由平仄声调符号排列, 乐音由十二律排列, 而性染色体则是由阴阳符号排列。《诗经》和《易经》是中国人最应该复制的文化基因符号。《诗经》是语音基因符号, 《易经》是文字基因符号。前者反省过去, 后者规划未来。《诗经》和《易经》两类符号把过去和未来切分出去, 使我们能在“此在”的生活中, 从容而不逼仄, 自如似有神助。有《诗经》《易经》为我们背书, 就如同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拥有了强大精神后盾, 以抵御“假丑恶”符号对我们的侵犯。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认为《大雅》是宫调语音, 《小雅》是徵调, 《国风》是角调。司马迁说“正教者皆始于音, 音正而行正”。语音来自心灵, 只有心灵端正, 行为才能端正, 正确的教育起始于语音、乐音。

关键词: 符号, 符号学, 文化基因, 诗经, 易经

DOI: 10.48014/tpcp.20220610002

引用格式: 季宏. 复制文化基因中的元代码符号[J]. 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 2023, 2(1): 1-8.

文章类型: 研究性论文

收稿日期: 2022-06-23

接收日期: 2023-01-03

出版日期: 2023-03-28

卡西尔对“人”有一个基本判断，他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1]261。人通过符号创造文化，使得人超越了动物性，获得人性。经过几千年的符号生产，人类创造了海量的符号，既有“真善美”符号，也有“假丑恶”符号。孩子一出生就被投身到这个符号世界。为了避免孩子遭到“假丑恶”符号的伤害，家长和老师都要帮助孩子，在心灵外围建立一堵“防火墙”，以抵御语言符号的侵犯，保障孩子的精神免受伤害，使孩子获得一种类似于“免疫力”的“防范力”。这个“防范力”是用于识别那些虚假、丑恶符号的免疫力。

1　文化基因的传承

文化以语言文字为代表，溯源文化基因需要把语言文字作为样本，对其进行切分，直到切分到最小单位。语言切分到音位，文字切分到语素。音位是语言能够区分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语音音位可以切分到平仄声调(平声、上声、出声、入声)，乐音音位可以切分到“十二律”(黄钟、大吕、太镞、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而汉字语素则可以切分到“--”“—”符号。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最小单位看成生物DNA分子上的碱基，那么这些“碱基”就构建了文化DNA内部结构的物质基础。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共有六对“染色体”，其中五对是常染色体，一对是性染色体。五对常染色体由宫、商、角、徵、羽五调组成，每一调都由四个声调“碱基”任意排列组合，而性染色体则是由阴阳两个符号排列，共有64个基因片段。六对“染色体”在“我”和“你”之间复制，并生产出新的符号。“我”和“你”的呼吸连接成呼吸链，在呼吸链之间，是“我”在言说。谁发出语音，谁在心里就出现“我”，“我”是语音发出者。“我”的声音相继连成一条语音链。这个语音链的声音在“我”和“你”的耳中留下语音印迹，两条语音印迹链围绕声音链，构成了一个以声音链为中心，以两条语音印迹链(呼吸链)为两翼的双螺旋结构。

人类学习语言，开始于家庭。父母教子女学习语言时，肩负着纠错责任。如果父母发现儿童有发音错误，一定会及时纠正。这种现象在生物基因复制中是不存在的，生物基因的亲代只管复制，不管纠正，即使出现复制错误也任其发展。父母是孩子接受文化基因传承的第一课堂。孩子进入学堂以后，开始系统地复制文化基因。儿童与老师建立一条稳定的文化基因复制链条。老师对文化基因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儿童的复制长度。我们知道，四种声调共有256种组合，再加上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调，就有1280种组合。《诗经》共计305首诗歌，主要由四字言写成，每个字都有一个声调。如果把《诗经》的声音连接起来，所构成的声调链条是很长的，足够孩子们拷贝复制。

在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门楣上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将其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人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回答“人是理性的动物”。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当一个人去世以后，他有许多新的名称被人称颂，除了姓名以外，还有诸如诗人、小说家之类的名称，即使小老百姓也有“先妣”“先考”之名。可见，人除了具有生命以外，还有道德生命。道德生命是用符号构建的有机体。所以说，人有两条命，一条是生命，一条是道德生命。物质生命由细胞组成，由受精卵发育而成，由DNA传承生物基因;而道德生命则是由语音符号组成，由交流发育而成，由宫商角徵羽五调传承文化基因。物质生命需要食物才能生长;而道德生命也需要食物才能成长，这个食物不是粮食蔬菜、肉禽蛋奶等富含生物生长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而是由诗歌、艺术、科学知识、历史文化等组成的各种符号系统。滋养生命的食物和滋养道德生命的食粮都要从口腔出入。前者是食品从口腔进入身体，后者是口腔说出来，在交流中说出语音。语音是道德生命最主要的食物，不过这个语音只有得到回应，才能转化成能量，也就是说只有在交流中，道德生命才能生长。如果没有语音交流，道德生命将死亡，只剩下生命这具身体躯壳。身体可以残缺不全，面目可憎，但道德生命却可能健康完整，神采奕奕。盲人阿炳因为一首《二泉映月》而流传千古，盲人女作家海伦·凯勒也因其著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而蜚声文坛。人们记住了他们的道德生命，而忽略了他们不完整的身体躯干。

人类语音的语调分为宫、商、角、徵、羽五个调，其中宫音为五音之君，统帅众音。《礼记·乐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诗经》中的《大雅》是宫调音，在小学阶段就要让学生背诵《大雅》31篇，以构建足以影响一生的基本音调。事实上，宫调音就是交流中发出的平和、亲切的声音。《黄帝内经·金匮真言篇》认为，宫、商、角、徵、羽五调与人体五脏脾、肺、肝、心、肾相对应，并且与黄、白、青、红、黑五色相对应，还和中央、西方、东方、南方、北方相对应，更与土、金、木、火、水五行相对应，还与口、鼻、目、舌、耳五官相对应。人类通过语音交流，自主构建了一个虚拟的道德生命体。他们不仅有五官，还有五脏，这些五官五脏是与交流主体同构的。其中口与脾胃相配合，所有符号都要被言说，才能被道德生命所吸收消化。不管是科学符号，还是艺术符号都需要通过交流，以确定其名称与事实是否相符。脾胃运化水谷，转化成水谷之精，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同样道德生命通过言说，把科学知识、文化艺术、宗教历史都转化成滋养这个有机体的营养物质。当一个人成长为一名科学家，就说明这个人的道德生命已经发展成熟了。他的物质生命和道德生命都名实相符，其物质生命与其姓名相符，其道德生命与科学家这个名称相符。这个科学家为了延续其道德生命，还需要不断地研究最新科研动态，广泛地学习研究哲学、艺术等其他符号类型，才能使其道德生命永葆青春。当这个科学家去世以后，其道德生命还将继续存活，也有可能永世不灭。这在老子这里叫“死而不亡者寿”(《道德经》33章)，老子、孔子等历史人物，虽然其身体已经消亡了，但其道德生命却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

2　语音符号探源

文化基因和科学知识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式，是源头和流变的关系。文化基因像生物基因一样，是根植于我们精神之中的DNA，它携带着人类的文化遗传信息。而科学知识则是人类探索自然，研究人类社会的成果。它如同生物基因中RNA复制DNA以后，生产出各种蛋白质一样。在人类交流中，文化基因同样也是通过符号，生产出来各种文化产品来。在各种符号中，语言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索绪尔在研究人类语言的时候，提出了符号的概念。他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是符号形式，而“所指”则是符号所对应的概念。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2]101，“音响形象”是声音的心理印迹，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2]101，是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他把“概念”用“所指”描述，把“音响形象”用“能指”描述，并确定了语言符号的两大原则，即“符号的任意性”和“能指的线条特征”。“符号的任意性”说明，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符号形式予以表达。而“能指的线条特征”，则说明交流的过程是语音链的线性流动，声音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出现。第一个声音没有说完，第二个声音不会出现。语言音位所构成的链条是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排列的，不管说者“我”，还是听者“你”，都是“我”在说着。这个声音被“我”和“你”听去了，分别在“我”和“你”的头脑中留下“音响形象”。

“音响形象”构成了语言体系中最底层的逻辑，如果不模仿复制语音，就不能获得说话的能力。语言包括语音和文字，文字在语言体系中出现较晚，但在后来的语言学习中却占了上风，褫夺了语音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索绪尔反对文字的“霸权”，他详细地阐述了文字褫夺语言地位的原因。一是“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二是“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三是“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不应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的”^[2]50。中国老百姓一直认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承载物，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但事实上，语音才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观看甘肃天水大地湾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可知，这里人类活动持续了三千多年，从新石器早期到仰韶文明的早中晚三期都有出土文物。从出土的陶器看，只有简单的线条刻画，还没有出现系统的文字符号^[3]130。在这漫长的三千多年时间里，人们的交流只可能是语音，而不是文字。斯福尔扎认为“语言的进化谱系和基因的进化谱系十分相似”^[4]45，人类语言一共分成5大语言系统，其中“科伊桑语”是现存最古老的语言，“它很可能是10万—5万年前非洲现代人所使用语言的唯一直系后裔”^[4]45，而汉语则与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同属于后来的“诺斯特拉-欧亚超语系”^[4]47。

中国古典文献把语音切分成“五音”“十二律”。“五音”是乐音的相对音高，包括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唱名:1、2、3、5、6。而“十二律”则是乐音的绝对音高，各律从长到短依次为:黄钟、大吕、太镞、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和应钟等，相当于现代音乐的音名:CDEFGAB及其升降调，单数为律，双数为吕，合成六律六吕。六律中的黄钟律在中华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汉书·律历志》详细阐明了这个观点，书中认为，黄钟律是订立历法、制定度量衡制度和礼乐制度的基础。“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本起于黄钟之数”;“声者，宫商角徵羽也”“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量者，龠、合、升、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5]890，度量衡和历法确定以后，人们按着历法生产生活，公平交易，开展礼乐文化教育活动。《史记·律书》开篇就讲:“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6]185。《虞书》强调:“同律度量衡”，说明黄钟律是整个文化符号生产的基础，当然黄钟律所在的“十二律”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基因。

罗兰·巴尔特在分析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语音的关系时，得出“语言结构”的概念。他认为“语言结构就等于语言减去言语。语言结构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制度系统，又是一种值项系统”^[7]4。从巴尔特的论述可以看出，语言结构既是语音发出的内部规则，也是这个族群的社会规则。这个族群通过语言建立起运作有序的社会规则。中华民族一直是用汉语作为交流语言，那么汉语内部的语言结构，就是我们这个族群的社会结构。《诗经》四字言的声调结构、押韵结构，“风雅颂”的语音内容结构和“赋比兴”的语音表达结构，都在现代语言交流中留下深深的印迹。语言交流大致有草堂、厅堂、殿堂和庙堂等多个场景，《诗经》中的《周颂》表达庙堂的场景，《大雅》表达殿堂的场景、《小雅》表达厅堂场景，而《国风》则表达乡野草堂场景。语音呈现有单人赋吟、双人比诵、多人兴唱等形式。《诗经》可赋、可比、可兴，还可舞、可蹈，在乐器的伴奏下，舞蹈、颂歌、吟唱共同进行，构建一个庙堂、殿堂传承共同精神，厅堂、草堂抒发个人情感的理想社会形态。

3　阴阳符号基因是中华文明的“性染色体”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的是，中华文明拥有独特的“阴阳八卦五行文化”。这与8000年前中华民族深耕于甘肃天水大地湾有密切的关系。大地湾地处青藏高原与秦岭交汇处，是中国大陆南北交汇、湿润区与半湿润区、亚热带与暖温带的交汇区。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其季风气候与古希腊文明所在的地中海气候，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行星风系看，亚洲东部和地中海地区都受副热带高气压和西风带交替控制，理论上讲，亚洲东部应该是地中海式气候，而我国华南地区也应该是沙漠气候。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却出现了气候湿润、雨热同期的季风气候。甘肃天水所处的位置，刚好处在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都可以到达的最北地区。这些天时、地利的先天有利条件为农耕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伏羲为代表的大地湾先民，研究农作物与阳光、雨水的关系，创造出“阴阳”符号。其句法系统是f(--、—)，其意义系统是陰、陽^[②]。阳光照射到地面以后，地上热量收支发生了变化，大致分为:热量收支平衡、收大于支、收入最大、收小于支，支出最大等五种情况。春秋两季热量收支平衡、夏季热量收入最大、冬季则热量收入最小。水在其中作大规模的运行。水在土中，为“土”;水在树木体内为“木”;树木燃烧以后，水变成气态，为“火”;水汽遇冷凝结，为“金”;气温降低零度以下，水结成固态冰，为“水”。“五行”实际上就是热量和水的运行。中国古人对阳光照耀下的世界进行编码，记录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等八种符号，分别表示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这些代码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基因。观看出土的甲骨文，甲骨由于被火棍炙烧，出现类似阴(--)阳(—)符号的裂纹，在殷商文化中，这些符号具有预知未来的神力。在天地之间，不仅有能量流，还有语言流。语言流是能量流在人类交流的符号呈现形式。

4　文化基因的符号生产

艾柯在其《符号学理论》中提出一个“系统代码”的概念，他认为处在系统的代码，其价值都是由于其位置和差异确定的。一个符号系统由句法系统、意义系统和反馈行为系统三个要素组成。当代码进入系统编码以后，就变成具有价值的符号。这如同语言一样，一个词可能有多种含义，只有进入到句子中，它的概念和对象才能确定。弗雷格认为，句子的真值是由专名和概念词决定的，专有名词指向对象，概念词指向概念^[8]11。人类在交流中，说的是句子，不是单个字词，只有在交流中才能确定句子是真是假。

符号是人类社会独有的产品，动物不能生产。符号具有人类性、交流性、系统性和说谎性四大特性。符号是人类用代码切分思想活动的产物。从汉字的构成看，符号分成“符”和“号”两个字，“符”是符合之意，是个动词;而“号”是名号之意，是个名词。符号是个动宾词组，是指某种东西符合它的名号。中国历史上有“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故事中的“符”，指的是能够调动军队的“虎符”。“虎符”只有被握有军队的将军验证以后，才能调动军队。符号是交流双方都默认的，符号与对象概念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交流就没有办法进行。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系统性表现在符号具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每个单个符号在符号系统中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们组成一个句段关系，表达一个真值。这些句段关系背后又有一个庞大的联想关系。语言之所以成为符号的代表，就是通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表达出人类的思想。符号能够表达思想，就说明符号也可能说谎。说谎是符号的本性，在没有交流的地方，就是谎言弥漫的地方。只有让符号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们询问、质疑和反对，符号才不会说谎，即使说谎了，也能及时改正过来。历史上无数次的科学进步，都是在质疑反对中发展起来的。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宇宙大爆炸理论，哪一次不是对谎言的揭穿，才创造出新的科学理论。艾柯说:“符号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可用于说谎的每物。倘若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那么，反过来，也就无法阐明真理;事实上，等于压根无法用来‘诉说’什么。我认为，关于‘谎言理论’的定义应该视为一般符号学至为全面的大纲”^[9]5。符号只有具有说谎的特性，它才有可能阐明真理。真理是通过对偏见的批判、辩论和验证，剔除谬误、误解、迷信、虚伪而获得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语言诞生以前，“我”与“你”就已经相遇了，“我们”一起创造了语言，一起为万事万物起名字，一起探索世界的规律，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我”早已死亡;如果没有“我”，“你”也就不存在。“我”的存在是以“你”的存在为依据，“你”的存在是以“我”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两人注定是不可分开的整体，没有“我”和“你”，“它”还存在吗?德国思想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深刻反省了“我”和“你”的关系。何光沪评价道“‘我-你’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占有、利用榨取的关系。在‘我-你’关系中，双方都是主体，来往是双向的，‘我’亦取亦予。在‘我-它’关系中，‘我’为主体，‘它’为客体，只有单向的由主到客，由我到物(包括被视为物的人)。”^[10]129布伯在书中后记中，也用师生关系举例“我”和“你”的关系，他写道:“真正的老师与其学生的关系便是这种‘我-你’关系的一种表现。为了帮助学生把自己最佳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老师必须把他看作为具有潜在性与现实性的特定人格，更准确地说，他不可视他为一系列性质、追求和障碍的单纯聚合，而应把他的人格当作一个整体，由此来肯定他。这就要求老师要随时与学生处于二元关系中，把他视作伙伴而与之相遇。”^[10]118

5　从“情体”“道体”到“仁体”

从哲学上思考中华文化的本源，大致有三个观点:“情本体”、“道本体”和“仁本体”。“情本体”实际上是生物基因本体。情的结合，最终是精子和卵子的DNA的结合。生物基因造就了“异性相吸”的巨大动力，促使着男女、雌雄、公母等异性生命体相互吸引，以完成X、Y性染色体的伟大结合，从而创造出新生命来。“情本体”虽然根源于生物基因，但却超越了生物基因设计的范围。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即使不是异性，也会产生感情。从言行一致到相互信任，从相互信任到崇拜敬仰，从崇拜敬仰到宗教信仰。感情不断加深，情感不断升华，交流范围也日益扩大，层级不断提高。可见，“情本体”侧重于交往动力，而“道本体”则侧重交往内容。言说的内容有谎言与真相之分，还有大道与小道、正道与邪道、科学与迷信之分等。只要用语言说话，就有可能说谎。为了揭穿谎言，就需要通过交流去验证、考证、实证，还原事情的真相。所以，“道”不能作为“本体”，因为它有说谎作假的嫌疑。只有把两个人的交流作为“本体”，才能获得真相。“仁本体”是以交流作为本体。

皮尔斯把交流模式称之为“探究社群”，交流的目的就是让“解释没有余地”，“‘零解释余地’意味着发送者与解释者的意见一致”^[11]253。交流是为了获得真相，达成共识，消除误解，谋求进步。皮尔斯认为符号学根植于现象学，是研究人类文明本源的学问。符号是从人们的心灵中诞生出来的，人们拿出从心灵诞生出来的符号进行交流分享，共同验证代码与事物概念的相符程度。胡塞尔^[12]用“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交流。在胡塞尔看来，把交互主体性看成人文世界的本体，从这个本体诞生发展了人类的文明。东西方文明都有溯源文明源头、梳理文明发展脉络的禀赋。在交流本体这个问题上，东西方文明是高度契合的。

朱熹在给陆九渊的哥哥陆九韶的信中，谈到“仁体”的概念。他认为“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13]561朱熹这番话有两个亮点。一是“一物各一父母”;二是“万物同一父母”。这个认识为进一步阐发“无极”和“太极”思想，展开了广阔的视野。首先，他认为“一物各一父母”，每个事件的诞生都有“父母”。新生儿是由父母诞生的，婚姻家庭是男女双方协商而成，种子是雌雄授粉而成，气温是热量收支互动而成。所有的事物都有其父母。父母是新事物产生的本体。从直观看，父母是两个人，“仁”是其符号的表象，父母是本体，也就是“仁体”。朱熹这样描述“仁体”，“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破有我之私而已。”^[13]561朱熹提出“仁体”的概念，其意义何其重大，它巧妙地化解“无极”和“太极”之争。从“一物有一太极”的观点看，受精卵就是一个生命体的太极。它满足太极的基本特征:时间起点和阴阳合体。父亲的精子代表时间为阳，母亲的卵子代表空间为阴，阴阳结合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从这枚受精卵开始，生命体的个性时间开始运行，个性空间开始分裂复制。父母是受精卵的来源，是供体，这个供体就是以“仁”为符号标志的仁体。“仁体”站在太极之前，代替“无极”的表述，化解了“无极”来源于道家的质疑。同时，“道体”概念的提出也就具有合法性了，在“道体”之前，矗立一个本体“仁体”。“仁体而道体”与“无极而太极”齐名。

6　在交流中复制文化基因

艾柯在《符号学理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符号代码生产的一般流程，简单总结起来就是:识别、复制、创新、求美、求善等五个基本环节。其中，“复制”是关键环节。艾柯说:“最有名的复制品就是音位和语素”^[9]261。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学生首先要复制的是语音。孩子从父母亲那里复制母语，进入小学以后，将从老师那里复制雅音，也就是学习普通话。这个复制是以“音位”“语素”为单位进行复制的。老师手把手、口对口、一对一地帮孩子们练习发音，纠正错误。

《礼记·学记》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14]456，认为教育在治国理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礼记·乐记》则就教育要教什么，提出了顶层设计。它认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14]468，教育要从声音入手，通过声音通达到人的心灵中去。人心产生感情以后，通过声音表达出来。教育则反向行之，通过声音去影响人心。用和谐而有节奏的乐音去影响人的心灵，完成教育的目的。《乐记》进一步指出，教育要先同后异。先教声音后教行为，先用乐音涵养心灵，再用礼教规范行为。心灵教化在前，行为规范在后。乐教教声音，礼教教行为。声音用乐音教化，行为用礼仪规范。《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14]487。以乐音为基础，乐教有四种工具:诗经文字、诗经声音、诗经雅舞和各种乐器。《乐记》非常重视《雅》《颂》在教育中的地位，“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14]506“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14]504。 以乐音为起点开始乐教，起点真实可靠，便于实施展开。《中庸》也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文中“中”“和”两个关键词都是乐音中的术语。“中”是中声，“和”是和声。黄钟大吕等十二律是中声的绝对音高。无怪乎，《中庸》认为“中”是天下大本。上古用黄钟律制定“度、量、衡、历”等天下公器。

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认为《大雅》是宫调，《国风》是角调。小学生的声音训练，首选《大雅》。熟记熟背《大雅》三十一篇，就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声音基础。其次再学习《小雅》《颂》和《国风》。朱载堉在《起调毕曲新说》中指出:“大雅者，宫调曲也，宫为君。大雅，朝廷之乐，乐中至贵至尊者也，故用宫调起调毕曲。小雅者，徵调曲也，徵为事。”“国风者，角调曲也，角为民。民风歌谣，风行草偃，属角，木也故用角音起调毕调。”“诸侯之乐曰风，天子之乐曰雅曰颂。”^[15]970乐教以《诗经》作为教材，以《大雅》为重点，系统地训练学生的声音。

我们课题组以《诗经》诵读为抓手，开展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教育体系建设研究。小学读《大雅》，初中读《小雅》，高中读《颂》，大学读《国风》。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小学阶段，小学生读《大雅》对老师要求很高，这些老师提前要会背诵《大雅》，才能用语音教学生发音。整个教学过程，是学生用耳朵听，用嘴巴模仿完成的。同时，还要配合舞蹈的节奏，使得声音与舞蹈产生共振。我们开发了“诗经雅舞”项目以配合诗经教学，“诗经雅舞”包括“文王健身操”、“文王圆舞曲”和“文王进行曲”等三种形式。“文王健身操”是利用诗经节奏和“八段锦”手法，编排一套七节健身操，学生打完一套健身操，基本就可以记住一节诗歌的内容。学生天天打一遍，就可以很快把《大雅》每一首诗歌背得滚瓜烂熟，31首大雅诗歌还可以用“文王圆舞曲”和“文王进行曲”进行操练，以训练他们的听力、模仿力和记忆力，同时获得高雅的气质、优美的身姿和言行一致的习惯。

《诗经》主要用四言诗写成的，成4/4节奏，非常符合汉语四声节奏。读之，朗朗上口;舞之，翩翩起舞。《诗序》曰:“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司马迁在《史记·乐书》最后一段总结到:“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正确的教育是从复制《诗经》的声音开始的。通过声音训练心灵。只有心灵端正，行为才能端正。只有解决了“心”的问题，才能解决“行”的问题，这是千古教育实践总结出来的基本规律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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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code Symbols Duplication in the Cultural Genes

JI Hong

(Hanbin District Wuli High School, Ankang 725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cultural genes duplication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learning are two main lines that go hand in h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needs to be learned in verification, and cultural genes need to be copied. Compared with the chromosomes of biological genes and the double-helix structure of DNA, Chinese cultural genes have six pairs of “chromosomes”, of which five pairs are autosomes and one pair is sex chromosomes. The five pairs of autosomal chromosomes are composed of five tones, namely Gong, Shang, Jiao, Zheng and Yu. The sounds are arranged by four tonal symbols, the musical tones are arranged by twelve laws, and the sex chromosomes are arranged by the yin and yang symbols. “Book of Songs” and “Book of Changes” are the cultural gene symbols that Chinese people should try to duplicate most. The Book of Songs is a symbol of phonetic gene,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is a symbol of text gene. The former reflects on the past, the latter plans for the future. The two types of symbol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separate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so that we can live in “Dasein” calmly without being constricted, as if we have God's help. Having “Book of Songs” and “Book of Changes” endorsed for us is like inheriting a rich heritage and having a strong spiritual backing to resist the violation of “false and ugly” symbols. Zhu Zaiyu, a great musician in the Ming Dynasty, believed that “Daya” was a palace tone, “Xiaoya” was a levy tone, and “Guofeng” was a corner tone. Sima Qian said, “Orthodox people all start with sound: if sound is right, behavior. is right. ” Voice comes from the mind. Only when the mind is correct can behaviors be correct. Correct education begins with voice.  

Keywords: Symbols, semiotics, cultural genes, Book of Songs, Book of Changes

DOI: 10.48014/tpcp.20220610002

Citation: JI Hong. Meta-code symbols duplication in the cultural genes[J].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Pedagogy, 2023, 2(1): 1-8.